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听了，有的大臣为了更进一步劝解康熙帝同意上尊号，补充道：“吴逆反叛以来，看到一切军事指挥，不是臣下意见所能左右的，都是皇上指挥有方，确是皇上之功德，理应崇上尊号。其他官员亦有同奏。康熙帝见疏后仍然不允。他说：逆贼吴三桂一倡变乱，遂至涂炭八年。幸赖上天眷估、祖宗威灵，满汉兵士之力，才将其歼灭而地方平靖。考虑到数年之中水旱频繁，灾异迭见，军队疲于征调，被创者未起，闾阎敝于转运，困苦者也还没有复苏。每每想到这里，朕就感到非常遗憾。若大小官员们人人廉洁奉公守法，假如生民得所，风俗淳厚，教化振兴，天下共享太平之福，即便不上什么尊号，也能获得更多的好名声。如果一切政治不能修举，那么上尊号又有什么用呢？朕坚决不接受这样的虚名。
康熙讲到这里，似乎动了真情，又说：“朕自幼读书，看到古代人君行事始终如一者太少，便经常作为鉴戒，惟恐政治有失，不能保持晚节。正因为如此，早起晚归，祁寒盛暑，不敢少闲，偶有身体不适，也勉强支持，上朝听政，或午夜有重大事情发生，不能不披衣而起。朕并非不知安乐休息。原来所爱不在一身，总是为天下人民百姓着想，政事的处理务求得当，官员之任命必须是人尽其才，盼望家给人足，百姓乐业。目前的情况是，官吏中很少有廉洁办事之人，老百姓的生活还没达到康乐的程度，君臣之间全无功绩可记。若又给朕上尊号，给你们加官进爵升级，则是徒有虚名，更加问心有愧，还谈得上什么尊荣？其上朕尊号之事，断不可行，这是朕的真心实意，并非粉饰之词。从今以后。大小官员，应当各自加强道德修养，廉洁奉公，休养人民，培植元气。尔等可向朝廷各部官员完全传达朕之意思，不必再行陈请。”
又过了几天，在十二月的十九日，为了满足群臣一而再，再而三的请求，以解大家的意愿，太皇太后出面了，她也提出了要给皇帝上尊号。
太皇太后谕日：自吴三桂叛乱以来至今八载，皇帝焦心劳思，运奇制胜，故得大盗削平，海内安宁。皇帝应受尊号，以答臣民之望。
康熙回奏太皇太后说：臣虽无尊号，传示中外，亦有荣光。至此太皇太后再劝，康熙帝仍然力拒。
康熙帝说：自从寇乱用兵以来，将士疲劳、生民困苦、战争之创伤尚待恢复，喘息未定。虽然军事行动已经停止，疆域初步得到了安定，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应当进行整顿，地方元气正宜培养。臣何敢安然自处，以为太平无事而受纳尊号？只希望太皇太后圣心欢乐，体会群情，举行大典，臣实幸甚，天下幸甚。
在康熙帝再三拒绝与要求之下，太皇太后也不得放弃再劝谕了，她只表示皇上既然拳拳恳请至于再三，我等也不能固辞，可照礼仪行。
结果一向特别听从太皇太后话的康熙，这次的结果却不同了，给太皇太后加上徽号，而皇帝仍不上尊号。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为一代君王，这种高尚品质，伴随了康熙整个政治生涯。这既是他发自内心的思想流露，同时也是他以身作则，安定民心的策略之一，没有统一，又何谈政治呢？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面对郑经“照朝鲜例”欲行独立之无理要求，康熙帝断然拒绝，并大胆启用了“海上投诚人员”，迅速平安海疆，使国家的统一成为现实。“海隅久念苍生困，耕凿从今九壤同”。这种把皇家基业与百姓之所需连在一起的品质和智慧，正是一代明君康熙帝所具备的。
6．解决治安，小处人手
我们曾谈到康熙关心社会治安例子。社会治安是非抓不可的大事，它关系到人们能不能安居乐业，能不能正常生产生活的切身利益，处理不好，导致百姓揭竿而起也并非耸人听闻的大事。
二十一年八月初四日，有位名叫拉色的御史官向皇上陈奏：臣下曾在平叛出兵地方，亲历战阵，看见贼人的火器特别的多。今日天下已定，陕西近边及沿海地方，仍然保留火器，其他省区应当一概禁止。康熙说：如果应该禁止火器，就要一律禁止，但禁止一两省有何益处？
后来，康熙对大学士明珠说：御史拉色奏请，陕西与近海地方火器应保留，别省火器俱应一概禁止。朕想治天下之道，在于政治之得失，并不在乎兵器。即使论火器，谁能多于吴三桂呢？因为他的行为是大逆不道的，最后还是自取灭亡。观此，那么武器的作用便不言而喻了。大学士明珠接口说：皇上的话，真是洞察天下兴亡治乱的妙道啊！
同年十二月初九日，云贵总督蔡毓荣上奏，请禁民人及土司地方携带和私藏兵器，同时不许汉人将铅、硝、硫碘等易爆物卖给当地彝人。兵中讨论此事，认为蔡氏此议允许。
对此，康熙帝想得更为周全，他说：闻众土司地区的人民，完全依靠弩弓、长枪作为捕猎的工具来维持生活。今天如果下令概行禁止，那么上司地区的人民就会失去生路，以何为生呢？治民之道在于地方官们抚绥安缉、关心照顾，若不能爱惜兵民，到处欺压兵士和人民，把军民惹火了，那么即便是老百姓手里拿着竹杆、木头棒子，也可以犯上作乱。你们要详细讨论，然后上报以闻。
康熙在圣谕十六条中指出：息诬告以全良差。即反对无事生非，诬赖好人，以便保护善良的人们。
草莽出盗贼，乱世出恶棍，乘人之危，趁火打劫，夺人之财，霸人妻女，杀人越货，此类乱世历史并不乏有。康熙初年，天下甫定，上述事件，层出不穷，全国如此，北京更为严重，影响社会治安以及人民生活安宁。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严厉打击，扶正气压邪风，保护好人。其中诬告之风，就是重点打击对象之一。
早在顺治十八年二月，山东道御史赵祥星进言：在北京的恶棍匪徒，招摇撞骗，恫吓欺诈，应责成司坊官挨门逐户稽查，设立循环簿，初一、十五到五城御史处查验。报后，皇帝下令：恶棍挟诈官民，大肆扰乱社会治安，实在可恶。以后实系光棍，一律按照治理强盗的条例，拟定罪名。其余则按报告意见处理。
这里所说的光棍，显然并不是指单身汉，而是横行霸道于城乡之间的地痞无赖，也称地棍、痞子、痞棍，是令人既厌恶又望而生畏的坏蛋。这些棍徒善于写匿名信，进京告状，甚至冲击或拦截皇帝仪卫，当面向皇帝诬告好人。
原来京城附近，直隶各省，民有冤屈，允许到原问衙门及各部院处控告，如果不接纳办理，方许叩阍（也即越级直接向皇上求告），而恶棍们不经问衙门、不告状，或已经告状不经审理复告，甚至还有觅人代告者，贻害于民，东西长安门外，竖立石牌，如果百姓有冤枉，令其申告。好狡棍徒往往并无冤枉却谎捏事端，诬告的多，实情者少，使无辜的人牵连受害。另有无赖之徒，以告御状为名，在各地方肆无忌惮，大胆妄为，进行讹诈，扰害良民。这和朝廷恤民的愿望正相违背，而给奸恶匪徒造事开了新路。根据这种情况，康熙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下令叩阍之例永远停止，以后内外官民如果真有冤抑事情，可到通政使司登闻鼓衙门告理。
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康熙谕刑部：设立通政使司及登闻鼓衙门，目的在于下情上达，陈告冤假错案，果有冤枉事情，应到衙门告理。近见奸恶棍徒，或以琐细的小事，捏造成重大事情；或以私仇借端生事、陷害善良的人们；或受人雇佣，代为控告；或擅自闯入禁地及行幸之所，冲突仪仗侍卫，趋进喊告；及将此等状词交部院审理后，发现并无大事及冤枉地方；反因被告干证，将良民株连受累的人很多。本来以前已经下令禁止，现在仍然还有很多的人违犯禁令而妄生事端告状，命令严加禁止。如有恶棍仍如从前诬告者，除所告之事不准外，令按律治罪。
虽然三令五申，制止诬告，保护善良，但京城附近以及其他省区，仍有类似事件发生。康熙帝发布指令随处、随时打击，防患于未然，遏乱于未萌。
7．登泰山而小天下，重人生以小见大
二十三年十月八日，风和日丽。康熙东巡的车驾一路风尘，井然有序，纪律严明，不知不觉来到山东济南。时值正午，圣驾銮舆进入市郊，山东巡抚徐旭龄率领所属地方官员等人，跪迎于地区，皇上来到风景秀丽的趵突泉，召见徐旭龄近前，咨询地方利病，民风土俗之后，又临泉览视，赏心悦目，赞叹不止，徐旭龄即奏请御笔留题，以宠各泉，为万世皇翰，永远纪念。
康熙命侍讲学士高士奇宜谕上方旨意：此泉为名胜之地，经再三请求留下墨迹，只有勉强书二字留下。于是，康熙乃援笔大书“激端”二字。众臣看过，啧啧叹赞，但见二字天章辉跃，翰彩飞动，大有龙跳凤舞之势。扈从诸臣及地方官员，无不欢欣鼓舞，争先恐后瞻仰皇上御笔墨宝。皆称超越百王、亘古罕见，山泉生色，光照万年。群臣虽不乏溢美之词，但皇上书法，确得真传。
十月六日，康熙到达泰安州，日近正午，踏上了登泰山的旅途。康熙骑马进入红门，行进一里余，而后行蹑蹬而上，共徒步四十里。下午五时，登上山岭，在昭真宫天仙殿行礼，又往东数百米，到东岳庙行礼毕，又往西北到玉皇宫行礼。礼毕，再往东到秦观峰及孔子小天之地，转东南日观峰。时已夕阳西下，大地朦胧，黑夜来临之即，康熙皇帝回行宫休息。
十一月早晨，康熙率众官在天仙殿行礼，御书“坤元叶德”四个大字，悬额殿中。待回到行宫，又御书“普照乾坤”四个大字，又出“云峰”二个大字，宜示众臣观看，众臣瞻仰毕，无不欢呼跳跃，赞叹不已，盛称天授神奇，圣学之妙，从古帝王以书法传世者所不能及。上午十时，康熙由顶峰步行而下，当午，乘车往东岳庙，亲祭祀泰山之神于峻极殿。行礼后，康熙返回泰安州崔家庄车队停留处驻跸。这天，皇上对学士明珠讲了一番意味深长，发人深省的话：朕夙夜孜孜，勤求治理，人在深宫，怀念下民，择吉日而时巡，视察民情。经历所过，登上泰山，至圣遗迹，缅然在目。一览众山，临眺九有（九方），实足以揽天下之盛，体验大自然的奇观美景。遂挥豪命笔，书成“普照乾坤”四大字，可在孔子小天下处建亭悬额。复书“云峰”二字，可在极顶处摩崖勤石。本年度泰山的香火税免交礼部，用于建筑开支，诚实而虔恭地修葺山顶各庙。应行事宜，有关方面研究解决。
事也巧，就在这一天，侍臣说有舍身崖，请皇帝前往参观。康熙谢拒，却告诫说：
愚民无知之徒，被荒诞邪说所迷惑，以舍身忘死为孝道。殊不知道身体头发皮肤都是父母大人给的，不能毁伤。故孔子的四大孝子之一曾子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心惟恐有负父母。而且父母疼爱儿子，总惟恐儿子有什么疾病，儿子既然自寻死路，不能奉养父母，是不孝啊！这种所谓的舍身崖，到处都有，正是应当宣布通令禁止，使老百姓不被恶劣的世俗偏见所迷惑。现之何如，有什么好处呢？
康熙帝所讲，要人们重大生而不重世俗。世俗有对亦有错，对的就坚持，错的就改正，并展开批判，告诫后人切勿上当受骗，体现了一代君王的人本主义思想。
8．言行一致，崇尚实干
古人讲道学的很多，似乎谁都能说道，而言行一致的人却很少，康熙帝认为：朕不愿意空谈，断不能非议他人或古人，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人无完人，各人都有自己的优缺点，要取长补短，才能发挥人的才能。如果一定要求全责备，稍有欠缺就指责人家，这不是儒家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伦理思想。所以，惟有看到别人的长处，而不去挑剔别人的短处，凡事都先要严格要求自己，而不去为难别人。故君子先行后言，如果只能说而不能做，空讲些道学，那就是坚决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