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自元朝并入中国版图，明后郑成功击溃荷兰，收复台湾，其子反清复明，欲行独立。满清“弃岛派”和“保岛派”意见不一。而康熙从台湾的战略要地权衡，力主统一台湾，始终不渝，终在1681年，解放台湾，是为中国历史上一大功劳，他也是第—位在台湾岛建置的皇帝。
1．治乱抓根本，安抚官民心
人们常说：害者必狠，智者必诈。“三藩”拥兵自重，权势日张，把持财源，鱼肉黎民，与清廷形成了日益尖锐的矛盾。
康熙认为无德必亡，惟德必危，为此他说：“三桂等蓄谋久，不早除之，将养瘤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因此，他断然决定撤藩。
所谓“三藩”即顺治年间清廷派驻云南、广东和福建等地的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当时。他们奉命南征，击败南明政权及农民军余部，曾为统一中原做出贡献。与此同时，他们的势力也随之膨胀，至康熙年初，已发展成为新的地方割据势力，成为危害国家统一的严重症结。
关于这一点史书上是这样记载的：“耿、尚二藩所属各十五佐领，绿旗兵各六、七千，丁口各二万。吴藩属五十三佐领，绿旗兵万有二千，丁口数万”。云南每年耗饷最多时达九百余万两银子，平时也不下数百万。所以当时有“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之说。而且三藩分别专制一方，严重侵犯中央集权。吴三桂以功晋封亲王，总管云南、贵州两省的文武军民一切事务。他还委派部下亲信到他省任职，称为“西选”，“西选之官几满天下”。由于吴三桂财散结士，从得其死力，日练士马，利器械，水陆要冲，遍置私人，各省提辖，多其心腹。子为额附，朝政什悉，旦夕飞报，诡称蒙古侵夺丽江、中甸地及调兵往，又称寇遁，挟边防以自重。耿继茂、尚可喜两人虽不如吴三桂那样飞扬跋扈，然亦“擅署置官吏”，垄断地方权，各为一方之患。
吴三桂的可怕之处，在于他“踞由榔所居五华山故宫为藩府，增廓崇丽；箱沐天波庄田为藩庄；假浚渠筑城为名，广征关市、榷税、盐井、金矿、铜山之利，厚自封殖”。他不仅占据沐氏全部庄田，又圈占明代卫所军田，将耕种这些土地的各族农民变为自己的佃户，恢复明末各种苛重的租税和徭役。此外还以放牧、狩猎等各种借口，强征人民土地，霸占其产业。
尚可喜、耿继茂二人也不是什么省油灯，他们二人早在顺治七年十一月便攻占广州。二藩同驻一城，创设“总店”，征收苛捐杂税。或巧立名目不入正赋，或虽入正赋又加私油投之税目，均由“总店”征收，“大自盐铁，小及鸡豚，城市乡村，列坐抽剥，有司莫能法，百姓莫敢言”。“王庄之外有官庄焉，皆藩属也，占耕民田辄千百顷”。花山之东从化县，“有水南头，名日王庄，例免差徭。附近围堡与捕贼望风影射五十余围。额税遂之其半，合邑苦之”。所谓的王庄，也就是两位藩王圈占的庄田。王庄的发展，既侵欺国课，又加重当地人民负担。此外，两藩足兴是五庥，竟相斗奢，广征材木，工役无度。
顺治十六年正月，曾任广东高要县的兵科给事的杨雍建上疏反映广东人民的苦难，“请移一藩于他省，俾害民苏息”。吏部议复此疏时认为：“藩王应约束弁兵，勿干预印官委署、累商害民，请旨饬禁”。然而顺治帝生怕触怒藩王，并未加以饬禁，仅仅解决了“两藩并镇”问题，将耿藩撤走，“改镇福建”。
湖南道御史郝浴，四川道御史杨素蕴，也曾先后刻奏吴三桂拥兵观望、骄横跋扈、擅自题补官员等罪，但都因遭到吴三桂反噬而被流徙和解职，直到吴三桂反叛后，才被重新起用。清廷的优客和迁就所酿成的“三藩”隐患，是康熙帝亲政以来日夜悬念的大事，不得不考虑撤藩。
康熙亲政和擒拿鳌拜之后，认真学习历史典籍，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三藩”不能与宋初的开国功臣相比，而是属于唐末藩镇之流，势在必除。因此，更加紧进行撤藩的准备。他整顿财政，筹措经费；扩编佐领，加强训练，提高八旗兵的战斗力；采取缓和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措施，以争取民心等等，都是准备工作的组成部分。此外，他还关心因反对吴三桂而遭到处罚的官员。九年，将因揭发吴三桂“阴谋不轨”而被判死刑候斩监禁的原甘肃庆阳府知府傅宏烈免死，遗戍广西梧州；十年，康熙东巡至奉天，又亲自召了因刻奏吴三桂而被流徙尚阳堡的郝浴。郝浴向皇帝“具陈始末”，使得年仅十八岁的康熙听得动了容，“慰劳良久”，深表同情。
不久，又有南明遗臣如龙窜至云南，煽动吴三桂反叛朝廷。向吴三桂上血书说：“天下督抚提镇及朝中大臣皆有同心，待王为盟津之会。王，华人也，当年之事出于不得已，今天下之机杼在王，王若出兵以临中原，天下响应，此千古一时也”。此人因事泄被解京处死，从此朝廷对吴之怀疑更深。年轻的皇上运筹帷幄，决心已定。三藩必撤之势已成，只待有利时机。
2．和平统一，请郑谈判
康熙初年，面对郑氏集团的不断骚扰，清廷明显力不从心。原因很简单，清军水师薄弱，无法与以水师为主的郑军在海上展开较量，而且当时大陆虽初步实现统一，但迫切需要军民休息，无力大量发展水师，因而对郑氏基本上采取的是消极防御战略。具体做法就是将江、浙、粤、闽、鲁等省沿海居民，内迁三五十里，设界防守，严禁逾越，目的是割断郑氏与大陆的联系，使其失去接济，自困而降。
这种迁界、禁海政策当时的确曾一度给郑氏造成了一些困难，促成一部分郑氏官兵动摇并投降，但清廷也蒙受了巨大损失。沿海大片良田荒芜，影响了国家的税收；对外贸易停顿，百姓背井离乡等。而且，对外贸易的中断为郑氏从事海外贸易提供了良好机会；沿海地区的迁空，也为郑氏从大陆私运物资提供了空间，仍可以照常得到所需物资。所以说，这些策略从整体上看，并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只是在稍后郑氏内部发生矛盾，人心动摇，才给清廷推行剿抚策略提供了有利机会。
康熙元年五月，郑成功在台湾因病逝世，他的弟弟郑世袭与世子郑经因为谁即位的问题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诸将也互相猜疑，无法同心对敌。清福建总督李率泰、靖南王耿继茂乘机派人前往郑经驻守的厦门进行招抚活动。郑经虽不愿和谈，但考虑到面临的内外交困形势，不得不与清廷展开周旋。于是他指示部下郑泰等人与清谈判，并上缴明朝敕命、公伯爵印及军民土地清册，以换取清廷的信任。谁又能料到，到了第二年5月，郑经平息了台湾的内争，便拒绝招抚，要求以藩属国相待，不登岸，不剃发易衣冠，和谈因而中断了。十月，清军攻克厦门、金门，郑经退守铜山，仍拒绝招抚，但清廷招抚政策已开始对郑军产生巨大的瓦解作用，“各镇纷纷叛离”。
康熙三年三月清军攻占铜山前后，郑军又有大批降清，郑经逃往台湾，郑氏沿海据地被扫荡殆尽。
为了吸引更多的郑军投清，清廷对台湾投诚的官兵给予了适当的安置和照顾。其上层人士分别授予侯、伯等爵，或任为都督、都督佥事等职；副将、游击等一律保留原职，并有赏赐；郑氏亲族更优待有加，如郑世袭降清后不仅被授予精奇哈尼番世职，给全俸，而且赏还其父郑芝龙已人官变卖的田产。这也是郑军不断地投靠清廷的原因之一。
清廷在收复铜山之后，便想乘胜攻取台湾，任福建水师提督总兵官施琅为靖海将军，承恩伯周全斌、左都督杨富为副将，左都督林顺、何义为佐，令其前往征剿。其中施琅原为郑芝龙部下，顺治三年随郑芝龙降清。其父施大宣及弟施显等皆因反对郑成功反清被杀，因而一贯主张以武力围剿郑氏，攻取台湾。周全斌等人则为新近降清的郑经部将。康熙三年十一月，四年三月和四月，施琅等人曾三次向台湾进发，却都因遭台风袭击而返回，但深层的原因并非由于天灾，而在人事方面，因参战官兵家多在台湾，顾虑多端，根本就不愿奋勇向前；行动缺乏准备，官兵临时拼凑在一起，缺少配合作战的训练，难以协调；将领们新附清廷，存有疑虑，而且没有决策权，行动受约束。
由于武力攻取台湾屡遭挫折，清廷于康熙六年（1667年）五月派福建招抚部兵官孔元章，携带郑经舅父董班舍亲笔信前往台湾招抚郑经，提出以沿海地方与台湾通商，郑氏称臣纳贡，并遣子入京为质等三项条件。郑经虽厚待孔元章，但拒绝招抚条件，坚持不剃发，要求照朝鲜例为属国，结果谈判未能成功。同年八月至十月，孔元章第二次赴台谈判，仍因双方各执己见而未达成任何协议。
同年十一月，坚持主张以武力攻取台湾的施琅上疏清廷，建议“乘便进取，以杜后患。”并从选练士兵、筹集船饷、前线指挥、攻战机宜等关键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康熙虽令其进京商议，但因清廷对投降人员不信任，加之当时沿海人民迫切要求恢复迁界，裁撤驻军，以减轻负担，所以清廷并没有采纳其建议，而是坚持推行招抚政策。同时裁撤福建水师提督员缺，焚毁船，派遣投降官兵到内地垦荒；施琅被授予内大臣，编入汉军镶黄旗，留衣京师。
康熙八年六月，康熙帝议处权臣鳌拜后，对台湾问题也很关注，派刑部尚书明珠、兵部侍郎蔡毓荣前往福建，与靖南王耿继茂、总督祖泽沛商议招抚台湾的办法。随即兴化知府慕天颜、都督佥事季俭奉命携康熙诏书及明珠书信前往台湾，招抚郑经。但郑经仍坚持己见，只派出礼官叶亨等随慕天颜往泉州继续谈判，试探“免剃发，不登岸”、“照朝鲜例入贡”的可能性。康熙帝知道了郑经的情由之后，为了能早日实现和平统一台湾，也作出了重大让步：郑经等可以留住台湾，但剃发易服是原则问题，“不便允从”。于是，慕天颜等奉命再次到台湾，指出称臣而不剃发于理不通，奉劝郑经遵制而行，但郑经仍固执己见，谈判最终失败。
康熙十二年底以后，吴三桂、耿精忠相继叛乱，并约郑经夹攻清军，郑经遂乘机袭扰大陆，但郑经既没有按吴三桂的请求去攻打金陵或天津，截断清军的粮道或咽喉之地，也没有采取与耿精忠配合攻占江浙的行动，而是避开清军，侵占、蚕食耿精忠的后方，很快占有泉州、漳州等七府之地，从而与耿精忠发生矛盾。吴三桂一再派人调解无效，耿精忠被迫于康熙十五年十月接受了招抚，并随清军攻打郑经。郑经退守厦门沿海岛屿后，清、郑再次开始对话。
康熙十六年（1671年）四月，和硕康亲王杰书修书一封，派佥事道朱麟等前往厦门招抚郑经。郑经仍坚持是照朝鲜例等条件。杰书虽极为不满，却也无可奈何，只好在同年秋天派泉州知府张仲举、兴化知府卞永誉等再次去厦门谈判，重申康熙八年的条件，要郑经让出沿海各岛。郑方提出须以漳、泉、潮、惠四府为交换。清廷这时为集中力量消灭吴三桂势力，宁愿对郑方作出让步以换取沿海地区的和平与安宁。所以杰书禀承康熙旨意，正式致书郑经，允许以“如朝鲜故事”代为题请，岁时纳贡，通商贸易，但不可要地请饷。郑经自然明白清廷的意图，加之势力有所增长，因此在满足以前所提不登岸、不剃发、照朝鲜例称士纳贡等条件外，进而要求沿海诸岛由郑军占领，军队粮饷由福建供应。清廷当然不能同意。
康熙十七年春天，郑经为给朝廷施加压力，争取和谈中的有利地位，派骁将刘国轩连败清军，进围海澄，一度使福建局势为之紧张。康熙遂将总督郎廷相、提督段应举解职。擢布政使姚启圣为总督，调江宁巡抚杨捷为福建提督，福建按察使吴兴祚升为巡抚，从而大大增强了对郑氏斗争的力量。
姚启圣上任后即面临更为严峻的形势，刘国轩攻破了久围不下的海澄，并乘胜攻克同安及泉州所属南安、永春、德化等地。郑军另一将领关淑则攻破长泰、漳平等地。面对郑军攻势，姚启圣作了两方面的努力，一是积极争取郑军官兵投诚，特别注意对他们的亲属、亲族落实政策，严禁株连迫害，同时注意团结、任用海上投诚人员，从而吸引了不少投诚者；二是整顿充实绿营兵，革其杀役，补其缺额，大大提高了绿营兵的战斗力。至康熙十七年九月，他与将军赖塔、靖南王耿精忠等于漳州附近大败郑军主力，失地相继收复，福建形势大为好转。在此情况下，姚启圣开始大力开展招抚工作，除先后派漳州进士张雄、泉州绅士黄志美前往厦门劝谕郑经外，又采纳投诚人员黄性震的建议，在漳州设修来馆专门负责招抚郑经部下官兵，同时规定：文官投诚以原衔题请，照职位推补；武官投诚保题现任；兵民投诚者赏给银两，愿当兵者拨入军营发给兵饷，愿意归乡务农者，护送回籍安插，不许豪强欺凌。这种官有俸、兵有饷、归农者有土地的做法，是他鉴于以前对投诚者安排不当，降而复叛的教训而推行的。考虑到投诚官员由于家在沿海则不想到外省屯垦一事，姚启圣还向康熙帝奏准，将界外无主田地，划拨投诚者屯种，这种细致周到的安排措施，立刻就受到了郑军官兵的欢迎，纷纷来降，康熙十七年六月至十一月，就有郑军军官千余员、士兵一万余人投诚。第二年年初，又有郑军五镇大将廖碘、黄靖、赖祖、金福、廖兴等先后率文武官员三百七十余人、士兵一万二千余人投诚。此后，木武镇陈士恺、牛宿镇郑奇烈、总兵纪朝佐等人也相继率部降清。
康熙十八年五月，康亲王杰书见郑军刘国轩部转固守海澄，难以攻破，便派苏埋前往厦门与郑经谈判，答应郑经退回台湾后照朝鲜例永为世好，郑经原则上表示同意，但附加二项条件，将海澄作为往来公所；每年上缴东西洋饷六万两。
但是杰书却不敢作主，便将此推给了姚启圣，姚却又因皇帝没有这个意思给拒绝了。
此后，姚启圣加紧策反工作，以致台湾来使傅为霖也被争取，为之散发札付，联络内应。当时郑军水师数万人困守各小岛，粮饷又不够用，只好强征于民，造成当地人民的极大不满；同时水师官兵也早已人心动摇了。至十九年二月，郑经听说清军将武力攻取金、夏，急令刘国轩返台商讨计策，留守金门、厦门等地郑军纷纷降清，金、厦遂为清军占领。四月，郑军将领朱天贵应招率二万余人在铜山降清。至此，被招降的郑军官兵已达十三万人以上。就这样，在郑军势力被大大削弱的同时，不善水战的清军却增加了有生力量，提高了水上作战的能力，与郑军力量对比也由原来的劣势变成了优势，由被动变为主动。
3．谈判破裂，武力进剿
时刻关注台湾问题的康熙帝，在招抚郑氏没有进展的情况下，便积极进行武力攻取台湾的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