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上午八点多钟，刘大妈带着两个派出所的民警一起来了。
“你是叫彭嫦娥吧？”一个瘦个子民警把目光落在穿着大红花衬衣，挺着个大肚子的彭嫦娥身上，绷着脸慢条斯理地说，“跟我们到妇幼保健院去，走啰。”
彭嫦娥一脸煞白，“我我我不去去。”她讲话都结巴起来了，“我哪里都都不去。”
瘦个民警从裤口袋里掏出了亮晶晶的不锈钢手铐，对她晃了晃。“你最好是主动和我们走着去。”民警威胁她说，“不要我们把你铐起去，那就不太好。你自己走！”
冯建军当时不在家，当时他在菜店里买菜。他回来时，见门锁着，打开门一看，桌上一张条子，上面写着“我到妇幼保健院流产去了”。冯建军头皮一炸，血就涌到了脸上。他急着走出来，盯着一个蹲在自来水龙头下洗衣服的大姐，“你晓得嫦娥哪里去了么？”他盯着这位大姐说。
“刚才刘大妈和两个民警来过你家，”大姐说，“嫦娥和他们一起出去了。”
冯建军心里顿时明白了，不能让他们得逞。他心里说。他急忙向李跃进家赶去。李跃进家住在H机械厂对面的巷子里。李跃进的父亲是幸福街办事处食堂里的工人，一天到晚总是骑着一辆三轮车到菜市场采购，喜欢唱几句京剧。李跃进虽然是名知青，但经常在城市里逗留。这会儿他还睡在床上没起来。“派出所的两个民警和刘大妈，”冯建军急不可待地对他说，“把彭嫦娥带到妇幼保健院去了，逼她去流产。”他绝望的形容望着李跃进，好像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后者身上了一样。“这下完了，日他娘的！”
“我们赶快去找建国，”李跃进说，走进厨房随便漱了下口，只是拿着湿毛巾揩了把脸，又走进自己的房间，从枕头下掏出一把三角刮刀，往身上一插，觉得太显形了。“我们去把嫦娥抢出来。”他说，望一眼四周，拿起挂在墙上的军用书包，把里面的书本倒掉，将三角刮刀放了进去。
“你带把三角刮刀不好吧？”冯建军不安道。
“你不懂，有的人不怕你恶，也不怕拳头，但怕刀子。”李跃进说，“这号东西吓人一碗饭，要带的。”
两人走出来，急急往刘建国家走去。刘建国正躺在床上看书，见他们进来，就站起身为他们泡茶。李跃进等刘建国的姐姐一走开，忙说：“我们得去抢彭嫦娥，她被两个民警带到妇幼保健院去了。”
“他们真的来硬的啊，”刘建国摸摸自己的头发说，“那我们也不跟他们讲道理。”三个人走出门时，天突然就下起了雨，劈里啪啦下得很猛烈。三人打着两把伞，匆匆往妇幼保健院走去。妇幼保健院在办事处那头，是栋二层楼的红砖房子。他们以为那两个民警会守在妇幼保健院门口，以防有变，结果没有，于是他们三人很勇敢地闯了进去，于是就有了前文叙述的那一幕……
他们离开妇幼保健院就直奔汽车东站而去。他们在去妇幼保健院的路上就商量好了，抢回彭嫦娥就去李跃进的知青点。李跃进说，他下乡的那个地方，农村妇女生孩子都是赤脚医生接生，有的还是老婆婆接生。“我跟赤脚医生很熟。”李跃进说。
“赤脚医生是男的还是女的？“在长途汽车上，冯建军问。
“女的，”李跃进说，“我们知青点的人都叫她黄嫂，感冒了都找她拿药吃。”
彭嫦娥的脸上已没有了眼泪，开始泛起了红润。她在医院里时，哭得泪人儿似的，现在只剩了一双眼睛有些红肿外，多的就是高兴了。“不是你们及时赶到，”她高兴道，“现在这个孩子就变成鬼了，正是搭帮你们。”她当然是指刘建国和李跃进。
“这没什么，”李跃进说，“你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我们是冯建军的朋友，我们讲了要帮你们的。”
两个小时后，汽车驶到了距李跃进的知青点三里路的公路旁。这时雨已经停了。四人便沿着一条田间小路，朝李跃进的知青点赶去。李跃进把冯建军两口子安排在知青点的养猪场里住，让那个守猪场的农民（给了那农民十元钱）腾出那间狭窄的土砖房，于是冯建军两口子住了进去，睡在那张汗臭熏天的邋里邋遢的床上。“你们好好睡觉吧，”李跃进看着他俩一笑，“住在这里，不会有人讨你们的嫌。”
“那就再好不过了。”冯建军这么想了想说。
冯建军和彭嫦娥在李跃进的知青点住了两个月，女儿冯月明便呱呱坠地了。出生前，她最后还折磨了她母亲一下，这才辞别她依恋了九个多月的子宫，很骄傲地钻了出来。她那尖锐的哭声把在猪场的上空驻扎了一个多星期的乌云也撕开了，太阳露了出来，地上阳光灿烂。当时冯建军和李跃进站在猪场外面干着急，脑壳都急晕了。刘建国也赶来了，不过他没有那么急，他相信会安然无恙地生下来：“我保证会顺利地生下来，”刘建国说，抽着烟，一点也不在乎彭嫦娥在那间狭窄的房子里尖嚷怪叫。“不要急。”
彭嫦娥昨天晚上开始喊肚子疼，直到今天上午十点了还没生下来。彭嫦娥的阴道口很小，赤脚医生黄嫂说恐怕要上公社卫生院去开刀，因为孩子的头出不来，“中午再生不出来，”黄嫂走出来告诉冯建军和李跃进说，脸上充满了焦虑，“就得喊部手扶拖拉机送到公社卫生院去，不然母子都会有危险。”
冯建军一脸苦大仇深地走来走去，看着猪栏里的猪叫唤。“公社卫生院在什么地方？”他问在一旁干着急的李跃进。
“离这里有七里路远，”李跃进叹口气说，“路不好走，只能走手扶拖拉机。”
“那到哪里去找手扶拖拉机？”冯建军瞅着他，“我又不熟悉这里的情况。”
“跃进，你去大队上找手扶拖拉机看看，”刘建国说，“还是要以防万一。”
“我去问问那个老知青看。”李跃进急得不得了的样子，对着墙壁恶狠狠地打了一掌，往门外走去。“我去找找人，他妈的！”
李跃进刚刚走出门槛，一个稚嫩、亲切且尖亮的哭声从那张破烂的门里飞了出来，跟一只蝴蝶在他们眼前飞来飞去一样。“生了，”刘建国冲着冯建军嚷道，“你听。我讲了会顺利地生下来吧！”接着他冲门外的李跃进兴高采烈地大叫道：“不要去了不要去了，跃进，生了，生了。”
冯建军大步走进了那间房子，“黄嫂，”他望着黄嫂，“是伢子还是妹子？”
“小千金。”黄嫂脸上的表情松弛了下来，回答说。
冯建军没吭声，我这么拼力与厂里和街道办事处抗争，生下来的却是个姑娘，他妈的，真不值！他想。李跃进从门口探进头来，非常兴奋和关心地看着他问；“建军，是伢子还是妹子？”
“蹲着屙尿的，”冯建军说，走出来，“做国家主席的爸爸没希望了，只能做个国家主席的岳父了。他娘的。”
早几天他们在一起闲聊时，刘建国说：“说不定你这个儿子将来有一天是国家主席呢。”现在刘建国又这么安慰他说：“你要这样想，搭帮生了个女儿，要不就生了个贼。”
那天下午，李跃进跑到公社代销店买了一只公鸡和三斤半肥半瘦的猪肉，还买了瓶德山大曲。那天的晚餐自然就特别丰盛（李跃进和刘建国做的）。“我今天是第一天做父亲，”冯建军在吃饭前，面对李跃进和刘建国说，“我是不喝酒的，但我今天准备大醉。孩子生下来了。虽然是个长大了白给人日的，但毕竟是我女儿。来，干杯。”他端起酒杯往口里一倒，“一口为尽，他妈的，干杯。”一杯酒下肚，几个人身上的血就沸腾起来，脸上都红灿灿的。“干脆我们来个‘桃园三结义，。”李跃进看着他们两无一笑，“正式结为兄弟。”
“我觉得这个主意好，”刘建国说，“我赞成。”
“我也觉得这个主意好，”冯建军说，“我等于是一个孤儿，一无哥哥二无姐姐，今天我多了两个兄弟。我们来个结义！”
三个人都是1958年出生的，只是月份不同。大小只是一两个月的区别。“干脆这样吧，”冯建军说，掏出了一枚锃亮的五分钱硬币，“大几天不算大，小一个月也不算小，索性听天由命，用这个五分钱硬币决定谁是大哥二哥。可以不？”
“可以可以。”刘建国说，因为按日子计算他最小，只能算三弟。
冯建军说了个临时想出来的办法，每人抛十次硬币，谁的“国”次最多就是大哥，依次是二哥和三弟。“你们两个说公平不？”冯建军问他们。
“公平，最公平。”刘建国说，“我觉得这是天意安排我们的大小。”
于是就开始了抛硬币，三个人依次抛着，模样都非常虔诚，因为都不愿意当三弟。冯建军抛的十次中有七次是“国”，刘建国抛的十次中只有六次是“国”。李跃进抛的九次硬币中有五次是“国”，剩下最后一次时心里不免有点紧张，因为他不愿意做三弟。他像一个虔诚的小和尚犯了错误一样，双手合十地夹着那枚五分的硬币，口里念念有词地念着“国”，同念经似的，且念了好几分钟，念得刘建国都烦躁起来了。当他下定决心朝上一抛，待落到地上的硬币在地上跳跃了好一气，最后倒下不动时，却是他不希望看到的“粮”。“完了，”他有点沮丧地说，低下头，“老子一向命不好。”
冯建军盯着眼下这个三弟，“这是天命。”他说，“你只能认命。”
“我认命。”李跃进说，“大哥二哥。”
接下来，便是喝血酒。冯建军拿起菜刀在自己左手的食指上轻轻划了下，血涌了出来，滴在一只装着半碗酒的碗里。“现在是你了。”他把菜刀递给刘建国，瞟着这个二弟。
刘建国接过菜刀，也往自己左手的食指上划了一刀，也把手指的血滴到了碗里。“现在是你了，”他把菜刀递给李跃进，“三弟。”他高兴地说，因为他比对方小一个月。
李跃进恨自己很冤枉的一下子成了三弟，就十分赌气地拿过菜刀，简直是恶狠狠地朝自己左手的食指上一划，结果划了一条半厘米深的口子，血汩汩地流着，非常凶。
“你莫对自己这么不友好。”冯建军瞥着他，忙把自己的洗脸手巾给他，叫他堵住伤口。“莫那么认真，这是好玩的。”
“我是认真的。”李跃进一脸面苦地低下头，罪犯似的，“这碗酒一喝进肚子，我就正式成为你们的三弟了。”
“这碗酒可以不喝，”冯建军不想为难他地一笑，“我们还是原来的样子好。”
“那不行。这碗酒里流着我们兄弟三个的血，你怕这是开玩笑！”李跃进表态说，毅然看着冯建军，“你是大哥，你先喝，大哥。”
“我觉得要来真的就到月亮下去喝这碗酒。”刘建国说，脸上很愉快，“将来月亮是我们结为兄弟的证人。这更是那么回事。你们说呢？”
冯建军端着那碗酒，迈出了房门。三人走出猪场，走到了十一月里溜圆的月亮下，一并跪在屋前的草地上，对着蓝幽幽的天空和黄灿灿的月亮发着誓，誓言是：
“虽不同生但愿同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然后轮流喝了流着自己的血液和两个朋友血液的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