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他同样没有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丘吉尔听完他的话，便尖刻地说道：“在我愿意听废话的时候，欢迎你再次光临。”
但更令史蒂文斯吃惊的是，在数天之后的一次宴会上，他亲耳听到丘吉尔正在把那天他提出的方案当做自己的见解发表。经过这件事，史蒂文斯总算“大彻大悟”了，原来并非是自己的建议本身不够好，而是他提出建议的方式还不够恰当、完美。
最终，他找到了向首相提建议的最好方式：低调，一定要低调！不要再强调某个计划是自己想到的，而要让首相觉得那就是首相自己的想法。让首相不知不觉地感兴趣之后，再把这个计划当作首相的“天才构思”公之于众。就这样，你的这个计划就被“移植”到了首相的头脑中，而他也就会不再怀疑这真的是一个好主意。因此，史蒂文斯决定：为了能使一个好计划得以实现，他甘愿牺牲自己的功劳。
后来史蒂文斯奉命到美国做外交上的接洽，此时他已经掌握了向首相提出建议的最好方式。虽然在出发前，丘吉尔原则上同意了史蒂文斯的计划，不过态度却相当谨慎，看来这个计划短期内是很难被批准的了。
史蒂文斯到纽约后不久，就向丘吉尔寄回了他同美国国务卿的谈话记录。在谈话中，史蒂文斯把自己想出来的、首相只是谨慎地表示同意的计划，说成是“首相的创见”，并且对这个“天才、有勇气以及先见之明”的主张不遗余力地加以赞扬。
结果丘吉尔看了这个记录后，便毫不犹豫地正式批准了这个计划。
此例中，丘吉尔属于那种典型的“内自得而外不留”的领导，所以史蒂文斯就对症下药，“说而飞之”，使其欣然接受自己的计划与建议。同样的，员工们可以从一点一滴的小事甚至是只言片语中体察出领导的喜好，在掌握了领导的特点、摸准了领导的喜好之后，就可以在与其每一次的接触中，使自己所说的和所做的暗合领导的心意，使之产生“正中下怀”之感。且由于言辞顺耳，办事妥帖，极容易拉近与领导之间的距离，产生亲近感，从而为与领导和睦相处、向领导献计献策奠定了良好的感情基础。这也就是所谓的“必得其情，乃制其术，此用可出可入，可揵可开”。
处世活用
徐文远以变求存
在为人处世上，很多时候老实耿直不但做不成事，反而会自身难保。而学会了“变”，反倒能无往而不利，尽享风光显贵。所以，学会“揣切时宜，从便所为，以求其变”，时时事事随机应变、机灵做人也是很重要的。
徐文远乃名门之后，幼年时和父亲一起被抓到了长安，那时候生活十分艰苦，几乎难以自给。但他勤奋好学，通读经书，后来官居隋朝的国子博士，越王杨侗还延请他担任祭酒一职。
隋朝末年，洛阳一带闹饥荒，徐文远只好外出打柴以维持生计，不巧碰上了李密，于是便被李密请进了自己的军队。而李密曾是徐文远的学生，请来徐文远后，让他坐在朝南的上座，自己则率领手下兵士向他参拜行礼，请求他辅助自己。徐文远便对李密说：“如果将军你决心效仿伊尹、霍光，在危险存亡之际辅佐皇室，那么我虽然年迈，仍然希望能为你尽心尽力。但如果你要学王莽、董卓，在皇室遭遇危难的时刻，想趁机篡位夺权，那我这个年迈体衰之人就不能帮你什么了。”李密听了答谢道：“我敬听您的教诲。”
后来李密战败，徐文远归属了王世充。王世充也曾是徐文远的学生，他见到徐文远十分高兴，赐给他锦衣玉食。而徐文远每次见到王世充，总是十分谦恭地对他行礼。有人问他：“听说您对李密十分倨傲，但却对王世充恭敬万分，这是为了什么缘故呢？”徐文远回答道：“李密是个谦谦君子，所以即使像郦生对待刘邦那样用狂傲的方式对待他，他也能够接受；王世充却是个阴险小人，即使是老朋友也可能会被他杀死，所以我必须小心谨慎地与之相处。我察看时机而采取相应的对策，难道不应该如此吗？”等到王世充也归顺唐朝后，徐文远又被任命为国子博士，很受唐太宗李世民的重用。
正由于徐文远能“见其谋事，知其志意”，“乃揣切时宜，从便所为，以求其变”，才得以在隋唐之交群雄逐鹿的混乱形势下保全性命，并终得其所。这对我们当今处世也是一个很好的启发。
麦克阿瑟的宽容
《内揵》篇中指出，在古代，圣人立身处世，就是以先见之明来议论万事万物的，其先见之明来源于道德、仁义、礼乐和计谋。他们用言辞、智谋与国君交流，说话前都做好充分准备，不打无把握之仗，正确处理好“投其所好”和政治道德标准之间的关系，所以在当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同样的道理，在为人处世上，尤其是在影响显著而深远的外交活动中，以“情”通融的宽容之法常会赢得全世界人民的尊敬，麦克阿瑟将军对待日本的宽容政策即是一个典型的成功范例。
20世纪40年代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军队背信弃义疯狂地虐待美国官兵，引起了美国上下一片愤激之情，而当年的指挥官麦克阿瑟将军对此更是恨之入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盟国投降。当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即任命麦克阿瑟为驻日盟军总司令，并负责战后日本重建的重要任务。这一任命不由得使世界注目，人们纷纷预测，日本要遭受大规模的报复了。出乎意料的是，麦克阿瑟却极力主张宽恕政策。其手下的一些军官早就想发泄一下对日本侵略者的深仇大恨了，多次建议要把天皇裕仁作为头号战犯处死，都被麦克阿瑟拒绝了。他认为，这样做必定会使日本人对盟军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
当时，他接受这一任务可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日本军人具有武士道精神，死硬派可能会顽抗到底并组织暗杀。但即便知道进驻日本存在很大的危险，麦克阿瑟仍然大胆决定同第一批占领军一起出发去日本。8月30日，麦克阿瑟乘坐“巴丹”号飞机抵达了日本厚木。为了防止意外悲剧的发生，警卫人员戒备森严，如临大敌。面对众多围观的日本人，麦克阿瑟镇定自若，他命令警卫人员收起武器，随行高级人员也把佩带的手枪放在飞机上。这一举动在日本收到了良好的心理效果，美国人在日本国土上不带武器的姿态表明日本确实已经失败了。麦克阿瑟在数百万日本部队尚未解除武装的情况下，只带少数先遣人员，无所防备地来到一个战败国家，显示出了惊人的冷静与极大的勇气，尤其重要的是他对日本人的信任感，博得了日本人的由衷赞叹和感激。
1945年9月27日，日本天皇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了美国大使馆。麦克阿瑟获悉后，赶紧来到了会见大厅的门口礼貌地迎接天皇，并以上宾礼仪接待他。天皇以负罪的心情主动说道：“麦克阿瑟将军，我对贵国和世界人民犯下了不可宽恕的罪行。我今天来见您，是要把我交由您所代表的各个大国来裁决。我愿对我的人民在战争中所做的一切政治、军事决定和采取的一切行动承担全部责任。”麦克阿瑟听到这些话后，十分高兴，他回答道：“战争责任是要追究的，但天皇可以例外。请相信，您将受到我们占领军的妥善对待。”寥寥数语使天皇提着的心放了下来，他感动得手足无措，连声说道：“谢谢，谢谢！”
但麦克阿瑟的宽容政策，却遭到了盟军一大批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要以血还血、惩前毖后，并指责麦克阿瑟毫无道理、心怀叵测。麦克阿瑟耐心解释道：“从感情上，我当然是仇恨日本人的。但一旦取得胜利，作为占领军的最高长官就不能感情用事。我现在关心的是怎样使他们重新站起来，而不是永远爬不起来。”
事实证明，麦克阿瑟的宽容政策起了很好的作用。在以武士道精神著称的日本，美军的占领并未遇到多少障碍。1951年4月16日当麦克阿瑟离职回国时，日本总理大臣吉田茂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时说：“麦克阿瑟将军为我国利益所做的贡献是历史上的一个奇迹。我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国人民对他的离职所感到的依依惜别之情。”之后吉田茂评论说，麦克阿瑟对裕仁处理得当，是美国对日本占领之所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众所周知，天皇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他对日本人有着神秘的影响。如果麦克阿瑟处死裕仁，或者做了其他有意贬低天皇身份的事，必将伤害日本人的感情，从而使占领变得十分困难。麦克阿瑟对天皇的宽大，实际上是采取了攻心为上的策略，妥当地利用了天皇的影响，也属于灵活运用了“揣切时宜，从便所为，以求其变”的内揵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