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文学书。康熙从小就稽古崇文，曾将秦汉以来至康宋时期的名作，以及有关世道风俗者，汇集成了一本书，逐篇亲加评论，取名叫《古文渊鉴》，在康熙二十四年出版发行了。康熙还特别欣赏唐诗，尤其是唐太宗、欧阳修的作品，他称唐太宗的作品是完全以天下的黎民百姓为题材而作的，而欧阳修的作品，讥谕谗人乱国，意味深长，每喜读之。为此他主持编订了《全唐诗》、《历代题画诗》、《历代诗宗》、《四朝诗》、《全金诗》、《御选唐诗》等书。康熙自著之诗词文章，由臣工整理成《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共一百七十六卷，陆续印制出版。
四是经书，凡是皇上说过或读过之经书，均令刊刻颁行，并为其加序。满文译本几乎同时翻译出版。满文译本的及时出版，不仅有利于满人学习古典汉文书籍，同时也有利于西方传教士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因为传教士学习满语比学习汉语容易得多。经书的出版，在宏观上促进了满汉及国际间的文化交流。
五是自然科学方面的书。如河务水利、医药卫生、边疆地理、天文历法、物理数学等。
以上所述，都是一代帝王雄才大略，气势磅礴之恢宏韬略，更是后世不可多得的财富之一。
此外，宋代为皇帝讲解经史所特设的经席，称之为径筵，元明清三代仍循沿此传统。早在康熙三年夏四月十五日，福建道御史卫鼎首先提议说：宜及时举行经筵，请于满汉词臣中，先择老成持重、学问渊博之人，授为讲官，将经史中有关治理国家方面的言论，采辑翻译，以备进讲。并请早修三朝实录，撮其要旨，编为祖训一书，每次同经史进讲。皇上看到祖训文章，更有利于圣学之发挥。
在康熙六年皇帝躬亲大政之后，又有人提出，如不讲经求史，研究义理，深知先代兴衰治乱之原，以及人情事情，稼穑艰难之事，那么，正是处理财务，用人行政，怎能完全处理好，以法天下而重后世呢？臣请敕之礼部，详议讲读之规章，取内府所藏之世祖章皇帝时译定诸书，选择有利于治国者，如五经、四书，都是修身治国平天下之道理。惟有通经而后才能明理。史书通鉴，备载历代治乱得失之事，必鉴古及能今，皇上在听政之暇，讲论研究，寒暑无间。仍然请慎选老成清正文臣，以充讲读之任，使其朝夕侍从，尽心辅导，以便增加思路以广见闻，圣德愈高，圣治益大。
康熙对此建议很欣赏，愉快地接受了，于是在康熙八年四月十五日，在彝论堂开讲易经、书经，康熙对满汉学人说：圣人之道，如日中天，讲究信守，以便治理。九年十月十三日，他又上谕礼部：帝王图治，必须继承古代文人遗产，以治国之道开导帝王，大有益处，经筵日讲，允属大典，宜即举行。礼部应详察典例，择吉日举行上奏。十一月三日，礼部议定：应照顺治十四年例，每年春秋二次举行。讲官听内阁酌定人员数目。经书讲章，应令讲官撰送，内阁酌量改定，提前恭进御览。
这条建议已作为清朝的一项制度而被确定下来了，康熙十年四月九日，以初次举行日讲，告祭告师孔子。十日，命日讲官进讲。从此后，日积月累，年复一年，经筵日讲，寒暑无阻。在十二年二月初七，人主临御天下，施政大计，未有不以讲学明理为首要任务。朕于听政之余暇时间内，即在宫中披阅典籍，特别感到义理无穷，乐此不感疲劳。何来隔日一进讲，朕仍不以为满足。嗣后尔等宜每天侍讲，阐发书之宗旨大意，为学之功，庶可无间断。
在这一年的三月初四日，因修建宫殿，康熙移往瀛台，也不让停讲，要讲官陪同前往新居，如常进讲。指出：学问之道在于实心研萦，若视为故事，讲毕即置之度外，是务虚名于身心何益，朕于诸臣进讲之后，每次都再三地反复思考，总是会有一点的心得或疑问，就会拿来和学者们相互讨论，一定直到弄明白为止。至听政之暇，惟有读书作字而已。十三日，讲官进讲完了以后，康熙对他们说：从来君臣都是一心图治，天下不患不治，知人难，用人不易，致治之道，关键在此。
五月初三日，因夏季到来，翰林院掌学士傅达礼等人要求辍，康熙当然极为不赞成，他说：“学问之道必无间断，方有益处。此后寒暑，不必停讲。”他不仅在北京这样，就是出郊外或者是巡视南苑，都始终让进讲官们陪同，无论如何也不停讲。
从上面种种，我们不难看出举经筵，坚持不断，犹如政治论坛，既研讨国家大事，君臣之间又可以互相切磋学问，教学相长，不无裨益，康熙深得此惠。
4．南巡曲阜，尊孔崇儒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便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所尊崇的正统思想。清太宗皇太极、世祖福临均推行尊孔崇儒的政策，仍按明代嘉靖年间的封号尊称孔子为“至圣先师”。而孝庄皇太后等人却相反，他们认为：“汉俗盛则胡运衰”，因而“辄加禁仰”，他们既不搞尊孔崇儒，更不设经筵日讲。然而康熙帝从治理国家的实际需要出发，坚信儒家学说有裨治道，因而对学习汉族传统文化有着强烈的欲望和浓厚的兴趣，主动向太监张某，林某学习句读经书，了解明代的典章制度和宫廷轶事。
康熙八年四月中旬，即处置鳌拜前月余，康熙便采纳汉宫建议，举行隆重的太学祀孔活动，他以极为虔诚的心情，在宫中致斋数日后，在诸王大臣陪同下亲往太学祭奠孔子牌位，行三跪六叩大礼，并至葬伦堂听满汉祭酒司业等讲《易经》和《书经》等精义。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他还亲制《日讲四书解义序》，进一步提高孔子、孟子的地位和作用，将道德和法制完全统一起来，说“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矣。历代圣贤之君创业守成，莫不尊崇表章，讲明斯道”，表明自己以儒家学说治理国家的决心。
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他第一次南巡归途经过山东曲阜，特地到孔庙祭奠孔子，行三跪九叩大礼，御书“万世师表”额悬挂大成殿中，决定重修孔庙，树立孔子庙碑，并亲自撰写碑文“以昭景纤尊奉至意”。这些崇孔活动及康熙从中表现出的至诚态度，无疑使汉族士大夫倍觉亲切，甚至颇为感动。
不仅是搞尊孔活动，康熙还采取了一系尊崇儒学的实际举措。就在康熙八年他亲指太学祀孔之后，又立即宣布恢复汉人以八股文取士的制度，本来，八股文是明朝以来流行的科举文体，它有固定的段落和字数限制，从四书五经中出题，内容只许阐发圣人微旨，不得有任何个人创见，自然也就限制了士人的思想自由，故在康熙二年被废除，但是由于二百多年来汉族士大夫已经习惯于这种死板生硬的八股文形式，认为不作八股文章便是不讲圣贤之学，故要求恢复八股取士的呼声很高。如康熙三年甲辰科会试刚结束，礼部右侍郎黄机即上疏要求恢复三场旧制，实即试图恢复八股取士旧制。康熙亲政以后，仪制员外郎王士祯等人再次请求恢复八股取士旧制，康熙便以“牢笼志士，驱策英才”为号召，满足汉族士大夫的要求：“此后照元年以前定例，仍用八股文章考试。”
这些举措，对争取汉族士大夫的支持起到了重要作用。《清朝野史大观》甚至有“自是以后，汉族始安，帝业始固”之说。
与此同时，康熙还恢复了中断已久的经筵日讲活动。首次经筵日讲在瀛台举行，由国史院学士熊赐履主讲。熊赐履字敬修，为顺治十五年进士，湖北孝感人，他曾于康熙六年应沼上疏近万言，除揭露权臣鳌拜专权之弊处，特别建议：慎选左右，辅导皇上陶冶德性，待之以师傅之礼；选择天下英俊之士，让他们陪侍左右，使他们能够随时进献忠言；经筵日讲等活动要讲求实效，不要虚应故事，不要因寒暑之故而中断，如此就可以考校六经之文，熟悉历代治乱得失，以为治理国家的根本依据。这些宝贵意见虽因当时鳌拜专权而未被采纳，却给康熙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年的十月，清廷改内三院为内阁，设置翰林院，任命熊赐履为掌院学士。十年二月在保和殿隆重举行经筵大典，由工部尚书王熙和熊赐履分别讲解《大学》和《尚书》有关章句。此后成为定例，于每年二、八月举行两次，讲官都是康熙从尚书、侍郎及翰林院官员中，精选德才兼备、学问优长者担任。这些人也深受康熙的重用，如冯铨、熊赐履、明珠、王熙等人，都先后担任过大学士之职，其中王熙自康熙二十一年至四十年任大学士长达二十年。
在康熙十年四月开始了日讲活动，由翰林院满汉学士充任，同年八月起又让日讲官兼起居注，由于日讲起居注官员与皇帝接触最多，因而很受信任，升迁也快。根据有人统计，从康熙十年四月到二十三年九月康熙第一次南巡前，共有四十二位汉人担任此职，其中江南（今安徽、江苏两地）人最多，有十八位之多。如果按广义上的江南地区，包括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和湖广（湖南、湖北）等地，即有三十二人之多，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说明康熙在南巡前已对江南士大夫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也为日后江南地区士人参与国家政治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难得可贵的是，康熙学习非常认真，每天上朝听政之前，五更天即起床诵读，傍晚处理政事完毕后又继续讲论琢磨，以致劳累过度，痰中带血，仍不愿停止。每逢外出巡视或南苑游猎，也从不辍学，必会讲官随从，以便随时讲论。他在听讲过程中有疑必问，尤以询问熊赐履为多。
更可贵的是，康熙学习儒家学说特别注重实际，反对过分溢异之辞和那种照本宣科、于经史精义不加研究印证的传统进讲方式，主张“讲学必互相阐发，方能融会义理，有裨身心。”为此，他于康熙十六年三月决定：此后讲官进讲之后由他适当进行复讲，以加深理解巩固记忆。过了没多久，他又改革成了由皇帝首先试讲，然后再由讲官根据皇帝的理解和体会程度进讲。这样就比原来单纯的进讲方式深入得多了。有时，康熙也于听讲之后谈出自己的学习体会。一部书学习完后，康熙往往还主动要求讲究抽查，考核学习成绩。
康熙以儒学治国的思想，还体现在他自康熙九年十月发布的《圣谕十六条》中，其内容是：
“敦孝弟，以重大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论；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诚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
《圣谕十六条》随即成为全国人民，包括满汉蒙旗人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并要求各地每逢初一、十五，于指定公所宣讲，居民必须往听以达到家喻户晓的目的。
5．军民矛盾，和平处理
我们曾经谈到，康熙时期，遍布全国的驻防点和驻防线基本形成，然而其中还有西北甘肃、新疆等地因战争尚未结束，仅是派兵出征，而没有驻防。
康熙派八旗兵驻防全国各地，其目的在于镇压反抗和抵御入侵，同时对驻防旗人本身也具有极强的约束力。
根据旗民分治的原则，康熙帝在驻防地为旗人筑城别居，或在城内划出一角令旗人居住，通常称之为“满城”或“满营”。八旗兵有一套严整的纪律，驻防旗兵除有军事行动或奉差遣之外，平时要看守城门和哨卡、仓库，并在各级衙门服役。春秋二季各进行二、三个月的集中操练。未经告假，不准离城二十里（关外定四十里），擅离营地者便以逃旗论处。旗兵的署属和余丁及旗丁一样不能自由行动，如驻防旗人及其子弟因考试、袭职、承荫、赴选、省亲等来京，必须事先由该管将军、都统、副都统、城守尉等取具本人三代年貌，造具清册，咨送该旗；再将本人年貌注明，出具印文，交与本人投递该旗，以凭查对。事毕仍回原处者，也要办理同样复杂的手续。其有不候给咨，私自来京及领咨潜往他处者，系有职衔者革去职衔，闲散鞭一百。
如此严厉苛酷的管理制度，也亏得满族人想得出来。
按八旗制度要求，各地的驻防官兵也为差遣性质，他们的原籍和故乡仍在北京，官兵解职之后，必须携家眷返回北京，死后灵柩也要返回原籍埋葬。后来由于京师八旗生计问题日益严重，才有所放松，兵部于康熙二十五年七月奏准：“西安等处已故兵丁子弟，有情愿留彼处者，令其披甲留驻。”
这就是说，旗、汉相融的开端已经出现，旗人子弟仍可以以旗人身份留居复役之地，但也仍然需要承担复役的任务。其实，尽管上层统治者进行种种防范限制，旗人在驻防时与汉人也不断接触，不断地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彼此学习，取长补短，互相融合。这样，八旗在全国各地的驻防就无意识地促进了全国范围的民族融合。
在全国各地派驻满州八旗兵驻防，势必扰驿累民，各地驻防将领欺压商民之事也时有发生。如夺民居室，放债取利，擅派民夫，干预民词，多买人口，至盈千百。康熙帝虽然对此严厉戒禁，却也难以彻底管束。为了调节和处理军民纠纷，康熙帝先于江宁、杭州设理事厅官，后又在西安、荆州、镇江、福州、广州等处也设理事厅官一员。这种理事厅专门负责八旗兵与地方百姓纠纷的调解、案件的判定，类似于当今在地方军区事务中设立的军事法院。用这种方法来约束驻防将领和满兵扰害百姓的事，也颇为相宜。
6．书房师友，尽是汉人
文人是一种社会的尤物，之所以历来为统治阶级所爱所恨，原因在于其成事败事之力非寻常百姓可比。在历代君王中，康熙皇帝也是一个独特的尤物，他最大的特点是：喜欢结交一些文人雅士，这些对于他来说，不仅是好学上进的需要，同时也是政治的需求。他说：“诸臣为秀才，皆徒步布素。一朝得位，便高轩驷马，八驺拥护，皆何所来，可细究乎？”
他与当时的文人交往的方式之一是书房。
清初从努尔哈赤创业时起，即设立书房，内设秀才若干，助其读书，兼管文墨。太宗皇太极即位后，将书房改称文馆，命儒臣入直，成为国家正式机构。康熙剪除鳌拜之后，废除辅大臣政臣结党营私、侵犯皇权之工具——内三院，重建内阁和翰林院，并选择翰林人直内廷，设立了南书房。
最早入直者为沈荃和励杜讷二人，沈荃自幼酷爱书法，与明代大书法家董其昌同乡，素学其字体，颇有几分相似。恰遇康熙帝正在寻求善书之人，欲学名家书法，得知沈荃之名。特旨召对，“命作各体书”。一看果然不错，“诏以原品内用。十年，授侍讲，直南书房。”励杜讷，直隶静海诸生，亦以善书受知。他于康熙二年应选参与缮写《世祖实录》，被推荐内用。
同上面两个人一同入直南书房的，还有经筵日讲起居注官，前面提到的翰林院掌院学士熊赐履，康熙对此人十分信任，不断地召见他，所谈的内容也十分广泛，有关国计民生，用人行政、弭盗治河、诸子百家，真可谓无所不谈，无所不讲。
康熙十三年，沈荃外擢国子监祭酒。十四年，熊赐履升为内阁学士，学超授武英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至此，南书房只剩励杜讷一人，急待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