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励志影响你一生的清华演讲(大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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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1章 《冰点》专版主编清华演讲(1)

李大同

李大同,1979年进入《中国青年报》工作。历任报社驻内蒙古自治区记者、机动记者、科学部副主任、学校教育部主任兼科学部主任。现为《中国青年报》高级编辑,编辑中心副主任兼《冰点》专版主编。

1985年凭借《大学毕业生成才追踪记》突破了以往新闻界非黑即白的两极报道模式,首次将“灰色带”人群作为新闻的考察对象,以“进行式”报道取代传统的“结论式”报道,使新闻更加逼近生活的复杂度。这组报道后来被新闻界公认为是新时期深度报道的“开山之作”。20世纪80年代其他的代表性报道还有《第五代》、《倾斜的金字塔》、《命运备忘录》、《护士职业采访札记》、《两代知识分子对话录》等。90年代,由于创办了名牌栏目《冰点》再度名噪一时。

我看过了你们传给我的问题。我来以前有个要求是私人问题,不要宏大叙事。但是同学们提的问题大多数还是“宏大叙事”。比较专业的问题才是问题,一般性的问题我也犯傻。你有什么经验,有什么感受,我就不知道谈什么,谈20年的从业经验,那么多,怎么谈呀!因此我倒希望你们以后要是再请所谓的名家,所谓的名记者,来给你们讲他们的故事,你们应该先研究一下他。这样你们脑子里才会有问题,才会有真正的问题。

一个记者,他一生之中在干什么?就是在提问。一个记者基本工作形态就是提问。区别一个好记者,一个一般记者,一个坏记者的水平,就在于他提的问题的水平。有一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本来一个采访对象的层次很高,但记者提出了一个很平庸的问题,就有可能把采访对象的层次拉下来。因为你的问题太差了,他不知道该怎么样回答。因此,想进入这个行当,第一个应该提高的就是提问的技巧。一听提问,就知道记者的水准,是不是平庸者。刚才谈一下对大家问题的感受,然后,我就往下扫。因为把这些问题扫荡之后,我估计大家就会有真正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典型的学生问题。“你学生时代的理想和憧憬,以及有意无意为之做的准备?”坦率地说,我们当学生的时候还谈不上什么憧憬不憧憬,正赶上“文化大革命”的前期,我是一个老三届。67年初中生,按今天的标准是刚刚脱盲吧。斗大的字认识一箩筐。“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两年“文化大革命”浩浩荡荡。开始上山下乡,一下去就是10年。我是去内蒙古草原,在草原上一待就是10年。因此没有什么职业憧憬,第一是为自己活下去,第二是自学,不能被社会落下。知道再上学的机会是微乎其微了。因此我们上山下乡的时候拉去了4牛车的书。草原上是游牧,一年搬4次家,我们每次搬家共有10个牛车的东西,其中4个牛车是书。老乡们都特别惊讶,你们要这些本本干啥呀。可是没有这4牛车书,这10年草原生活就不知道该怎么过。闷也闷死了。所以没有什么憧憬,不像现在,大家都有很多憧憬,不仅有国内的憧憬还有对美国的憧憬、英国的憧憬,是吧!(哈哈大笑)

第二个问题是你是怎样走上新闻工作这条路的,你有过什么曲折,你又是怎样应对这些曲折的。你说这是不是宏大叙事?我走上新闻工作这条路是阴差阳错,大家知道中青报是1966年被停刊的,一直停了12年,到1978年10月,“四人帮”倒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了,这才开始讨论恢复中青报,开始重建中青报。当时编辑部的编辑记者也是七零八落,找不着人了。除了找回原来的一些老同志以外,编辑记者,都重新招募,我就属于第一批被招募的。当时还在内蒙古,多少有一点北京的资源,因为我就是北京人嘛。有人听说了这个消息,说中青报在招人,其中要招驻内蒙古的记者,条件是蒙汉兼备。恰巧我在那儿混了10年,蒙古语非常地道。因此就通过我这些资源把个人情况传递过去,我就是这么阴差阳错的,连考察都没考察,就进了中青报。当时对第一批记者的考察非常严格,三人小组到各省去,唯独对我没有考察,你这人再棒,他可能不会蒙古语,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条件。不过那也得看看我的文字功夫怎么样。我家里赶紧把我的信都传过去了(当时的信和现在的不是一个概念,高度政治化,通常一封信要写10 000字)(惊讶声)。也没什么作品,在草原也写写小说,就把写小说的本本寄到报社去。报社就根据这些信和本本对我进行考察。信件证明这个人“思想解放”,本本证明这个人文字功夫还不错,于是我就成为复刊后第一位驻内蒙古记者。

可是我根本就没想到我这一辈子要干新闻。大家知道,新闻作为一个行当的概念,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情。你们都不能想象,我们刚进报社时新闻的运作方式——这一周都登什么东西,上周末都列出来了,那个时候是一个典型的计划新闻时代。

人生曲折就不说了吧,人生曲折对咱们这个行当没什么意义。就个人而言,最孤独,最绝望的时候,也体验过。当我的同伴们都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在草原上过了3年。一个人,方圆几十里地就你一个人。你在那儿过3年,你才知道什么叫寂寞。听到一声狼叫你还感到亲切。(学生大笑)

也给大家讲一讲刚做新闻是个什么心态。报社把你弄去就给你发了一大堆本子稿纸,硕大的手电筒,雨衣,这就是我们当时所有的设备。我就傻了,什么叫新闻呀,不知道,怎么干呀,就现学吧。让家里有什么关于新闻的小册子给我寄来。第一条,新闻要有导语,什么叫导语呀,(窃窃笑),还得查词典,词典还没这词,现在有。这个导语怎么解释呀,“一条新闻中最重要的事实”,更傻了,我把最重要的事实都放在导语里,我下头还啰唆啥呀!(笑)我对新闻莫名其妙,不明白。什么《新闻基础导论》,哪个教授写的,什么宣传方针政策,有一段时间就非常痛苦,写不出来东西。可你看别的那些地方的家伙,天天头版头条,给你造成巨大压力(大笑)。内蒙古又是个消息非常闭塞的地方,也不会有什么先进经验,闹得我总也写不出稿子,可这不行呀!所以我走另一条路,什么路呢?写内参,内参好呀!都写坏事。哪坏写哪,包括一些重要的思想争论。内蒙古有一些很有思想的青年,我很快就跟他们混得很熟。我当时有个外号叫“内参记者”。公开报道什么也写不出来。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干了两年,连自己都觉得愧对江东父老,这才开始研究新闻,当然不能根据教科书了。

从哪学?从西方学。慢慢有所感觉。当时有一支对新闻构成巨大挑战的力量——报告文学。有一篇非常著名的报告文学叫《哥德巴赫的猜想》,当时所有的报纸都在头版头条全文转载。你说这让新闻工作者何等汗颜?你作为一个集团拿不出来的东西,人家一个作家写出来,你还得从头到尾转载。

当时出了一大批报告文学作家,起了重大影响,包括对拨乱反正,远远超出了报纸所能反映社会的深度。这种情况给我们这一代记者刺激很厉害,我们研究了报告文学的名篇,究竟好在哪?然后我们开始确立了新的写作范式。这时,我就开始小试牛刀。选择一个对象,写他个长篇通讯,当时写了1万多字。当时中青报只有两个“大记者”有资格写1万字的通讯。只有这两个人才有资格写一个版的通讯。我是新招募的记者中第一个向名记者挑战的。我看看行不行。四易其稿后,当时我认为拿到任何一家报纸他都会用。研究报告文学的心得全用上了。兴致勃勃地交到了记者部。第二天,记者部主任通知我,被枪毙了!(大笑)理由是什么?过于“华丽”。多亏了当时的副主任,他很喜欢,提了个妥协:“能不能让总编辑老钟看看?”勉强同意了。过了三四天,我的好朋友敲门,一开门他就唬着个脸。我说怎么了,“又被枪毙了”。当时不敢相信,胡说!他一下就乐了:“自己看吧 !”发稿签上写着“一、很好!作为今年第一个典型发表,头版头条!二、配图片!三、配社论!四、请大同再推敲一下文字。”你看看(哈哈)我得意洋洋回到内蒙古。哈哈,我也能写出一个版的报道,我也行呀,不光是内参记者呀!

没过几天,我就被抽回来,担任机动记者。到了报社以后,就接到一个让人痛苦的活儿!当时胡耀邦批了两个城市:佳木斯、襄樊。就这两个城市,精神文明、物质文明都不错,要大力宣传。这活儿就落到机动记者身上。这活儿急,告诉你必须某一天拿出稿子来。路上,带采访,带写作。只有13天,要写出一个市来,你说可怕不可怕?昼夜兼程,先冲到哈尔滨,疯狂运转。最后都来不及了,告诉市委组织8个部门负责人等着,不听什么全面汇报,就讲个故事,就这么干。到了最后那天晚上写作,我们写到凌晨四点半,写完后就冲到卫生间哇哇地吐,因为烟抽得太多了,而且眼也直了。这篇稿子在报纸上又是一版,又是1万字,更加确立了我在报社的地位。

正好那会儿重新启用我的舆论很强烈,说是启用李大同吧,给他得了。既然报社上上下下都吵着要让我重新工作,因此这两块版就给了我。总编让我搞点专题什么的,也就是说,去掉双休日,两天半我得拿出一个整版的专题来。根据20世纪80年代的经验,一个部门,比如科学部,教育部,经济部,一年就搞出这么三四个专题报道,很了不起了。现在你要我一年104个专题!其实当时我就知道没戏。领域、形式都没有,怎么弄?要不是我赋闲5年,我根本不会要。可是闲的时间久了,有那么两块版,还挺好玩的。这就是“冰点”问世的情况。

什么是冰点?首先,形式上我想了想。能否办成组合新闻版?不行,所有的版都是组合新闻版,你这个组合新闻版有什么特色?人家为什么要看这块版呢?不会有的,因此组合新闻不行。领域又是什么呢?所有的领域都被瓜分干净了,结果你什么领域都没有了。这实际上就告诉我,你只有一条路,就是没有领域,所有的领域你都去趟一脚,叫做全领域。组合式新闻不能搞,我只有专题形式,就是一个版一篇。但是这个形式,不仅本报没有,其他各报也没有,但这是没有选择的。这就是“冰点”。千万不要弄成热点,叫“冰点”有很大为自己留后路的意思在里头。当时也很生气,每个报,每个媒介,都有叫“热点”“焦点”的栏目或报道。什么是焦点?受众那儿是不是焦点呢?没人问,自己命名为“热点”“焦点”。因此当时起这个名字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就是不闹焦点、热点,那还有什么点呢?只有冰点了。

当时一看李大同重新出山呀,记者们都很兴奋呀。看看这家伙能干出来什么,这是20世纪80年代的大编呀,90年代还行吗?很有悬念。

当时我身边集齐了十几个记者,都很不错。我说:你们报题目吧!那题目才叫宏大叙事呢。南水北调,国企解困,环境生态,三角债……篇篇都是国务院总理考虑的东西,这就是我们记者的思维定势。认为一个版就得这样的题目才压得住。

我就不喜欢这样的题目,说:重要不重要?挺重要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没什么关系。你想想,如果你自己都无所谓的题目读者会有兴趣看吗?不会有兴趣的。所以当时来一篇稿子我毙一篇稿子,全部枪毙!大家就急了,你说写什么?我说写粪桶啊!这是什么题材?冰点的开山之作,第一篇。

题材源于94年十月份的《北京晚报》,一张小照片,猛一看看不出什么,但一看字心里就咯噔一下。文字说明是:北京还剩7只粪桶,挑粪桶的全是老知青。这张照片拍的是一个背影,一个挺暗的胡同里一个。我开始正式接这个版的时候,这张照片就始终环绕在我脑子里。我就认为这是一个重要题材。当时我没有今天这么清楚,等到这篇报道真的打响了,我才开始梳理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这个题目,那就是这个题材首先是一个命运的主题。

今天在座的各位,不太清楚粪桶在20世纪50年代那是象征什么,那是思想革命的最高境界。什么叫时传祥?为什么万里的儿子背粪桶?为什么背起粪桶还得晃一晃,让那粪水洒得满头满脖子?因为心红才不怕这个,才有国家主席的接见,那是执政党教化人民,给粪桶贴上这样的标签。完全为了政治教化。当时粪桶就是这样一个崇高的地位。但是今天,它重新回归了本来的地位——社会的最底层。

这粪桶和哪一代人交叉上了呢?和知青这一代人。当时他们回北京就一条选择,挑粪桶。因为北京还有一些胡同,车开不进去,必须有人去把它背出来。这些北大荒知青为了一个户口,回来干这个,农民都不干这个。这两个命运交叉到一起,我感到有人会读,构成了跌宕,构成了人们感悟的一种空间。

在我们全部记者都失败以后,我们最漂亮的小姐,娇滴滴的,去搞粪桶去了。既然有人自告奋勇了,我就开始交代要求:从他起床开始跟起,一直跟到一天的工作全部结束,每一个细节都要观察到,这是采访的第一步;第二步,所有这些挑粪工的家都要去,亲自看,在家里要和家人一起谈,做到这两条,这个稿才叫成功。

我们这位漂亮小姐为了去采访挑粪工,找不到可以穿的衣服,现去借了一件脏兮兮的破夹克,凌晨4点钟到了那家去。出车时还照顾她,冬天,她和我们一个摄影记者跟了一整天,直到挑粪工进入他们的澡堂子了,这采访才算结束。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小姐两次呕吐,跟着人家背着粪桶走了5趟,每一趟看他什么表情。

什么叫采访?用眼睛看才叫采访,我们大部分记者就是耳朵采访。大家注意我们的新闻,大部分都是耳朵新闻,没有眼睛新闻,没有目击新闻。

这时候时间已经非常紧了,离出刊只有1个月的时间,赶紧写稿。但初稿就是素材的堆积。当时再建构已经来不及了。还有十几天的时间稿子还没有拿出来呢。这时候编辑的责任就是明确告诉记者怎么写,然后你还得做第二手准备,二稿不行,那就得自己上——这时候我已经把材料吃透,甚至我还请了这些工人吃饭。我要看他们,我要产生面对面的感觉。但就是吃饭都让我感动:请一大桌子,主要是采访,说了两个多钟头,说也差不多了吧,该走了吧。竟然,这挑粪工站起来:“这菜,我们能拿走吗?家里的孩子一星期没见肉了。”就这件事情,让你眼泪都快出来了。我也是一个插队10年的知青,深知这帮人有多么委屈。第二稿拿出来时,结构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然后开始打磨。就是为了这篇稿子,本来准备元月3号出刊,推迟了3天。当总编辑签字时,我也不知道这篇东西到底有没有人看,你突然闹出个粪桶来,谁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