到了天国后期，洪秀全又面临另一种尴尬。各西方国家与清政府再次签订条约后，东南各省成了其势力范围。为了防止东南各省被洪秀全割据，构成对西方国家列强利益的危害，各西方国家纷纷与清政府合作，出兵出枪，镇压太平天国。同为上帝的子民，却相互厮杀。这一措手不及，使洪秀全的教义再次受到冲击。西方国家的参与，也使太平天国面临一个强劲的敌手。后来常州失守，然而太平天国的将领就曾经轻蔑地对李鸿章说：“要不是戈登洋枪队参与，你休想从我手中夺下常州。”西方参与对太平天国的威胁可见一斑。
以上所述，是胡雪岩所处时代大的形势。影响所及，整个国家一直处于内困外患的夹击中。胡雪岩因为身处沿海，上海又是近代洋人之集散地，所以这种夹击，从一开始就感受得十分强烈，而且其事业的各个方面，也无不与这些夹击的处理有关。平定内敌和抵抗外患，最显赫的人物都是在这时涌现的，也都是在这时进入了胡雪岩的视野。胡雪岩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因为他理解了这个大背景，在这两个灾难的巨轮间辗转，帮助这些伟人消灭了这两只灾难巨轮。并因为这些伟人的势力，扩展了自己的商业活动空间。
回过头来看一看胡雪岩所处的地域。
胡雪岩老家是安徽绩溪，绩溪属徽州管辖。自古以来，徽州因为地瘠人多，不得不向外迁移，以商养农，所以徽州以商业著名。明清以来，淮扬商业，尤其是盐业发达。而淮扬商人的主体，就是迁移出来的徽州人。
徽州人经营最多的是钱业和当铺。而其他各业，凡可赢利的，徽州人也从来不吝参与。
胡雪岩因为祖上经营沙船事业，小有成就，所以全家就从绩溪老家迁到了杭州。后来沙船失利，破了产，胡雪岩一家经济陷于困顿中。
但是杭州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既指它的风景，也指它的物产。杭州背靠杭嘉湖地区，自古农田肥沃，丝蚕业发达。而向南向西，整个山区的茶叶，是我国近代以来著名的对外供应物品。
杭州以北，是新近发展起来的上海和历史同样悠久的苏、扬、常及太湖地区。自两晋以来，整个上述地区就成为我国著名的产粮区。宋以来，又是我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明朝末年，正是以这一带丝织业的发展为核心，才出现了近代的资本主义商业的萌芽。
由于商业的需求，这一带的地产转卖、钱业汇兑等制度性建设发展迅速，整个地区的商业气氛非常浓厚。封建时代重农抑商，而这一带虽然受大的背景影响，虽然商人的地位仍然不是特别高，但是人们对商业的看法却远比北方人要客观、中肯。
●胡雪岩对时事的特殊驾驭
上述特殊的时事变化，并非所有人都能看得很准，也并非所有人都能有一个合适的对策。至于驾轻就熟，运筹帷幄，就更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得到。
我们说胡雪岩特异独出，就是因为胡雪岩对时事有特殊之敏感，其应对也正合了时势之理，这些都为他的商业活动开拓了新的领域。
这里倒不是说胡雪岩有异于常人的眼光，事先就有了一个特殊的筹划。和当时所有的中国人一样，胡雪岩对各种纷乱局势的认识也是逐步渐进的。当他刚接触洋人时，他心目中的洋人同样非常神秘、新奇。
但是随着交往的增多，他逐渐领悟到洋人也不过是利之所趋，所以只可使由之，不可放纵之。最后发展到互惠互利，其间的过程都是一步一步变化的。
但胡雪岩的确有高人之处，就是对整个时事有先人一步的了解和把握，所以能先于别人筹划出应对措施。有了这一先机，胡雪岩就能开风气，占地利，享天时，逐一己之利。
因此，当我们说胡雪岩对时事有一种特殊驾驭能力时，我们的意思正是，胡雪岩因为占了先机，故能够先人一着，从容应对。一旦和纷乱时事中茫然无措的人们相比照，胡雪岩的优势便显现出来了。
清朝发展到道光、咸丰年间，旧的格局突然受到震荡。洋人的坚船利炮，让一个至尊无上的帝国突然大吃苦头，随之而来的是长达十几年的内乱。
这一突然变故，在封建官僚阶层引起了分化。面对西方的冲击，官僚阶层起初均采取强硬措施，一致要维护帝国之尊严。随后，由于与西方接触层次的不同，引起了看法上的分歧。有一部分人看到了西方在势力上的强大，主张对外一律以安抚为主，务使处处讨好，让洋人找不到生事的借口。这一想法虽然可行，但却可怜可悲。因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以为一味地安抚就可笼络住洋人，这只是主观愿望。当然这些人用心良苦，不愿以鸡蛋碰石头，避免一般平民受大损伤。
另一部分人坚持以理持家，对洋人采取强势态度。认为一个国家断不可有退缩怯让之心，以免洋人得寸进尺。这一派人以气节胜。但在实际事情上仍然难以行通，因为中西实力差别太大，凡逢交战，吃亏的尽是老百姓。
这两路人都是站在帝国的立场上看洋人，所以可以说都是带有“偏见”的做法。
还有一部分人，因为和洋人打交道多，逐渐与洋人和为一家。一方面借着洋人讨一己私利，一方面借着洋人为中国做上一点好事。这一部分人就是早期的通事、买办商人以及与洋人交涉较多的沿海地区官僚。
对于洋人的不同理解，必然产生政治见解上的不同。与胡雪岩有关的，在早期，薛焕、何桂清、王有龄见解接近。他们对洋人的态度与曾国藩等对洋人的反感态度相对，形成两派在许多问题上有摩擦。利用洋人，这是薛、何、王的态度；表示担优和反对，这是曾国藩的态度。胡雪岩因为投身王有龄门下，自己也深知洋人之船坚炮利，所以一直是薛、何、王立场的策划者、参与者，也是受惠者。
到了中期，曾国藩、左宗棠观点开始变化。左宗棠由开始的不理解到理解和欣赏，进而积极地要开风气之先。胡雪岩因依附左宗棠，洋人观得以有了依托。但这时由于对洋人势力之分析、见解不同及集团和个人的利益不同，左宗棠和李鸿章之间产生分歧，并且最终使胡雪岩成为牺牲品。
对于洋人，下层百姓的反应大多是被动的。真正与洋人打交道者，均是从谋私财入手的，因而对大局影响不大。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下层的代表，在经过长期的打交道后，逐渐形成了一支稳固的力量，为中西交流起到了桥梁作用。
使清廷旧格局转变的另一冲击力量是太平天国运动。不过，由于太平天国信奉变了种的基督教，自身的封闭过强，因而其感召基本上限于下层之老百姓。大多数的地主知识分子，既未感到清朝政府有何特别需要变动之处，也感受不到太平天国运动的感召力量。
相反，由于曾国藩等一批优秀分子应激而出，地主知识分子阶层很快就聚拢于其周围，最终形成一支维系旧制的中坚力量。
太平天国运动对下层商人来讲，影响较大。因为商人的本性在逐利而不在建制，所以太平军一起，许多商人便趁了乱世，进行为所欲为的经营活动。
以上是旧格局受到冲击后不同层次人物的一般反应。
胡雪岩的反应与一般商人不同，可做如下之分析，以见其对时事把握的特殊之处。
清廷旧制既受冲击，朝廷自身惶惑，一般老百姓更是不解。胡雪岩从商业经验出发，认为一个社会要想存在，必然需要一个秩序的核心。这一核心起作用与否，全看我们一般人的态度。假如我们投入力量，加以维护，那么这个核心必然是有效的，它必然能生发出一种秩序，使我们每一个人受益。假如我们人人自危，对这个核心也采取瓦解之态度，那么这个核心必然无效，社会也自然而然坠入一种无序状态。而一个无序的社会，对任何人都是不利的。如果说有利，也只是对江洋大盗，对野心家，对流贼无赖有利。
基于这一认识，当洪杨之乱到来时，胡雪岩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趁机捞一把的好机会。在他看来，趁了浑水摸鱼，只是因为鱼是混乱的，才让人侥幸有所获。倒过来想，胡雪岩认为首先应该替官府维持秩序，秩序建立起来了，自己也就有了一个从事商业的好环境，官府感谢，由此也会提供诸多便利。
故而胡雪岩提出，他的当务之急是帮助官府打“长毛”，而不是今天从“长毛”那里捞一把，明天从官府那里捞一把。因为这样的话，你在两面都面临信任危机，“长毛”怀疑你与官府有勾结，官府怀疑你替“长毛”着想。商业最重要的是信用，信用丢了，生意就做不大。因为老主顾知道你并不敢保证自己是一心为他的，所以他可以和你打一两次交道，但是绝对不会三次四次地长久下去。那你就只好不断地换主顾。
这样就无异于你每一次要重新搭房建屋，成本大大提高，积累的机会就大大减少。
出于同样考虑，当清政府发行官钞时，胡雪岩做出了与钱业同行不同的选择。同行们都认为，洪杨变乱在眼前，政府是否可信大成问题。如果今天我接了这官钞，明天没有人要，兑换不出去，那就烂在手上，白白损失。胡雪岩的看法不同。按他的分析，朝廷毕竟大势还在，尽管朝廷遇到了许多麻烦，但社会要想运转，还非得靠现在这个朝廷不可。况且朝廷的信用是大家做出来的，人人出来维护，信用自然就好。所以别人不理这官钞，胡雪岩却要接。不但自己接，还动员别人接，并且以自己的信用作保证。
替了官府打“长毛”，这既是一种风险，也是一种投资，投进去的是眼光。胡雪岩这种看法，符合商业的一般原则。任何一个商业都要求稳定。商人可以面临纷乱的局面不顾生死去求取利润，但这种纷乱局面却不是商人的愿望。任何一个商人都希望在一种平静的气氛下进行风险最小的投资，以求得利润最大。除非发生特殊变故，使得混乱比平安更能减少成本。更何况当时的清廷，基本结构健在，所受的只是猛然一击，但却并非致命一击。
基于这种考虑，胡雪岩一直紧紧依靠官府。从王有龄开始，运漕粮、办团练、收厘金、购军火，到薛焕、何桂清时，筹划中外联合剿杀太平军，最后，还说动左宗棠，设置上海转运局，帮助他西北平叛成功。由于帮助官府有功，胡雪岩得以使自己的生意从南方做到北方，从钱庄做到药品，从杭州做到外国。官府承认了胡雪岩的选择和功绩，也为胡雪岩提供了他从事商业所必须具有的自由选择权。假如没有官府的层层放任和保护，在这样的一个封建帝国，胡雪岩必然处处受滞阻，他的商业投入也必然过大。而且由于投入过大和损耗太大，他的商业也不可能形成这么大的一个规模。
对于清廷旧制，胡雪岩还有另外一层看法。许多商人只是畏惧官府，没有想到驾驭官府。胡雪岩一开初倒也不会有驾驭官府之想。但是在他所帮助的王有龄升官之后，他逐渐发现自己借王有龄获得的便利甚多。首先是资金周转便利，因为有了官府之流转金作依托；其次发现官府的好多事自己可以以商业活动完成，既减少了官僚办事的低效，自己也赚取了利润；第三是自己借了官府之名，能做到许多以商人身份很难涉足之事。
所以后来胡雪岩对于利用旧制有了信心。一开始他并不愿捐官，认为生意人和做官的人在一起别扭。后来想法变了，既然官府与生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就不妨捐官，涉入官场。这样做其实也是以最小投入，完成最大产出。
胡雪岩在人们心目中，其最大特点就是“官商”，也就是人们说的“红顶商人”。
这“红顶”很具象征意义，因为它是朝廷赏发的。戴上它，意味着胡雪岩受到了皇帝的恩宠。事实上，它意味着皇帝肯定了胡雪岩所从事的商业活动的合法性。既然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皇帝所保护的人自然也不应受到掣肘。换一层讲，皇帝的至高无上也保证了被保护人的信誉。所以王公大臣才能很放心地把大把银子存人阜康钱庄。
胡雪岩一面获得了信用，另一方面也清扫了政府在封建时代对商人的无所不在的干预，所以他才能如同一个真正的商人那样去从事商业活动。
对于洪杨之乱，胡雪岩的应对又有不同。
前边讲到，有许多商人对洪杨乱起抱了投机的心理，想趁机捞上一把。所以他们就没一条准则、一条理念，只知一时的利润。这样做无异于自毁信用。到头来，“长毛”也不信任他了，因为他是依顺官府的，官府也不信任他了，因为他曾暗通“长毛”。
胡雪岩的原则很明确，“长毛”的口号不得人心，是长久不了的。所以必须帮助官府打“长毛”，以维持一个大秩序。
不过胡雪岩对于因为洪杨乱起而纷扰不安的一般人却有另一层同情的看法。
在胡雪岩看来，“长毛”起事，有好多老百姓都是被迫卷人这场纷乱中的。比如周八俊，不堪别人的欺负犯了事，只得投靠了“长毛”；又比如蒋营官，“长毛”打到了家门口，男耕女织的平安日子过不下去了，只好投了军，出来与“长毛”作战。
他们都是不得已而卷人。所以他们对大时局并无太多看法。他们只希望老老实实在其中一边做事。人只要勤勉，不论在哪一边总是会越过越好的。
就是投奔了“长毛”做了小头目的，或者因为“长毛”压过来了，顺投了“长毛”
的富户，也大都有难言之隐，不得不这样。你可以说他们糊涂。不过大凡老百姓，有几个是不糊涂的。他们又不是有所图，只是东风来了，他们不得不往西倒，西风来了，他们又不得不往东倒。
有了这种同情的认识，胡雪岩对他们也就不那么苛刻。尤其是在遇到像周八俊这样的人存银子时，他能以同情的心对待，愿意以自己的商业活动，给他们一个再生之希望。
当然也可以说胡雪岩这里边有商业的动机。不过，如果不是有这种同情的了解，胡雪岩就不会看得那么深，他对这些人手头的银子就会避之唯恐不及。因为很显然，这些人是与“长毛”有染的。
但是胡雪岩不这么看。与“长毛”有染，没错。不过要看是什么原因，什么姿态。
这些人都是些老实的小平民。你不吸收他的存款，他就不得不把它们给“长毛”用，或者被无理的官差劫掠走。这样于秩序无益，反倒有害。
而且这还牵涉到对商人和官府的关系如何看。是商人也都得从官府的角度看问题，还是商人有商人的原则，官府有官府的目标。假如商人都从官府角度看，效果会好吗？肯定不好。因为士农工商，各有各的位置，各遵从各的原则。乱了位置，变换了原则，就是乱名，而“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遂”。
照胡雪岩的看法，就是商人对客户讲信用，官府对朝廷讲良心。商人只管自己是否说了话算数，是对自己的服务对象——客户——来讲的。官府只管自己做事是否对得起朝廷。两者对象不同，原则不同，假如各行其是，各司其职，整个社会便井然有序。否则就只会增加混乱，而于事无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