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院志藏文称为“gdan—rabs”，可直译为“历任住持”或“法座世系”，现在一般译为寺院志。自松赞干布时期建造大昭寺以来，在藏传佛教前后期的历史上建起过许许多多的寺院。其中不少寺院成为当地的文化、教育，甚至政治中心，研究藏族历史不能不研究寺院。而藏传佛教自身也非常重视寺院的历史，凡规模较大的寺院皆有寺院志。现在已有一部分藏文寺院志被翻译成了汉文，如《塔尔寺志》、《拉卜楞寺志》、《佑宁寺志》等。凡寺院志一般包括这几个方面的内容：寺院所处的地理位置，主要诠释寺院的风水特点，指出寺院周围山水的象征意义；寺院的创建者，即记述寺院创建者的生平事迹，以及建造寺院的过程；历任住持的小传，这也是寺院志中最重要的内容，从中也可了解寺院的发展历程。一些较大的寺院内有好几个僧院（藏语叫扎仓），如闻思学院、医学院、密宗院等，如拉卜楞寺有六大学院，各有住持。因此这类寺院的寺志，又分别记述各僧院的历任住持；寺院的建筑规模，寺院供奉的佛菩萨像，寺院壁画的内容，寺中的藏书经卷；下属的寺院，即子寺；寺院的学经制度；寺院的下属部落等内容。因一些寺院在当地享有极高的社会影响，通过寺院志可以了解当地的政治、教育、文化等诸多方面。
5.人物传记
传记藏文叫“rnam—thar”，直译为“解脱”，又称为“rtogs-rjobs”，译为“证道记”。“rnam—thar”和“rtogs-rjobs”反映出了藏文传记的佛教文化特质，即它在讲述佛教高僧大德修法悟道的经历，这是藏文传记的主题思想和价值取向。
传记在藏文历史著作中数量最多，藏传佛教历史上著名的大师无不有传记行世，而有名的佛教大师成百上千，可以想见传记数量之多。藏文的高僧传，与汉传佛教的高僧传有很大的不同，汉文的高僧传大都文字简洁，叙事扼要，如《宋高僧传》，汇集了多位高僧的传记。而藏文高僧传则不然，一般一人一传，文字洋洋洒洒，有的达数十万字，甚至有百万字者。大多数藏文传记文字华美，语言典雅，叙事详实，尽可能地展示主人公的生平业绩。
藏文高僧传的旨趣在于彰显大师的高尚人格、品性，同时为后人树立榜样，作为他人仿效的楷模。因此重在大师的善行，而回避人物的不足与他者之间的矛盾斗争之类，同我们现在的人物传记之间有很大的差别。
藏文人物传记写作方式也不是千篇一律，有的特色鲜明，尤其是较早期的著作，如《玛尔巴译师传》、《米拉日巴传》、《唐东杰布传》等，语言活泼、生动，具有故事情节，引人入胜，可读性很强。塑造出了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文史合壁，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如《米拉日巴传》已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在当代仍然拥有广泛的读者。后期的高僧传，写作比较严谨，注重人物活动的具体时空，内容翔实而客观，有些高僧传如同实录，详记每年每月的活动，甚至显得有点繁琐，相比前期的高僧传则史的味道更浓厚一点。写作的形式也大致雷同，形成模式化。大致的内容有：出生前的征兆、父母的情况、幼年时的表现、出家（或被认定为转世灵童）、学习显宗取得学位、密宗的修学、担任僧职、传法弘法事迹（给寺院上师献供养、建寺塔、著书立说）、培养的弟子、圆寂。
部分藏文高僧传的史料价值极高，是我们研究藏族史、藏传佛教史、民族关系史、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史方面不可缺少的参考资料。历世达赖喇嘛传、班禅传、章嘉国师传，及在清代担任摄政的热振等大活佛的传记、嘉木样等地方政教领袖的传记，在当代已经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如五世达赖喇嘛的《自传》，在研究噶丹颇章地方政权的建立、五世达赖喇嘛的朝清活动、蒙藏关系史等方面的史料价值，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藏文人物传记以僧人为主，俗人的传记很少，原因是自宋元以来，藏传佛教蓬勃发展，并建立政教合一的统治，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往往兼于一身。其次，传统的文化教育也基本上掌握在僧侣阶层手中，按佛教的价值观念，给高僧大德树碑立传，其意义远胜对俗人的立传。俗人的传记中较为有名的有清代西藏地方政府噶伦、著名学者多喀哇·才仁旺阶所著《颇罗鼐传》和他本人的自传《噶伦传》，这两部传记无论写作形式，还是传记的内容，与高僧传有着明显的差异。《颇罗鼐传》通过颇罗鼐的生平事迹，反映了十八世纪风云突变的西藏历史，对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有准确客观的记述，是一部可信的清代中期西藏历史著作。再如《多仁班智达传》，记述了清代噶伦多仁班智达家族的历史，披露了廓尔喀侵略西藏等历史事件的详情。因此，俗人的传记虽少，其价值却不可低估。
目前许多藏文传记，如《宗喀巴大师传》、《阿底峡大师传》、《章嘉国师若必多杰传》、《五世达赖喇嘛自传》等已翻译成了汉文，使更多的人得以了解藏传佛教大师们的生平。
6.宗派类著作
宗派类著作藏文叫“grub—machv”，与“教法源流”类著作不同的是“grub—machv”以讲述各派的见解为主，与当代的佛教思想史一类的著作相似，对每派的佛学理论均追根溯源，梳理其渊源流变，对著名人物的生平也有所记述。显然，宗派类著作在研究藏传佛教思想史方面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宗派类著作所论述的对象不限于佛教，还包括佛教以外的宗教的见解，由此宗派类著作堪称为藏族古代的宗教学。
讲述各宗派见解的著作藏传佛教各派都有，格鲁派中著名的如第一世嘉木样大师的《宗派广论》，第三世章嘉国师的《宗派建立论》，第三世土观大师的《宗派源流镜史》等，其中《宗派源流镜史》早已翻译成汉文，广为流传，成为当代人研究藏传佛教的入门书。该书内容包括印度各种宗教的见解，佛教的四大教派，藏传佛教各派教法传承和见解，汉传佛教、道教、本教、基督教等宗教的基本概况，尽量涵盖了作者当时所了解的所有宗教，甚至有些内容是作者道听途说的，说明藏传佛教具有开放性的一面。撰写宗派类著作的旨趣在于明了、确立自宗的学说理论，通过对其他宗教、教派的分析批判来反证自宗见解的合理性和正确性，因此藏传佛教认为了解他宗的说法是有益的。土观大师在分析其他宗教时，以佛教的理论作为批判的价值标准，而评说佛教内部各派时，又以自宗的见解为取向进行分析批判。具体而言作者对各派的理论有所批判，指出其缺陷与不足，而对格鲁派的见解大加阐扬，并驳斥他宗对格鲁派的批判，因此通过对各种宗教的考察凸现格鲁派理论的完毕与圆满。就此而言，宗派类著作与当代的宗教学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有重大的区别。当然，藏传佛教也反对对其他的宗教或宗派持有偏见，或者持一种仇视的态度，而是以理服人，以公认的方法去检视研讨，这是一种理性的批判，而非简单盲目的排斥。
除以上的藏文历史著作外，尚有史地类的著作，如《世界广说》、《卫藏圣迹志》等。还有游记类著作，主要是到印度留学的一些高僧的行记。
二、藏文历史著作的特点
首先，通过以上的分析介绍可知。藏文历史著作绝大多数是佛教史，或以佛教内容为主，而作者几乎是清一色的佛教僧人。因此，藏文历史著作的指导思想自然是佛教的价值观念和世界观，佛教的因果思想贯穿于全书，佛教的伦理道德是衡量历史人物、判断是非的标准。作者在历史的取材上自然注重佛教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而忽略政治史、经济史的内容，甚至回避不同集团、阶层之间的矛盾斗争、流血冲突，或者一笔带过，语焉不详。虽然藏文历史著作的编写也有总结历史、以史为鉴的用意，但重点在于佛教的传播，宣扬高僧大德的美德。凡弘扬支持佛教的君主无不受到称赞，与佛教无关的人与事一般略而不述。佛教史家看来，佛法高于一切，宣传佛教的价值观念，被视为是利益众生的善行，对作者而言也是积善行德之事。这种观念在部分藏文历史著作的前言或后记中有明确的说明，作者十分看重其著作在教化或为他人解惑方面的作用。藏文历史著作一般开篇讲的是佛教的宇宙观，即世界的形成起源，或从佛传开始。将印度佛教史和藏传佛教历史看做是一个整体，一切教法的源头，甚至一切文化的源头，无不从印度开始讲起。
其次，藏文历史著作具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因佛教承认鬼神的存在，承认高僧们的神通能力，而藏传佛教密宗更重视各种神通成就的修炼。因此，藏文史书中充满了对不可思议的奇迹的描述，无论是佛教史，还是高僧传，或寺院志，无不显示高僧大德们的非凡和神奇，渲染他们的超凡能力，神人一体，混沌不分。对佛菩萨的神话传说，也往往大书特书。熔历史、传说、故事为一炉，传说与客观的历史叙述往往夹杂一起。如果对藏传佛教文化背景缺乏了解，则很难理解此类描述。不过，对藏传佛教的整体研究而言，这些神话、传说都是有用的研究材料。
第三，藏文历史著作均属个人著作，非官方组织或主持编写的，因此在体例、叙事风格上不完全一致。总体上看，大多数属于编年体史书，无纪传体史书。按年代叙述历史，也一直为传统的藏族学者所遵从。
第四，藏文历史著作的行文往往散文、诗歌体相间，文字优美，文史合璧。尤其是一些人物传记的文学性更强，甚至其文学价值大于史学价值，是藏族文学史上的名著。
以上是我们对藏文历史著作的简要概述，用现代历史学或现代学术著作来衡量藏文佛教历史著作，则自然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是，在古代这些著作是藏族人了解世界和历史的重要窗口和途径，为传承民族文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当代它既是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又是我们了解、研究藏族历史、佛教文化所必不可少的参考书。
才让，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