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边的人僵持不下。之后，本-古里安下令开枪。肯尼斯·比尔比看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在海滩上开起火来，在岸上的伊尔甘人或被打死，或者被俘……犹太人开始正面对犹太人开枪了，这是一种让人困惑的无政府主义战争。所有部队都穿同样的军服，外面的人根本弄不清楚谁在对谁开枪。”他难以置信地看到，“哈甘纳的一个人把不到10码远的一个伊尔甘人打死，他的子弹撕裂了那个人的头皮。伊尔甘人围着圈子转了一两分钟，之后倒地而亡。”
本-古里安还下令摧毁阿尔塔伦纳号，那是暴乱活动的明显迹象。那条船在一阵爆炸声中燃烧起来，船上活着的人都跳水了。不久之后，船上的军火着火了。卡帕听到“更深沉的怒吼”，伴随着“枪炮声不规则的尖叫”。之后，他走到更近的地方去拍摄伊尔甘的人马从着火的船上往下跳，之后游上岸的情景。几分钟内，卡帕看到冲浪板上的犹太人又朝着火的船上划去，因为美国人的子弹正射向被抬到犹太人红十字会派来的救护车上的另外一些犹太人。救护车上印有大卫的“红色盾牌”。
突然之前，卡帕感觉阴部一阵剧痛。在前线奔波了10年，一粒子弹终于找到了卡帕。在漫长的几秒钟里，他觉得自己的性器可能已经给打飞了。但是，谢天谢地，子弹只是擦过他的身体。稍好一些后，卡帕一跛一跛回到阿蒙饭店，订了飞往巴黎的机票。卡帕后来自我嘲弄说：“如果被犹太人打死，那可真是天大的丑闻！”
回到巴黎几天后，卡帕跟以前专门进行夜间空袭的一个叫做诺尔·霍华德的飞行员一起坐在他最喜欢的夜总会“卡雷里之家”喝酒，就在香榭丽舍一带。他们最初是在一个晚餐会上认识的，之后彼此很合得来，因为他们发现，两个人都有同一个女人送的袖口钮扣——那女人就是诺尔的前妻。
“我很快就跑回来了，”卡帕对他说，“回到兰卡斯特饭店的时候，我的裤口都还没有打开。”侍者雷蒙德每隔几分钟就来给他们加一次酒，尽职尽责。他继续说，他已经决定，他和梅格纳姆其他的成员不再拍摄战争题材了。“在巴勒斯坦，他们走得太远了，或者不如说走得太近了。对于这些玩小把戏的人，我再不想去为后人纪录什么东西了。”
卡帕报道以色列独立战争期间，冷战已经进入了新的紧张时期。看起来，整个夏天，全欧洲惟一值得报道的事情也就是柏林的空运。9月18日，盟军飞机将创纪录的、超过7，000吨美国物资运送到柏林，公然违反苏联对柏林实行了三个月的封锁。几周之后，卡帕跟海外新闻通讯社的首席记者西奥多·怀特一起，不失时机地前往三个东欧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他们很快发现，按照英国记者理查德·梅因的话说，那是一片荒原，“发出尘土、石油、火药和油腻腻的金属味。还有排水沟和寄生虫的味道，汗味和呕吐味，脏袜子和大便的味道，腐烂和死人没有埋的味道。”
在西欧，许多平民仍然吃不饱穿不暖。节衣缩食的生活吓倒了整整一代英国人。在艾娃·贝斯尼奥被收养的那个国家，也就是荷兰，成人只能摄取“六岁大的孩子的热量”。但在波兰，苦痛的情形更是惨不忍睹。在华沙，卡帕拍摄到一处风景，看起来就跟长崎灾难一样荒凉。在华沙的贫民区，曾有40万波兰人死亡，一个天主教教堂是那里惟一的幸存物——苏联人将这个地区别的建筑夷为平地。营养不良，疾病成灾。但是，让人觉得惊奇的是，精疲力竭的波兰人已经开始在矿井和新建的工厂里工作很长时间了，他们在用自己的双手重建国家。
怀特和卡帕开车穿过波兰南方灰暗的乡村地区，他们专门绕道去看了“最后一个可怕的纪念物”：奥辛维茨。纳粹最令人发指的死亡营已经被清除掉，现在已经成为一座博物馆。卡帕经过的那条路修得很干净。他们的导游很会说话，训练有素。在离奥辛维茨不远的地方，有几道光秃秃的拱门，许多导游以前都是里面的犯人，他们都不敢从门下经过。到了战争末期，纳粹分子认为光靠毒气室还不够迅速地处置犹太人。把尸体扔进土坑之后烧掉要容易得多，快得多，也便宜得多。已经过了三年，卡帕还可以认出被填平的那个土坑，因为那里的草长得特别茂盛，都是底下埋葬的尸体催肥所致。纳粹在1945年仓皇逃避苏联红军，竟然让几处土坑没有封住就跑了。卡帕发现那些地方都浸了水。“只焚烧了一半的尸体还在底下，到今天还在冒水泡，”怀特报道说，“那是缓慢发酵的结果。如果在水边弯下腰去，你还可以听到冒泡的声音。”
几个星期之后，卡帕到达布达佩斯，他发现，比较上次来住了24个小时的访问，这里稍稍少了一些阴惨。“昨天的匈牙利只是一个神话。”《画报》1949年3月26日号的一篇文章报道说，那篇文章附有卡帕的十多张照片，其中多张显示阅兵游行，是匈牙利由苏联支持建立的一个新部队。“如果提到柯苏的名字，提到这个城市最伟大的自由战士，人们今天只会想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布达佩斯多瑙河大桥。今天，多瑙河的河水又变红了，那是政治受害人的鲜血染红的，匈牙利的压迫者从无法记忆的时候起不断地将这些受害人扔进河里。”《画报》还报道说，“对曼恩德逊迪红衣主教及其朋友的审判和关押，确立了这个国家的附属国地位，而这个国家一度在西方找到安慰，非常惧怕东方。属于共产党情报局成员国家的其他国家都不曾受过同等残酷的对待。波兰和南斯拉夫正在斗争，以保留其民族特色。在匈牙利，苏联军队才是真正的主人，他们驻扎在那里，表面上是要确保与奥地利的俄国驻军的通讯线。”。在圣盖勒特山的山顶上，他过去曾去那里滑过雪，现在，卡帕发现了一个纪念馆，是纪念在长达两个月的布达佩斯之围中牺牲的苏联红军的。在留存下来的地标上，处处都是弹洞，到今天仍然没有变化。
在6个星期内，卡帕拍摄了这座被毁坏的城市，后来写了一篇很有头脑但也很肤浅的报道，给了美国一家叫做《假日》的旅游杂志。也许，把数百年犹太文化和他曾经觉得十分迷人的城市风貌已经消失的事实告诉自己的高级客户，这是他无法忍受的事情。但是，他的确暗示，能够在战前离开这个国家真是一桩幸事。离开布达佩斯特的头一天，他去给自己的出境签证盖章。一位三十几岁的中年人检查了他的护照，盖了章，之后问他上的哪一所学校。结果，那位官员本人也在卡帕离开两年后出国。“如果晚两年出生，”他说，“以你这样的天赋，要么是死掉了，要么至少成为部长的秘书。事情就是这样的，你只是一个思想混乱的西方自由主义者。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1949年1月，以色列的独立战争在正式停战协议签订后结束了。卡帕发现，欧文·肖计划为《纽约客》报道战后的情形，并说服卡帕合作写一本书，叫《以色列报道》这本书是卡帕与一位作家最成功的合作项目，比《俄国日记》好得多。肖的抒情式分析和卡帕抱有深刻同情心理的描述合并起来，成为最高水准的一篇报道。。5月初，他们到达特拉维夫，正好赶上以色列的第一个国庆节。他们访问的第一个人是柴姆·魏茨曼总统。在特拉维夫他的家中，卡帕给他拍了照，跟他的英国孙子大卫一起坐在游泳池边。他们还参加了以色列的一次国会会议，参观已经生了锈的阿尔塔伦纳号。肖写道，孩子们现在都在“那个可悲的纪念物上游玩，他们游到已经搁浅的船上，胆大些的孩子赤脚爬到船边上往水里跳”。
“今天，以色列是最原始和最艰难的居住地，”卡帕在8月27日号的《画报》上报道说，“但是，在这里，人们夜间还听得见年轻人唱歌，甚至还能听到一些老人在谈等在他们前面的美好未来。”卡帕于1948年7月离开这个国家，自那以后，以色列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中间的几个月里，以色列已经成为数十万年轻社会主义者的家园，他们正忙着从零开始建设一个新国家。他们让卡帕想起1936年夏天在巴塞罗纳见到过的那些社会党人，那个时候，法西斯使他们建设一个民主新国家的梦想破灭了。
这些拼命干活的狂热分子缺少幽默感，但他们的乐观主义精神弥补了这个缺憾。的确，他们的希望因为战胜了多支阿拉伯军队而激发起来的，因此具有极大的传染性。卡帕注意到，他们是宏大的“流亡者重聚”运动的一部分，有来自异国沙漠的部族，比如哈班尼姆族，也有来自奥辛维茨集中营的只剩骨架的幸存者，还有来自被战火洗劫过的欧洲各国的贫民窟和村庄难民。在海发港埤，他拍摄到这些人每天以数千的数量到达这里。“乘客大部分都是多年无家可归的人，他们不是任何国家的公民，到达这里的几分钟后，他们就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以色列公民，”卡帕报道说在卡帕的大部分照片里，欢乐之情从人们的脸上流露出来，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年老者。那些人冒着酷暑，穿着灰不溜秋的卡叽服从早干到晚，汗流浃背。他们的女人一个个晒得黑黑的，牙齿闪出道道银光，穿着齐踝深的白袜子在沙漠里劳动。她们对着说了一句色情话的卡帕露出微笑。，“之后，他们经过体检，装上早已经在一边等候着的卡车。”现在，这些幸存者必须与新的敌人作战——沙漠。为了在以色列活下去，他们很快就必须开始长时间的劳动，他们要建造定居点、基础设施和供水系统。
在《以色列报道》中，肖注意到，为大屠杀的幸存者建立一个锡安主义者的家园，阿拉伯的巴勒斯坦人经受了很大的痛苦。但是，他没有提及以色列人制造出来的巴勒斯坦人离散区有多大范围，他的书也没有包括一张阿拉伯人的照片。公平而论，应该指出，肖和卡帕不能够报道阿拉伯人那边的事情，尤其对于卡帕来说。他现在是一个著名的犹太人，要他到靠近耶路撒冷和其他城市的阿拉伯人控制区去活动，可真是太危险了。但是，卡帕的确试过，为了进入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控制区，他甚至准备装扮成一名赶骆驼的贝督因人，不过，有人警告他说，假如被发现，有可能被打死。因此，他后来从一位阿拉伯摄影师那里拿到了阿拉伯部分的照片，这使肖大松了一口气。但是，有一张照片的确可以看出当时的情形，是《画报》1949年8月27日号上登载的一张照片。上面的图片说明文字是：“流浪的阿拉伯人”，占了全版幅面的那张照片显示“一个新的悲剧人物”，是一个穿传统服装的中年阿拉伯人，站在离他五到十码远的地方。铁丝网将两个人隔开了肯尼斯·比尔比也参加了以色列的第一个国庆节，他回去后写了一个报道，更详细地描述了巴勒斯坦地区的新阿拉伯离散者。比尔比在《东方新星》中报道说，被认为“无法住人”的阿拉伯村庄已经被夷为平地，“以防其所有者再次返回”。在战争开始的一年内，八十万阿拉伯人逃离了他们的家园，而犹太人的国家却挂出了“不受欢迎的标语……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一下子进入了没完没了的流浪之中”。
肖还回忆说，他和卡帕两个人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有大部分时间都是跟在朋友的阴影后面走。由于他在1948年的报道，对于许多以色列人来说，卡帕已经成为一名英雄。肖还是一位总带着笔记本的高鼻子美国人，总在借这位著名匈牙利人的光。5月4日，他跟卡帕一起报道以色列第一次充满激情的国庆节，他注意到，卡帕竟然有本事让信正统犹太教，很少让人拍照的犹太人为他摆好姿势拍照。肖还跟卡帕一起参加纪录以色列早期历史上一个感人的仪式：抬着从集中营里取回的20万犹太人的骨灰进行的游行活动。这次，卡帕又是把他的莱卡相机摆在离悲伤的妇女脸部仅几英尺远的地方，在耶路撒冷城靠近国王古墓的埋葬地，她们的手在恳切的希望中紧捏着。
在耶路撒冷停留几天后，卡帕再次回到海边，之后参观了离海边仅半个小时车程的圣鲁克难民营。这里以前是英国军事基地，周围有铁丝网，现在住着数千大屠杀的幸存者。他报道说：“铁丝网内的人都是过去10年里从数十处集中营里爬出来的幸存者，他们来到了梦想中的国家，结果却再一次进入了铁丝网。”
条件很差，食物是定额供应的，他见证的场景也许更感人，超过了他的职业生涯中碰到过的任何场景，因为这里面涉及他自己对欧洲犹太人命运的关注。“圣鲁克营跟他们在德国了解的那种流亡人口营并无太大差别……”他痛苦地写道，“他们已经习惯于这种生活了，因此，很快就开始按集中营的一套办法生活……在这个巴比塔一样嘈杂的新营地里，吵人的扬声器跟奥辛维茨或贝尔森集中营一样没完没了……”
有几天时间，卡帕拍摄了在大屠杀期间成为孤儿的一些儿童的照片，那些照片看后让人久久难以忘怀。在新营地的石头与沙子里，这些孩子仍然在等待爱与关怀。他一辈子拍过数千张流浪儿童的照片，但是，这次拍的照片一直都是最让人痛心的。
离开以色列之前，他去参观了格达拉定居点。在那里，他围着一位波兰律师为犹太盲人建的营地转。这些盲人有很多是也门人，都患有沙眼病。他拍的一张照片显示一个小姑娘带领三个盲人朝食堂走去——这也许是他在刚刚立国的以色列拍摄的照片中最有象征性的一张。“我记得，包勃从以色列拍摄难民营回来的时候，因为在那里看到的事情而受到很大影响，”他的表妹苏茜·马奎回忆说，“他把照片交给巴黎办公室，让别人去编辑。他告诉我说，不忍心再去看那些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