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俊
1900年，道士王圆箓打开神秘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使数万卷的遗书、卷子、经典、绢画等珍贵文物得以面世。其中，敦煌曲子词更是前所未见。从此，不少中外学者、诗人、词家开始对敦煌曲子词进行校勘、整理、注释、发掘。研究之风，方兴未艾，自成一家者，不乏其人。
最初，浙江吴兴人朱孝藏（1857——1931年）根据敦煌石室所藏《云瑶集杂曲子》唐人写本，将三十余首收入他的《疆村遗书》，继有罗振玉的《敦煌零拾》、刘复的《敦煌劫余录》和王重民的《敦煌曲子词集》。其中以王重民收罗较富，得词一百六十余首。
敦煌曲子词中，除了已考证出的有欧阳炯（公元896——971年）、温庭筠（公元812——870年）、唐昭宗（即寿王李杰？——908年）等所写的四篇作品外，其余绝大部分作品都是无名氏的民间歌词。
敦煌曲子词作为我国词学史上早期的民间作品，对词的发展起了极重要的作用，为词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宽阔的道路。敦煌曲子词是密切反映生活的、口语化的、合乐的和讲究平仄对仗的新的文集形式。词，这一美轮美奂的文学殿堂，就在这坚实的基础上兴建起来。曲子词都具有自然朴素的风格，感情真挚而明快，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同时也显示出词的三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就是：燕乐、民歌和近体诗的格律。由于三个组成体系的有机结合，才产生了这一具有高度韵律的文学形式。
所谓燕乐，即中国西部兄弟民族音乐同传统的汉族音乐相结合，逐步发展而成的新声。在唐代，随着贸易和交通的发达，丝绸之路商旅往来频繁，西北地区各兄弟民族和中亚各国的音乐大量传入中原。自开元二年（公元714年），置教坊，教俗乐。又选乐工，由玄宗在梨园亲自教曲，号“皇帝梨园弟子”。据《旧唐书·音乐志》记载：“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说明当时宫廷和市井艺人除演唱流行的民歌曲子外，也演唱新传入的“胡夷之曲”。这种以吸收西域胡乐为特点的音乐，包括敦煌曲子词在内，区别于过去的“雅乐”和“清乐”，即新兴的“燕乐”。配合燕乐而填写的歌词，就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唐、五代词”。不过，确立词在文坛的地位，是晚唐以后的事情。在这以前，如盛唐诗豪李白，稍后如张志和、刘禹锡、白居易等人，虽也有词作，但都是偶一为之，在当时的文坛上，还没有什么影响，也没有形成填词的风气。只是到了晚唐五代，出现了像温庭筠、韦庄、冯延巳一批填词专家和《金荃》、《浣花》、《阳春》等一类的专集，才使词在文坛上得以有一席之地，但是这一席之地还极不巩固，影响也不大。
敦煌曲子词的主题大致可归纳为三类。其一，以表现爱情的最多，作品充分反映封建社会的妇女在婚姻问题上所遭受的各种痛苦，也反映了当时封建社会的男女不畏强暴和宗法观念而誓死相恋的情怀。这类曲子词，字里行间都洋溢着深沉浓烈而又真挚的感情气息，读之使人荡气回肠而又幽思绵绵。其二，叙述军旅戍边生活的也占有很大份量，这类曲子词，一方面把西部边塞的地域环境和边地人民的生活风貌，大漠风情和戍边生活有机地统一起来，含蕴着浓重的民族和地方色彩；另一方面通过战争生活的描写，反映封建统治者（主要是唐代）为了向外扩张，多次发动拓边战争而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从不同角度表现了人民的厌战心理。其三，抒发爱国情怀的也不少。这类曲子词主要通过对边塞将士勇敢、多谋、善战的描写，反映出人们对外族入犯者强烈的憎恨和对祖国忠贞热爱的感情。
敦煌曲子词的调名很多，有小令、有长调等，词的语言和内容等方面，都保存了民间文学的真实形态，正如王重民在其《敦煌曲子词集叙录》中指出：“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莫不入其间。至言闺情与花柳者，尚不及半。”他又指出：“早晚灭狼蕃，一齐拜圣颜。（指当时入犯的吐蕃）等句，都是当时敦煌人民和戍边将士的壮烈歌声，绝非温飞卿、韦端已（即韦庄）辈文人学士所能领会、所能道出。”这是对敦煌曲子词极为确切的评价。
总之，敦煌曲子词的发现，对中国文学文化史，特别是对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价值，对于民间词的考察和词学史的研究更是一种极为珍贵的资料。下面就我所掌握的部分敦煌曲子词，略举几首进行粗拙分析，略述管见，并以此就教于专家。
菩萨蛮
敦煌古往出神将，感得诸蕃遥钦仰。效节望龙庭，麟台早有名。
只恨隔蕃部，情恳难申吐。早晚灭狼蕃，一齐拜圣颜。
这首词上阕写敦煌人民怀念以前恢复西域、打通丝绸之路的功绩。下阕写吐蕃入犯而隔绝了敦煌与中原的交通，充分表达了作者对唐王朝的深厚感情，表现出当时人们希望早日击败吐蕃和向往早日一统的思想。可谓慷慨悲壮，又一往情深。正如王重民所指出：“唱出外族统治下的敦煌人民之爱国壮烈歌声。”
从整体来看，当时（唐建中二年，即公元781年）吐蕃攻陷沙州（今敦煌西），使敦煌人民痛恨吐蕃把道路隔断，使得他们不能向朝廷倾诉衷肠，流露出他们对唐王朝的忠君思想。词中的“麟台”是指汉宣帝曾令在麒麟阁上画立功名臣霍光等人像表彰功绩，故简称麟台。
献忠心
生死大唐好，喜难任。齐拍手，奏香（疑“乡”字）音。
这首词仅用十四字道出了敦煌戍卒热爱祖国，思念故乡的共同心愿。语言纯朴，感情真挚，生活气息浓厚，读之，使人激昂，同时又勾起人的无限乡思，这首词的特点是口语化，一看就知道不是出自文人之手。
摊破浣溪沙
五里（疑“两”字）竿头风欲平。长（疑“张”字）帆举棹觉船轻。柔橹不施停却棹，是船行。
满眼风光多陕灼（疑“闪烁”），看山恰似走来迎，仔细看山山不动，是船行。
这首词显示出民歌的神力，在其为一片天籁。让读者领会出敦煌词的魅力正在于此。
这是对舟子行船感受的一幅素描，通篇表现了民间文学的本色。它富有音律，又具有鲜明的艺术形象；写情写景，极为生动，自非亲身经历者不能体会。如“看山恰似走来迎”，道出了乘舟人的幻觉和感受。又如“张帆举棹觉船轻。柔橹不施停却棹，是船行”。对舟子心情之轻快，自然地流露出来。尤其上下两阕反复唱出“是船行”这句歌词，体现了舟子的从容和乐观精神。如果用散文诗来写，就不可能用四十八个字表达出舟子顺风扬帆心情的快活，性格的风趣和摇曳多姿的声情。
捣练子
堂前立，拜词（辞）娘，不角（觉）眼中泪千行。劝你耶娘小（少）怅望，为吃他官家重衣粮。词（辞）父娘了入妻房，莫将生分向耶娘。君去前程但努力，不敢放慢向公婆。
全词用民间口语，朴素地表现了一个被征入伍的男子与亲人离别的心情；同时也反映了征人妻子内心的悲痛，她无法留住丈夫，还要让他安心上路，家里的公婆自有她细心奉养。写得多么真切感人。
凤归云
征夫数载，萍寄他邦。去便无消息，累换星霜。月下愁听砧杵彻，寒雁（成）行。孤眠鸾帐里，枉劳魂梦。夜夜飞飏。
想君薄行，更不思量。谁为传书与，表妾衷肠。倚牖无言垂血泪，遍祝三光。万般无那（奈）处，一炉香尽，又更添香。
这是一首怀念征夫的闺怨作品。它深刻反映了封建统治者拓边征兵而造成人民的抛妻别子之灾难。全词表达了思妇在音讯皆无的岁月中的不安与思念，捣衣的砧杵声和成行的飞雁，都加重了主人公的思绪。
上阕侧重叙事，征夫出征数载，音信全无。用一个“愁”字就将思妇的情怀表露无遗。下阕侧重抒情，既怨征夫的“薄行”，但仍望他平安归来，体现了真挚而深切的感情。这种朴素无华而又感人其深的风格，实在是后来“花间派”的文人难以相比的。整首词的字里行间，毫无脂粉艳丽之气，显示了质朴清新的特色。从词的深处，表现了人民厌战和非战的心理。词的格律明显，其风格仍属民歌，它的艺术性和感染力，皆为一般文人创作所不及。因其为长调，乃成为北宋慢调的先声。
凤归云
绿窗独坐，修得为君书。征衣裁缝了，远寄边隅。想得为君贪苦战，不惮崎岖。终朝沙硕里，已凭三尺，勇战奸愚。
岂知红脸，泪滴如珠。枉把金钗卜，卦卦皆虚。魂梦天涯无暂歇，枕上长嘘。待公卿回故日。容颜憔悴，彼此何如？
《云瑶集杂曲子》里的三十首中“凤归云”只有两首，其中错字是根据俞平伯的校本改正的。
这两首“凤归云”都是思念征夫之作，都是征夫离妇的哀愁，极富于现实意义。这种长调与其他小曲相推究，可能产生稍迟，所以看作是北宋慢词的先声，是有道理的。可知在小令流行的晚唐、五代，民间早已有人在制作长词了。
长相思
哀客在江西，寂寞自家知。尘土满面上，终日被人欺。
朝朝立在市门西，风吹泪点双垂。遥望家乡长短，此（只）是贫不归。
这首词是一位从中原来到敦煌经商的人亏蚀了以至流落异乡的哀叹。上阕写出流落异乡的落魄困境。下阕则是反映思乡心切、但又苦无川资、穷得家归不得的境地，真是“行不得也哥哥”。语言通俗，情景真实，颇令读者同情。
菩萨蛮
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
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出日头。
这是一首独具特色的民间爱情词。
特色之一是开门见山，一落笔就切入主题，有提纲挈领、笼牵全词的作用。
特点之二是表现女主人公对坚贞不屈的爱情的向往，她表示“青山烂”“水上秤锤浮”，“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三更出日头”等这六种不可能实现的斗争，比喻丈夫不可能“休”妻子。休，即离异之意。说得明白一点就是你想遗弃我，是办不到的。
特色之三是语浅情深，具有“似拙而巧”的风格。全词比士大夫的海誓山盟描绘得更为真挚感人。比韦端已用词含蓄的《思帝乡》要干脆果敢得多。
望江南
天上月，遥望似一团银。夜久更阑风渐紧，为奴吹散月边云，照见负心人。
它描写在封建社会里一位被遗弃的妇女满腔的哀怨。虽埋怨对方是“负心人”，而自己仍然未能忘情。正如俗语所谓“痴心女子负心男”，把痴情作了艺术的加工。
这首词，原卷虽写于唐懿宗咸通间（公元860—870年），但考其作词时代，当在此之前。宋罗烨《醉翁谈录》里载有一首“相思歌”：“我有一片心，无人向我说。顺风吹散云，顶对无边月。”与此“望江南”词极为相似，说明这敦煌词至宋代犹在传颂。
以上所举九首词，都是以现实主义的笔触，从不同角度广泛、真实、艺术地再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面貌和人们的思想感情，反映了他们的愿望和要求，揭示了当时社会下层人民的精神世界。虽然它们在艺术创作上还比较粗糙，但却是词史上值得珍视的原始材料，无疑地，它开拓了词反映现实生活的艺术领域，在词的题材内容、风格等诸方面对词的兴起和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甘肃文史》1991年总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