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桐华
塔尔寺位于湟中县鲁沙尔镇西南隅的莲花山坳中，据省会西宁市26公里，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诞生地。青海省是连接西藏与内地的重要地区，正是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的塔尔寺成为连接西藏与内地的重要黄教寺院。塔尔寺所处的地区土地肥沃，有大量可耕种的农田，牧场辽阔，为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些资源优势为广大的僧侣们生活提供丰富的物质保障。随着中央王朝的不断封赏土地、财物，塔尔寺的经济规模迅速膨胀，曾一度成为青海地区最大的寺院集团。
塔尔寺自明朝创建后，其规模不断扩大，尤其在清代期间其规模达到了鼎盛。清朝利用宗教“导化”民众，极力支持和推崇塔尔寺的宗教地位，对寺内上层人物多次封授名号，赠送财物。塔尔寺对维系汉、蒙古、藏、土族等群众的团结起过重要作用，对青海高原的经济、文化发展有过重大影响。至今尚存于塔尔寺的清康熙皇帝、乾隆皇帝御赐的匾额横幅，反映了清朝政府对塔尔寺的高度重视。这种举措不仅表明了清代利用宗教稳定西部的政治意图，而且也充分肯定了塔尔寺在青海地区重要的宗教地位。许多西藏、青海、内蒙等地的亲王、禅师、王公曾做过塔尔寺的施主。到了民国时期，塔尔寺寺院经济的发展一直处于比较平稳的状态，是清代鼎盛的持续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在不同时期制定了不同的宗教政策，塔尔寺的寺院经济结构相应地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最后形成现在的以“以寺养寺”、“农禅并举”为指导方针，结合自身优势发展的经济结构。
一、“以寺养寺”的寺院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提出了“以寺养寺”的宗教政策。塔尔寺寺院经济作为湟中县的一个特殊的经济实体，与民主改革前相比，性质上有了根本的变化，活动的内容、形式上也有显著的差异。
民主改革前的塔尔寺寺院经济，基本上是寺院封建地主经济，同时也带有封建农奴经济的某些残余。而实行“以寺养寺”后的塔尔寺寺院经济，是一种以寺院为单位进行经济活动的集体经济。这种形式的寺院经济，就社会而言，是对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补充。尤其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寺院经商，从事第三产业，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商品生产的发展，活跃了城乡市场，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对职业宗教人员而言，从事经济活动是以寺养寺、减轻社会、群众负担的自食其力的行为，对提高他们的思想文化素质，生产、生活技能，也有重要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塔尔寺改变了以土地经营为主的经济形式，同时彻底废除了高利贷、差税、代牧代畜等属剥削性质的经济手段，在“自治、自传、自养”的方针政策指导下，开始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
根据塔尔寺财务办公室的统计，1991年全寺全年的总收入（不包括国家部门拨的维修款）为576565.80元。收入的主要来源有三大部分：一是布施、念经、佛事收入，共计8万多元，二是寺院经营收入，其中印经组收人169552元，交税9090元，除去成本开支，上交寺院39000元，藏医院一年接待病人（省内外）11000多人次，收人97653元，除去成本开支约8万元，上交寺院2万元，汽车队因车辆修理及门市部上交盈利约1万元，照相组在7个月中收回了投资的5千元，总计寺院的经营收入为3万元。三是门票收入，达30多万元，为塔尔寺最主要的经济收入。其实这一年全寺收入的主要来源的三大部分也是现今塔尔寺收入来源的三大部分，它也反映出塔尔寺“以寺养寺”的基本经济模式。
布施、念经佛事收入。1983年，塔尔寺补修大金瓦殿，在玉树、果洛收到布施牛各一千头（以80元计，共16万元）。在都兰、刚察、大河坝、共和、海晏、玉树、果洛等地，收布施马7匹、牛1774头、绵羊614只、山羊35只、羊毛400斤、银元17600元，共折合人民币16万元。同时，上下两个寺院也带大吉哇护照到牧区募化布施，塔尔寺全年收入布施近30万元。塔尔寺特殊的宗教地位使得其有许多信教群众，他们经常来塔尔寺做法事活动。供“芒加”，点“千灯”、“百灯”。1991年，塔尔寺安排施主供“芒加”87次，点“千灯”52次，点“百灯”623次，共接受布施达8万多元。按照规定，在塔尔寺供一次芒加，少的需要900元（酥油茶约400元，给每个僧人一元布施约500元），多的则需1700元（多供一次饭，约需800元），点一次百灯需105元，点一次千灯需2000元（包括僧人诵经的费用），此外还有信徒和游客在各殿堂佛像前零星献的钱物，这几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有许多国内外的游客前来塔尔寺观光，在参加各个宏伟壮丽的殿堂之时他们又纷纷慷慨解囊，这里有一张近几年来塔尔寺各大殿堂灯油款上缴的统计明细：（此数据来自于塔尔寺的调查统计报表）
从这张表中我们可以看到每年塔尔寺仅在各个殿堂所得布施的金额大约在三四十万元，其中以大、小金瓦殿所得最为突出。这也反映出它们在塔尔寺所有建筑中是最具影响力。
寺院的经营收入。塔尔寺在1980年以后基本无地（以前所留的500亩地也种植树苗现无利益可言），也无发展林业、牧业的条件，因此只有依靠自身的特点，发扬寺院经商的传统，发展起了社会公益和服务事业。印经院是1827年由五世色多活佛意希图丹嘉措创造。它主要是刻印供本寺僧人学经用的经论、本寺一些高僧的文集及供僧俗念诵和供奉的经咒等。随着改革开放后信教群众对佛教经典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的实际情况，印经院除保留原有的木版印刷外，又购买了新的印刷设备，提高了生产能力。1981年至1985年的累计统计显示，印经院收入为29.56万元。1984年，塔尔寺又在原藏医院门诊的基础上办起了藏医院。藏医院本着继承和发扬慈悲济世、仁爱救人的优良传统，为许多患者治疗和对贫困病人进行义诊，又为自己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利益。2002年塔尔寺藏医院门诊费为692880.40元，住院费33895元，西药13507.50元，便民取药费75620.00元，除去购药款、工资等一些支出外，全年盈余74136.03元。1992年，塔尔寺又先后投资9万元，新建商店一座，照相馆1个，停车场1处，茶司1处。这些养寺企业的兴办，大大提高寺院的自养能力，1992年寺院总收入达到636839元。
塔尔寺古建筑队在1992年塔尔寺的维修工作中承担了主要的任务。此次维修是由塔尔寺申请，经国务院批准并专门负责抢修加固塔尔寺的古建筑群。工程于1991年动工，1995年完成，历时五年，受到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国务院分期拨款共计3700万元，省人民政府拨款273万元，香港知名人士邵逸夫捐款300万元港币，总投资为4300万元人民币。这是塔尔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维修，完成了对吉祥行宫、小金瓦殿、大金瓦殿、大经堂、弥勒佛殿、宗喀巴殿、大吉哇、四门塔的抢修加固，新建山门工程和道路、供电、消防等建筑群环境的综合治理。塔尔寺的维修工程不仅体现出党中央对保护国家文物的大力支持，同时维修后的塔尔寺旧貌换新颜，吸引广大信教群众和游客前来叩拜和观赏。
旅游收入。近几年来，随着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国家对旅游经济的大力倡导，“五一”和“十一”黄金周的推行，使得我国的旅游业蓬勃地发展起来，全国各地兴起了旅游热，传统的在家过节的思想已被外出观光所取代。人们开始追求风景秀丽的自然景点和具有浓郁地方民俗和风土人情的胜地。塔尔寺已特有的古建筑风格和神秘广博的佛教文化吸引着国内外的人士前来。一方面，这使得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越来越多人们的了解和喜爱，另一方面，增加了塔尔寺的旅游收入，为“自养”找到了最有效的解决途径。塔尔寺的旅游收入分为两类：一类是门票收入，另一类是旅游产品收人。门票收入在旅游收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有效地解决寺院开支的增加和僧人生活费用的上涨。八十年代中期塔尔寺的参观门票一直呈现出增长的趋势，到2003年，门票已涨为23元，2004年又调为35元，正所谓是一年一个价。这几年到塔尔寺旅游的人口一般每年超过30万人次，相应地门票收入由1992年的30多万元增加到2002年的5112911.00元。在这十年的期间门票收入翻了十几倍。2002年塔尔寺总收入为6156004.91元，门票收入占总收入的83％。旅游收入的另一项是旅游产品收入。由于塔尔寺地处青海省，周围聚集了许多少数民族，各个民族都有其特有的工艺品，如具有藏族风格的刀、项链、挂件等饰品和具有土族风格的香包等使每位游客爱不释手，要么自己佩带，要么赠送亲朋。塔尔寺的院内就设有专门出售这些商品的商店，这不仅方便了游客，更为重要的是增加了寺院的收入。
二、寺院收入的支出情况
有进就有出，塔尔寺作为供养500名僧人的大寺院，其支出金额也是很大的，不仅要负担僧人的生活而且还要为每年举行的大型宗教活动花费资金，其支出的项目和种类也是较多的。
1.僧人生活之用
塔尔寺僧人的收入和生活状况，视各人情况有所不同，有的僧人人寺后，其俗家还供给其一些口粮和生活用品，有的则没有供给。总的来看，绝大多数僧人的生活还是依靠寺院。按寺管会的规定，对60岁以上的僧人在布施份子上加每月的基本生活费，对60岁以下的僧人在布施份子和基本生活费的基础上加劳动（看守殿堂、维持寺区治安、参加法会活动、印经等）出勤工分，出勤多的僧人1990年的出勤费可达700元。2002年塔尔寺为寺中僧人所付的工资达100多万元。塔尔寺的僧人按《塔尔寺僧人管理制度》中规定“严格县政府批准的500名编制，实行定员管理”可以看出，塔尔寺僧人为500名，按平均的比例来看，每位僧侣每年可得到2000元人民币，再加上布施份子，每人每年的收入大约为3000元。学经僧人因为要集中精力学习经典，所以很少得到出勤费，寺院专门拨出部分款项给他们以作为补助。
2.宗教活动支出
塔尔寺在进行宗教活动获得布施收入的同时，每年也要为举行法会花费一大笔开支。据总务办公室统计，正月法会酥油花制作的材料一项就需15000元左右，而酥油花是公开展出，不收参观费，开支由寺院负担，不过从1980年起，共和县江西沟村的牧民为塔尔寺制作酥油花每年布施一部分酥油和款项。2002年塔尔寺为制作酥油花共花费67500元。四大法会期间供给僧人茶饭各需6000元左右，供品约需7000元左右，住夏的45天，寺院每天供一次“芒加”，约需25000元，这样寺院本身用在宗教活动上的费用，每年在80000元到100000元之间。另外，寺院在宗教活动方面还有一些临时性开支，如十世班禅大师去世，曾任塔尔寺法台的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夏茸尕布活佛去世，塔尔寺举行追荐祈祷法事，塔尔寺都要为此支付一笔开支。
3.慈善捐款
塔尔寺作为黄教的六大寺院之一，本着佛教“乐善好施”的原则也经常为广大群众做善事。每当周边地区的人民遇到灾害之时，寺院以及各个活佛和广大僧侣都纷纷捐款救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1996年玉树州发生特大雪灾，灾民有4446户，21317人，灾民们处于断粮阶段。塔尔寺得知消息后，立即与玉树州驻西宁办事处取得联系，组织18名工作人员，6辆载货车，将救灾物资送到救灾中心。当时塔尔寺僧众共捐助现金5万元，糌粑6吨，茯茶500包。塔尔寺的这种公益慈善事业不仅对于周边地区而且还延伸到许多地方。1998年张家口发生地震塔尔寺僧众自捐5000元，为希望工程捐款3000元，为湟中县公安局办案费捐10000元。这些捐款用于许多方面。据统计，1996年至2000年，塔尔寺用于各类公益慈善事业的款项达1005693.55元。
随着这几年塔尔寺的开放，许多国内外的知名人士和企业纷纷与塔尔寺建立了友好关系，提高了塔尔寺的国际知名度，为其自身发展带来了机遇。如日本大正大学，经过相互交流，在互利的基础上，为塔尔寺提供20万元人民币和一套现代缩影设备，用于保存经典。在广泛交流、增进友谊的基础上，通过寺院和活佛个人牵线搭桥，为当地引进了许多建设资金和救灾助学资金。在1996年的青海玉树特大雪灾之时，正是由于塔尔寺红十字会的牵线，香港明爱中心向灾区捐助糌粑、面粉等，总价值190000元，香港旭日集团捐款100000元。在阿嘉活佛的帮助下，共和县环湖藏文中学在资金缺乏的情况下求助于香港明爱中心，后得到42600元的资金。
4.其它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