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大年初四，幸福街小学72届（中间停了一年学）六甲班的全体同学，搞了个加强横向联系的同学聚会。冯建军、李跃进、刘建国、张小英和何斌都去了。这个同学会是一个身在加拿大的同学回来后，花了大力气组织的。这个同学姓陈名中华，只读了小学，因成分不好（出身地主兼资本家）就没有读书了。他出国并不是他有什么本事，而是他无心插柳柳成荫。“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长大了，爱上了一个比他大五岁的姑娘，该姑娘的叔叔解放前就去了台湾，后来在加拿大定居，开了个中国餐馆，无后代，十年前去世时指定遗产由他亲哥哥的子女继承。该姑娘是家里的独女，自然就去继承了。陈中华也去了，一去就是十年。现在这个身在加拿大的幸福街小学72届六甲班的同学，回来了，自然就渴望与同学们相聚。这种渴望立刻就付诸到了行动中，联络了几个他在小学时代玩得好的同学，东奔西走，于是就有了大年初四的同学聚会。聚会地点安排在幸福街小学的校门前，时间是初四下午三点钟，然后一起去长沙市最好的华天酒家潇洒。
幸福街小学离李跃进住的地方不远，步行不过十分钟就到了。李跃进对同学聚会兴趣不大，但冯建军却有点激动，从年前接到这个通知起，他的脑海就没平静过，他就在想穿什么衣服去参加同学会。他没有好衣服穿，可以说他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他不希望自己在同学眼里一副寒酸的形容。他身上的衣服没一件式样好的，都是烂便宜的货。“我没有一件好衣服。”大年初二的那天，他垂着头对李跃进说。
李跃进知道冯建军从读小学起就是个面子观念很强的人，“你穿我的衣服啰。”
李跃进瞅着他，“我反正是这样子，随便。”
“你也没好衣服。”冯建军看他一眼说。
大年初三的下午，李跃进口袋里就揣着一千块钱，和冯建军上街了。可是很多个体户服装店都关了门，最后两人在一家国营商店里看了半天，选了件呢子大衣，又买了条灰色的裤子，还买了条红黑两色的格子围巾，这才有了外表焕然一新的冯建军。李跃进知道他这一身打扮不是为别人，而是为已远离他而去的张小英。当大年初四的中午，冯建军站在穿衣镜前，一件件地穿上，并对着镜子左照右照地搬弄自己的头发时，李跃进站在背后肯定他说：“你跟‘五四’青年一样。味道蛮好。”
他们到达母校的门前时，很多同学已站在那儿等了。“冯建军，”有人这么叫他。
“李跃进？”有人看着李跃进判断道，“哎呀，你们都变得不认得了。”
“你们好。”那个组织这次同学聚会的口袋里揣着加拿大护照的陈中华跑上来说。
“哎呀，冯建军！你现在在哪里发财？”刘建国一脸不含糊地走上来瞧着他，身上的质地柔软的羊皮夹克，在金灿灿的阳光下闪着高贵的光。
“我有什么财发啰。”冯建军一脸冷淡地说，眼睛却盯着站在那儿没走过来的张小英。张小英也看见了他，但没走过来。他感到那张美丽的脸上有红云，那片红云是为他的到来升起的，就跟月亮是为夜晚升起一样。
“你现在搞什么？”刘建国注意到他望着张小英，忙问。
冯建军把眼光放到刘建国脸上，就仿佛是把刀子架在刘建国的脖子上似的，使刘建国脸色都白了。他没回答对方，目光又移到递烟给他抽的陈中华身上。“谢谢，”他对陈中华一笑，“你现在是外国人了，加拿大华人，好过啰。”
这时周老师由几个男女同学前呼后拥着从校门内走了出来。原来这些同学都随周老师走进母校参观了一番。周老师己经退休了，脸上的皱纹纵横交错着，好像爬满了千足虫似的。“周老师！”冯建军走上去同周老师打招呼。
周老师也看见了他，“冯建军，你出来了？”周老师当着许多同学不懂事地说，她当然是关心她这个学生。
冯建军脸一红，马上又镇静了，因为他感觉到侧面有一双明亮的他深深爱着的眼睛瞪着他。“早就出来不。”他说，“没来看您，实在对不起。”
“出来了就好，”周老师说，“还有本钱好好干，你还年轻，年轻就是本钱。”
冯建军笑笑：“是的，周老师说得对。”
一个不知情的同学瞥着他，“你从哪里出来了？”这个同学不是很明白地问。
冯建军感到很多同学都注视着他，“从屋里出来了。”他回答说，一笑。
又来了几个同学，大家又都惊诧一番，因为变化太大了，不是今天在这里，绝对不可能再认识。有的同学几乎是二十年没见面了。好多同学就不认识西装革履的陈中华，还以为他是哪个女同学带来抖神的丈夫，读小学的时候，陈中华一点也不打眼，又矮又瘦，老实得在大庭广众之下连屁都不敢打，如今却发了胖，脸又大又圆，由此眼睛都变小了。大家的惊讶还不光是体现在陈中华身上，而且还体现在各自把对方视为陌生人的脸上。对于冯建军和李跃进来说，很多同学连叫什么名字都忘记了，他们对于有的同学也一样。于是大家又搜肠刮肚地拼命回忆一番，这才把对方与自己小时候记忆里的某个同学模模糊糊地对上号，自然就
一片高兴，高兴得欢腾起来。男人相互拍肩握手，女人却是一片惊异的尖叫声和笑声。
“你是冯建军哦，那不认得了！你那时候好调皮的，我只记得。”
“你是何斌？那我没一点印象了。”
“你是刘建国？我日你的，我还以为你是哪里来的华侨呢！”
“你是李跃进？啊呀，你长得跟一头熊猫样的了。”
“张小英，我记得，你那时候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在台上跳《白毛女》。”
临了，只有七八个同学没有到。大家上了一辆陈中华租来的大客车，刘建国和张小英，还有三个同学却上了刘建国开来的奥迪轿车，另外还有两个同学是骑摩托车来的。四点钟的时候，大家估计不会再有同学来了，于是这只大小不一的车队便向华天酒家开拔了。
陈中华在华天酒家包了一间摆着六张大圆桌，四围摆了圈黑皮沙发，黑亮亮的矮柜上，一边摆着一台带卡拉OK大彩电的雅座大包厢。对于72届六甲班的大部分同学来说，这还是第一次开洋荤，走进这种装修豪华和高雅的高消费场所。闲聊中，大家很快就获悉除了身居加拿大的陈中华外，身在长沙的72届六甲班的同学里，就只刘建国是真正搞发了，其他同学基本上是分布在长沙市的各个工厂里，拿两百多元的呆工资生活，有的同学拿的工资还不到两百元一月，因为工厂没事做。相比之下，守着两张桌球台的李跃进还算混得好的同学中一个，另外两个骑摩托车的同学，一个是做照相器材生意，一个是开了个槟榔店子。“你介绍经验看。你是怎么成为资本家的？”一些同学用期待的形容瞅着刘建国。
刘建国谦虚地一笑，“我主要是运气好。”他又生怕别人揩他的油水样补充说，“样子像是发了财，其实没发财。陈中华才是真正的老板。我真的不行。”
“你莫假谦虚，没有哪个打劫你。”冯建军扔给他一句，“谦虚过度就是虚伪。”
“大家都想找你取经，你莫保守。”李跃进也向他进攻说，“你在读小学的时候就没讲过一句实话。”
“我真的没发财。”刘建国解释说，“我开的汽车是公司里的。”
“公司是哪个的？”冯建军横他一眼，“你还装宝！”
“发财是光荣呀。”周老师说，“刘建国，你介绍经验，让同学们都学点生意经。”
“我觉得作为一个企业家，最主要的是一分钱要做两分钱用。”刘建国被众多同学逼得没办法，只好吐露他经商的原则道，“很简单，就是时时刻刻以自己的企业为重，要想到每一分钱都有它的用途。”
大家针对他的话七嘴八舌地评判着，为此还产生了争论。冯建军没有加入这种毫无意义的争论和探讨，他的心事都在张小英身上，他的目光时不时跟大雁一样飞到了张小英那张美丽的脸上，并在那里栖息一会儿。张小英在那里力求驱赶他对她心灵的入侵，她装作很高兴地同几个女同学说这说那，但是笑声是不自然的，她的笑声过于响亮了。她绝不是这种喜欢高声说话和笑声响亮的女人，在冯建军的心里，她的笑声是温馨的，飘扬着茉莉花的清香。她说话的声音也很温柔，像春风把树叶吹得沙沙响的声音。但今天她很反常，就同夏天气落雪一样反常。他估计她的内心一定在作斗争，而这种斗争体现在表面上的，当然就是假装高兴和用尖亮的声音说话和笑了。当她们这伙女同学快活地拿起麦克风，唱着新近流行的通俗歌曲，而一个女同学点了首《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准备唱时，冯建军大声提出道：“让张小英唱《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啰。”
张小英回头瞥他一眼，长脸红灿灿的。“我不唱。”
但是陈中华要她唱，“我也想听你唱这首歌。”这位身上揣着加拿大护照的人说，“我记得有一年元旦，你在台上唱过这首歌。”
“我没唱过这支歌。”张小英红着脸否认说。
“你唱过。”李跃进说，“你是怕刘建国不批准你唱吧？建国，你批准不？你莫那样小气啰，美丽的花朵要大家欣赏才有味。”
“我敢不批准？”刘建国听到这样的恭维话，很高兴的样子笑笑。
“那你就唱。”冯建军盯着她，“既然刘建国批准了。”
张小英站了起来，红着脸看了眼众人。“我真的唱不好。”她说。
冯建军看不得她扭扭捏捏，“唱啰唱啰。”冯建军不耐烦了，“莫学着矫揉造作。”
对于张小英来说，这句话说得很重，但她不敢反击他。她拿起了麦克风，转过身去，用她那清纯的女中音跟着音响里播送出来的乐曲，看着荧光屏里一个穿三点式泳装的姑娘在沙滩上边晒太阳边这里走那里走，唱起了《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这首歌从张小英的喉咙里飘出来，一下子就把四十几位72届六甲班的同学，牵入了那个己经远离的时代，那个时候他们个个都是无忧无虑的孩子啊。就有同学跟着张小英的歌声唱起来，最先只是一个，紧接着就是几个，然后是一半同学扯开喉咙跟着唱：“……啊，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您的光辉思想永远照我心。啊，春风最暖，毛主席最亲，您的革命路线永远指航程……”歌声从
这间装修豪华的房间里传出去，吸引了一些人，以至有几个人走到门口来看热闹，脸上挂着好奇的微笑。歌声迅速就把大家的欢乐吞噬了，就好像乌云把太阳吞噬了似的。大家并不是怎么怎么地爱毛主席，而是惋惜己经流逝的岁月，追忆失去的年华。
“周老师，我们以前太没读得书了。”一个同学感叹说。“进入这个90年代后，我自己总觉得自己无所适从，不晓得要干什么好。真的，我觉得我面对这个说起来到处都是机会的时代，我脑壳是木的，觉得自己一肚子草！我想赚钱，单位那么一点工资，大家都知道只吃得饭，但我不晓得走哪条路去赚，太没读得书了。明显搞二十几岁的大学生不赢，我真的好后悔呢。”
“我们那个时候读什么书啰？ ”另一同学说，“那叫做读书？那是读鬼书！我们那点知识只能哄文盲。你还莫说搞现在的大学生搞不赢，就是搞现在的高中毕业生，我们都搞不赢，他们的脑壳比我们活得多。我是感到自己落伍了，没读得书，自己害了自己。”
“我们那是什么时代？那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时代！”
冯建军接住他们说的话说，“我们现在就是社会主义的草。我们有什么脑壳？我们脑壳里装的都是草，就同牛和马一样，装一肚子草。我们现在活得跟狗一样，这个社会毫不负责任地把我们这代人抛弃了。我们这代人最吃亏。”
“是的是的。那时候我们太没读书了。”一同学附和说，“我现在只能眼巴巴地望着厂里多发几个奖金，而厂里的效益偏偏又差得要死。跟你们讲老实话，莫说华天酒家，我连自己家门口的餐馆都没进去过一次。没有钱。”
“都差不多，都差不多。”何斌说，“我们同学中，除了陈中华我不说，可能就是刘建国混得最有出息。我虽然读了大学，也不比你们好，我在刘建国公司里打工。”
“刘建国，你帮下我们看？”一同学要求说。
“刘建国把我安排到你们公司扫地看？”一同学一脸正经地说，“跟你看门都要得，我这个人没有高要求。我是草，不是苗，不嫌弃的话，就让我到你的公司守传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