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让我们把视线又移到冯建军身上。冯建军是一只初生牛犊，尽管张主任
在他脑壳上敲了警钟，但他却用他那两只尖尖的牛角顶住了张主任那番话的压力。我要吃饭，这个个体户的先驱者这么坚决地想到，我总不能在社会主义国家把自己活活饿死。再说人要吃饭，你们不给我工作，我就只能自己想办法养活自己。这个思想虽然简单，但却很有力地盘踞在他脑海里，就如一支军队占据了某处制高点，顽强地控制了他。那天晚上，冯建军坐在门口抽着烟，脑海里有两股势力斗争着，一股势力代表着他的本性，那就是不理睬张主任，不去送礼；另一股势力来自于世俗观念，很强大地驱使着他的两条腿往张主任家走，去厚着脸皮送礼。一种势力说：怕什么怕，最多就是抓去关几天，教育一通然后又放出来。另一股势力说：还是去拜访拜访张主任有好处，因为认这个山头和不认这个山头是不同的，毕竟他是办事处主任，手上有权！一种势力说：你送礼过去，他保证不会接，因为他会认为这是犯错误，所以不必要去碰这颗钉子。另一股势力说：送去他不要是一回事，不送又是另一回事，因为你不买他的账他就会不舒服。送礼是一种客气，意思要到位。我只说我是没有办法才走这条路，又不是别的。他就这么比较来比较去地想着，最后他问彭嫦娥说：“你看到底送礼给张主任不？你凭直觉说看？”
彭嫦娥当然主张送礼，“当然要送，这还要问。”她说。
“我又怕他不接，”他烦恼地摇摇头，“要是他不接，我就进退都不是人了。”
“你在张主任面前本来就不是人。”她客观地说，“就算他要你把礼提回来，也只有几脚路。但是尊敬他的意思还是到了，他是办事处主任。”
那天晚上九点多钟，冯建军提着一对德山大曲和两条大庆烟（三元钱一条），走进了张主任的家门。他没有敲门就走了进去，那是夏天，门开着。当时还没有电风扇，跟夏天作斗争的惟一方式就是门窗大敞，或用蒲扇驱赶燠热。张主任正举把蒲扇坐在竹铺上看报，打着一个赤膊，戴副老花眼镜。“张主任。”冯建军毕恭毕敬的模样说，手上提的礼品怕羞似的放在腿后。
张主任当然注意到了他手上有东西。“坐吧。”张主任表情淡漠地放下了手中的报纸指着一张竹靠椅说。
冯建军不得不把手中的礼物摆在张主任家的饭桌上，“张主任，做晚辈的一点小意思。”这在当时并非如他说的小意思，因为这花了十元钱啦！张主任那时也就是四十五元一月，却要养一家人。十元钱在那时候相当于现在的好几百块钱呢。当时学徒工一个月还只十八元工资；大米只有一毛四分钱一斤，白菜二分钱一斤，鸡蛋五分钱一个，猪肉九毛钱一斤。十元钱可不是小数目！
张主任知道他的用心，他那间房子己经打了那么大一个洞，那个洞可不是为了通风用的。张主任严肃着自己的马脸睨着他，“你买这么多东西来干什么？”张主任批评他道，“提回去提回去，我是不搞这一套的人，军伢子你要晓得。”
“张主任，您是看着我军伢子长大的。”冯建军嬉皮笑脸地说，“我从小就失去了父母，您还教育我少了？您那时候时常批评我的话，我都记在心里的。您就当是晚辈孝敬长辈，这总没关系吧？”张主任的耳朵很受用，那鹰一样盯他的目光自然就慈祥多了。这毕竟是喜人的礼物，烟和酒都是他日常生活中需要的。这位二十多年前在朝鲜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志愿军战士，在生活中只对两样东西感兴趣，那就是烟和酒。由于他的经济基础只这样，平常他只抽大红花（一毛八分钱一包）或者抽更差的红橘（一毛三分一包）。大庆烟，是长沙卷烟厂生产的名牌，是当时的高档烟。张主任只在几次开会中抽过几次，入口很流畅，味道也很纯正。那个曾经企图将张小英摁在床上干那种事的冯建军在任何场合下都不会使他愉快，但大庆烟却让他有舒服感，甚至说有了些美好的追求和向往，那就是他觉得他马上就有好烟抽了。
“军伢子，我知道你是为开店子的事来找我，”张主任扬起马脸瞥着他，“但这种事是干不得的，搞不好就要犯错误。我先喊醒你。”
“是的是的。我知道，张主任。”冯建军说，“但我现在是一家人都没有饭吃，不做点小买卖，我的细伢子就会饿死去。实在是没别的办法。”
“但这可是犯错误的事，现在我还没听说哪里有私人开店子的事。”张主任说，“我不敢为你挑这个担子，国家也不允许的。”
冯建军看着他，脸上升起了一片悲哀的雾霭。
“这笔钱喂狗了。”他回到家里时，小声对彭嫦娥说。“他不同意。他怕犯错误。”
她瞅着他，一边把衬衣解开，一边把婴儿的嘴凑上去。“张主任还说了什么？”
“他要我把礼物提回来，”冯建军皱着眉头，“但是我既然提到他家里了……我就是心疼这笔钱，可以让我们吃两个星期饭呢。他妈的，白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