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放前至今，蒙古王公支持和蒙古族群众信奉的格鲁派寺院中的僧人与藏区的格鲁派寺院僧人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就在于蒙古族僧人可以不依戒律娶妻生子，平时抚养家庭，法会期间众僧人聚在一起念佛诵经。这是蒙古族格鲁派寺院历久以来的历史传统，这种历史传统可以追根溯源到固始汗时期。
“话说和硕特部迁居青海很多年后，他们信仰藏传佛教，每家每户把最小的儿子送到寺庙当僧人。时间久了，部落里僧人的人数增加了，劳动力和兵丁反而减少了，当固始汗发现这一情况后说：‘僧人多了人种将灭绝，犏牛多了黄牛将灭绝’，并对德都蒙古族各扎萨克旗下令说：‘今后各家各户中必须有一个儿子服兵役，还要一个儿子当僧人做学问。成年僧人必须成家立业。’所以在德都蒙古地区的僧人们娶妻生子是合法的。他们平时回家当普通劳动者，放牧牛羊，养家糊口，在法会、诵经期间脱下俗衣，穿上袈裟，到寺院参加宗教活动，若不参加法会诵经，会受到寺内首席僧人的处罚。”在《甘肃蒙古族文化形态与古籍文存》一书中，也认为“其一，固始汗为保证兵源，发展生产，当众宣布非住寺僧人可娶妻；其二，柴达木地区诸旗在清朝后期，看到僧人‘不娶妻室、不谋生产’的颓风，遂开了僧人“娶妻室”的社会风气；其三，清嘉庆十五年（公元1810年）查造青海蒙旗户口时，发现蒙旗人口锐减，经向甘肃某提督申请，允准人口稀少僧人结婚和参加生产劳动。”
这种历史传统在另一方面也说明与传统的藏区藏传佛教寺院相比，蒙古族格鲁派寺院戒律松弛，僧人对于格鲁派教义的不甚悟解，缺乏传统的寺院教育和信仰基础。
据史料，解放前“蒙人之学佛与藏民同。凡蒙人子弟，除承嗣之男儿外，必会当喇嘛，每户一人，虽王公之子亦然，喇嘛阶级大致为佛爷喇嘛、札萨克喇嘛、大喇嘛、庙喇嘛及黑喇嘛五种”。这里的佛爷喇嘛就是指活佛。“札萨克喇嘛”指“有道行之僧人，并有勋劳于国家，赐封至札萨克，握有政权教权，统辖寺内外之土地人民，为教中之政务官。大喇嘛其法座仅次于佛爷喇嘛，乃一寺之住持，多半为王公子弟曾允喇嘛者任之。诚属喇嘛中之贵族也。庙喇嘛，即一般普通之僧众，住居寺内，礼佛诵经，民间婚丧，为之祈祷，挂钵挂单，乃内地所谓脚僧也。黑喇嘛为一般鳏夫寡妇，皈依佛法，不用袈裟，不习佛法，不挂念珠，口宣佛号，即带发修行之民众也。
这里描述的是解放前青海柴达木蒙古地区（即今海西地区）寺院的职别情况，带有浓重的封建政治等级性质及蒙古族特色。但在如今，蒙古族寺院如茶卡寺中这种情况不复存在了，代之而起的是与藏族寺院一致的职别制度。寺主为寺院的最高宗教首领，由活佛担任。下设希热喇嘛、老翁、翁则德、格贵、尕扎瓦、格育、尼尔瓦等僧职。希热喇嘛为法台，其地位仅次于寺主，一般从寺内佛学高深、社会地位较高且有较雄厚的经济实力的僧人中选任。老翁为规范师，具体负责全寺宗教仪轨的执行；翁则德为领诵师，职责是带领僧众诵经，一般由寺内熟悉经典及念诵仪式且声音洪亮的僧人担任；现任的翁则德为24岁的巴特尔。尕扎瓦为翁则德的助手，协助翁则德领诵经文。格贵（铁棒僧人）为僧官，具体维持寺院秩序，监督并处罚僧人的犯戒行为等，多由寺内办事公正的僧人担任；68岁的益西担任格贵已有20年了，格育为格贵的助手，协助格贵处理犯戒的僧众，维持僧纪；尼尔瓦为管家，负责寺院及活佛财产的管理等。这种职别制度，看似完全，其实现今已有很多职位如尕扎瓦、格育等都是空缺，寺管会主任伊西认为，一是寺内僧人人数少，二是没有经济能力充实这些职位。另外，在寺院的各殿堂还设有高尼日（即殿堂的管理者）一职。1992年，设立了寺院民主管理委员会，负责商定寺内重大事务，并监督执行。
茶卡寺全日常诵经弘法，每年还举行一些固定的法会及活动：
1.正月祈愿大法会，蒙语称“约热勒”，于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日前后举行，为期八天。期间全体僧众集体诵经，祈祷年内风调雨顺，万民康宁幸福。信徒们则顶礼佛祖，向寺院或僧众施舍财物等。这是茶卡寺及海西地区藏传佛教寺院最大的佛事活动。
2.四月法会，于每年的农历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十六日举行，蒙语称为“农乃”，是僧俗一起参加的闭斋活动。
3.祭敖包，每年农历五月十五日举行祭敖包法会，僧俗群众一起参加。
4.六月法会，亦称嘛呢法会，于每年农历六月七日至十六日举行。活动内容主要包括“佛祖降世法会”、“嘛呢仪轨法会”、“佛祖首转法轮法会”等。
5.七月法会，又称为“达更吉格”法会，即集密、胜乐、大威德、毗卢遮那佛仪轨法会，时间为农历七月十五至八月一日。
6.八月法会，在农历初八举行战神法会。
7.十月法会，农历十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南吉德”法会（即五月供会），纪念宗喀巴大师。
8.十二月法会，农历十二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举行“呼齐法会”，即护法神祈愿法会，祈愿护法神保佑众生幸福。
法会的内容、形式与藏族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相似，特别与塔尔寺的法会活动几乎完全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农历五月十五的“祭祀敖包”仪式。
（五）乌兰哈达村与乌图美仁村藏传佛教信仰差异原因之分析
从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同是蒙古族村落的乌兰哈达村与乌图美仁村在藏传佛教信仰上存在很大差异，那么，该怎样分析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
1.宗教文化土壤的差异
形成一种宗教文化土壤，必须有一定的宗教人士、宗教组织以及在此基础上由信徒共同参与履行的宗教制度、宗教仪式等。这是宗教文化土壤形成的外在因素。“宗教的组织与制度则是宗教观念信条化、宗教信徒组织化，宗教行为仪式化、宗教生活规范化和制度化的结果，它处于宗教体系的最外层，对宗教信仰者及其宗教观念、宗教体验和宗教行为起着凝聚固结的作用，保证宗教这种社会现象作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而存在于社会之中。”从现状来看，茶卡寺正居于乌兰哈达村之中，起着凝结牧民们精神信仰的作用，是牧民精神信仰的寄托之地。在这种宗教文化氛围中，广大牧民信徒便有了归属感，形成了一种互助关系，不约而同地履行着宗教仪式与活动。正常有序的宗教活动就在村落中形成一种文化氛围，这种氛围作用有二：一是可以指导与规范人们的行为，二是约束违反这种文化氛围的行为。从1986年恢复建寺后，乌兰哈达村乃至全茶卡镇的牧民信徒每逢节日、法会以及病祸灾福时都要来到寺中磕头祈愿，僧人们经常被邀参加各种家庭仪式、集体仪式等活动，这种相对稳定、缓慢变化的精神过程，看似静止的，其实却蕴含着一种深沉厚重的力量，而力量的源泉在于宗教组织。
乌图美仁村原有黄教寺院三座，合称“台吉乃”寺。最早是1895年腾格里德都诺颜时期、从拉萨请来的黄教僧人搭起的帐篷寺院，1897年在此基础上建了哈吉尔寺院，以后相继建成了腾格里脱海寺院和郭勒木德脱海寺院，这两座寺院都是哈吉尔寺的子寺，至1939年台吉乃的三座寺院共有1000多名僧人和完代，一年有六次大的重要法事活动。乌图美仁乡的牧民们对寺院顶礼膜拜，人们的生活中少不了僧人。1940年初，哈萨克人火烧台吉乃寺，是对乌图美仁牧民们宗教信仰中心的一次重创。在1958年破四旧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台吉乃寺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三座寺院的950座佛像被毁，2506部经书被烧，259种佛护身符遭弃”。
寺院作为藏传佛教最基本的集体活动中心，是个体信徒们举行集体宗教仪式的组织群体，“是一种与统一的宗教信仰目标与行为体联系的，共同遵照一定的制度规范的宗教信奉者所结成的社会群体”。群体生活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宗教徒作为具有宗教信仰与体验的人，尤其离不开群体，在宗教群体的共同活动中，宗教信徒不仅获得了实现个人信仰的宗教意义，而且通过群体各体角色在共同目标与规范的指导下，相互沟通与认识，也获得了群体意义。而乌图美仁乡台吉乃寺的破坏与消失，使得牧民的个体信仰失去保障，群体信仰生活的中心不存在，也就失去了群体信仰的基础，个体信仰也因之黯然失色。宗教文化土壤也由此而被破坏，直接导致乌图美仁村牧民藏传佛教信仰淡化。
2.地域文化的影响
从文化视域看，宗教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藏传佛教传人蒙古族并被接受，是异质文化之间交流与发展的成功，“一个群体向另一个社会借去文化要素，并把他们融合进自己的文化之中的过程就叫作传播”。各种文化组织系统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发生扩张和相互接触，会有文化输出与输入的现象发生，在这种双向性的交流和传播过程中，双方都在不断改变着自身，这种状况在文化的制度、器物层面可以得到反映，也表现在文化的精神层面。单方面来看，乌兰哈达村所处的位置，北与天竣藏族自治县为邻，南与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接壤，三地的牧场都是相邻的。据了解，近五年来，乌兰哈达村与这两个县的藏族村落联姻的就有六家，姑娘嫁为藏族媳妇，儿子娶了藏族姑娘，精通藏语的中年人、老年人在整个茶卡镇蒙古族村子中很常见，日常的交流接触以及联姻无疑促进了藏蒙文化的共融共进。在乌兰哈达村你可以感受到一个普通的牧民家庭与藏族牧民家庭在饮食、生活、习俗等方面都十分接近，不少家庭为孩子取名依旧是藏族名字，50多岁以上的老人们穿着藏袍，手摇经筒，念着嘛呢，与藏族老人没什么区别。这种地域文化的影响，使这个地区的藏蒙文化趋于一致性，蒙古族人具备了属于藏族人的语言、宗教以及生活、居住等典型特征，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就可以划归为同一形式文化区，同一文化区必然产生并得以维持相同的精神信仰。
再来看乌图美仁村。格尔木市总共有三个蒙古族乡，其中包括乌图美仁乡都位于格尔木市北面，仅有的一个藏族乡唐古拉乡位于格尔木市南面，两者之间相距700多公里，文化的交流传播体现不到，更没有相互之间精神层面的影响。
3.形成差异的历史原因
我在调查中就乌图美仁村藏传佛教信仰淡化与很多人作了交流，在中青年人中都有这样一个说法，这也是历史实事，同时又是他们认为信仰淡化的主要原因。
“1935年，新疆镇西一带的哈萨克牧民，曾反抗盛世才的残暴统治，在受到严厉的镇压后，他们被迫逃到甘、新、青的交界线上。从1939年冬起至1940年夏初，哈萨克族侵袭了居住在塔尔丁、甘森、诺木洪、乌图、可里沟、台吉乃、宗加、巴隆、可可等地的蒙旗牧民，其中以台乃吉王府受祸最惨，所有两年积蓄的物资及武器，均被劫取抢尽，台吉乃亦当时有六百余户、一千八百余人，其中被渗杀的有四百四十七户，一千二百余人；大小牲畜原有二十多头（只、匹），只剩余六十多头（只、匹）。”当哈萨克人大举入侵时，牧民们祈祷佛祖能保佑他们，纷纷到寺院请求庇佑，台吉乃三寺也是大搞法事活动，以抵抗入侵，其中一大僧人告诫众人不要使用刀枪，要众人与僧人们一起诵经祈祷。他本人在哈吉尔寺前的山坡上敲法鼓念咒语，结果哈萨克人的子弹最先穿透了他的胸膛，所有的诵经僧人也都倒在血泊之中，这一悲惨事件给予台吉乃人极大震动，“僧人们自己的性命保不住，又如何保佑得了我们？”今天的台吉乃人自己认为这是他们对黄教信仰淡化的主要原因。不能否认，这次血腥屠杀在台吉乃人乃至全体海西州蒙古族心中留下的刻骨伤痕。但也由此看出，当地蒙古族对藏传佛教信仰的价值取向是多维的，与价值取向单一的藏族信徒相比，其中的功利性显而易见。
权平，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宗教学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