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早晨，莫里斯到了《生活》杂志设在迪恩街的办事处，之后，他就在那里等待六名前往登陆海滩拍摄的记者发回消息。他一直等到了中午。这期间，卡帕正在英吉利海峡的中央，跟查尔斯·佳罗两个人谈话。已经看到的一切让他震惊不已。他一脸灰色，现在还没有缓过神来。他对佳罗说，能够离开海滩，他真是“心存感激”。又一次换掉胶卷后，他在LCI船上拍摄了第一批在奥马哈海滩受伤的军人一张照片显示一位医护人员，他戴的很大的海军钢盔上有两道杠，他正准备为被88毫米火炮的弹片击伤的一位水手输血。钢盔是佳罗的。“你可以看到查尔斯的号码在上面，”他的寡妇奥雷蕾说，“查尔斯把钢盔借给那名医护人员，因为船被击中的时候，他自己的钢盔弄丢了。”
之后，他放下相机，帮忙将伤员担架抬上萨缪尔蔡斯号。仅仅6个小时以前，他刚刚从干净得无可挑剔的蔡斯号上登上了一艘登陆艇。但现在，“甲板不再干净漂亮了。哪怕做得一手好饭菜的厨师，现在都开始帮忙起吊伤员了”。
安全地登上萨缪尔蔡斯号以后，卡帕因为劳累而倒下了。从粗糙的毛毯底下光着身体醒来的时候，船已经快到英国海岸了。他的脖子上套着一圈纸条。“劳累过度。非识别标记”。在他身边的铺位上，有一位幸存者，他是两栖登陆时的坦克兵，他们是在第一波攻击部队登陆之前最早上岸的。在奥马哈海滩外的深海里，他的坦克和其他人的坦克沉没了。这位年轻人绝望地告诉卡帕说，他本人是一个懦夫，说他本应该留在海滩上的。卡帕安慰他，说他根本不是什么懦夫。他没有什么可以责备的。他本人才是懦夫，而不是那年轻兵士，卡帕坚持这么看。
6月7日早晨，萨缪尔蔡斯号停靠威茅斯港口。记者围在卡帕身边，很想得到登陆行动的第一手叙述。也等在码头上的另一个人是《生活》杂志的大卫·谢尔曼。“大卫给包勃照了一张很不错的相片，当时，他刚刚上岸，正在强装微笑，”他的寡妇罗斯玛丽回忆说，“那是多么奇妙的巧合，他们竟然会以这种方式见面。”
卡帕后来宣称，他刚刚踏上干燥的陆地，就有人提议给他一架飞机，让他立即到伦敦去做一次无线电广播，讲一讲登陆的实情。但是，他把胶卷放进邮包，换上干净的衣服，之后找到第一艘返回滩头阵地的船只。
当天早晨，在伦敦，莫里斯醒了过来，发现顶点通讯社的伯特·布兰德特刚刚返回伦敦，手里拿着“第一批照片！”照片显示部队登陆的情形，但是，没有一点让人揪心的戏剧效果，也没有奥马哈海滩上的流血情景。卡帕他妈的去哪里了？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过得极其慢，极其慢。到了下午，莫里斯和他的手下完全失望了。《生活》杂志的暗室工作人员包括负责人布拉迪·布莱德肖、四名年轻助手和一位摄影师汉斯·威尔德，他们已经等了差不多24小时了，为的是赶紧冲洗照片。“除开来自官方的正式背景资料以外，还没有任何照片到达，没有真货。这些官方机构包括通讯团、海军、英国机构，”莫里斯回忆说，“都是些初步的资料。没有货真价实的东西。”
约在晚上6点30分，莫里斯接到威茅斯打来的电话：“卡帕的胶卷在途中。你应该能在一两个小时内接到胶卷。”他给联合编辑巴特勒打电话，因为他一直在催促他，要他赶紧找到反映战地实情的照片。“我只要照片，”巴特勒说得很干脆，“不要许诺！”终于，到了6月7日晚9点，邮递员带着珍贵的邮包到来了。“包裹很小，”莫里斯回忆说，“是四卷35毫米胶卷，还有一些是120，也许有五六卷吧，还有卡帕手写的一张便条，说得很简单：‘约翰，所有行动都在35毫米胶卷里。’”卡帕还说，他“这一天过得很难受，目前正在返回海滩的途中”。
《生活》杂志暗室的员工开始工作，希望能够赶在次日早晨9点的最后期限之前完成任务。35毫米胶卷曝光刚刚完毕，汉斯·威尔德就喊莫里斯过去。在极可怕的环境下，在极有限的光线中，卡帕完成了非常不错的工作。“我要接触印相照片，”莫里斯下令，“快，快，快！”几分钟后，莫里斯的助手之一登尼斯·班克斯冲上楼梯，进了莫里斯的办公室。他满脸泪水。“完了，全毁了，”他急匆匆地说，“全毁了！卡帕的照片全毁了！”
“什么意思？”莫里斯问。“因为你催得急，”班克斯回答说，“我就把胶卷放进干燥柜里，之后关上了门。”把胶卷放进木制的小柜子里，底下放一个加热炉，这是正常的冲印程序。但是，如果把门关上，热量会升得很高，因此会把胶片上的乳剂溶化。莫里斯跟登尼斯一起冲进暗室。他举起那四卷胶片，一次看一卷。三卷已经没有用了。已经变成了一格一格的软泥。“当时我什么也看不到，”莫里斯回忆说，“只有灰色的泥。但是，在第四卷胶卷上，共有十一格还可以冲印。这样，我们把每一张都冲了出来。到现在，他们已经确证，其中有两张根本就不值得洗出来了。
因此，总共只有九张照片还保存到今天，这九张照片都还不错。有一些重复的部分，但是，有五六张照片还是相当不错的。”很快就要到半夜了，莫里斯命令手下给抢救出来的每一张底片都洗四张审稿样。约在早晨3点，照片刚一洗出来，他就摸黑穿过空无一人的伦敦街头直奔检察官的办公室。除开卡帕反映在奥马哈的海滩上吓得发抖的士兵的“木纹质的”照片以外，他还有数百张其他照片。他等待检察官清理照片，完全是度日如年的感觉。卡帕所有的照片都通过了。
在1944年的时候，他非常清楚，哪些是可以通过的，哪些是不能通过的。他可不想浪费胶卷去拍摄不可以相信美国公众能够忍受的场景显示死者面部、失败的表情和严重的战斗疲劳症的照片不太容易通过检察。。离邮包最后期限只剩下不到一个小时了，此时出现了意外的事情。检察官必须用印有“已通过检察官检察”字眼的带子封上信封。“但是，就在检察官准备封上信封的关键时刻，苏格兰产的带子卡住了。怎么也弄不好”。最后，信封是封上了，但现在已经是9点差20分了。“我在9点差1分的时候赶到格罗斯文纳广场。在地下室里找到邮递员的时候，他差不多已经要给邮包挂锁了。”“请等一下！”莫里斯大喊。他交上了珍贵的包裹。只差几分钟他就错过最后期限。
6月19日，卡帕拍摄的照片出现在《生活》杂志上，总共用了七个页码，旁边是一排带子般的字，那也许是该杂志最著名的一句大话小说的例子：“夺取欧洲的决定性战斗从海上和空中同时进行。”《生活》杂志告诉其大惊失色的读者说：“上面的照片和在接下来的六页里出现的照片，是由《生活》杂志的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拍摄的，他跟随第一波攻击部队登上海滩。虽然登陆的第一批报道表明没有什么抵抗，但是，他的照片显示，那场战斗有多么激烈，也可以看出德国人的防御有多么严密。”莫里斯说，卡帕从来没有跟他谈起那些被毁的胶卷，他写文章说，他看起来“并没有把乳剂熔化的消息当一回事”。卡帕总共拍了79张，“是登陆行动最困难的几个小时里最完整的摄影纪录”。虽然有些模糊，但是，卡帕拍的照片为子孙后代捕捉住了登陆行动最初那几个疯狂的小时里发生的事情。
那的确是相当不错的照片——按卡帕自己的话说，“那是从整个事件中切下来的一块，对于不在现场的人来说，它会显示出比整个情景更真实的实情。”在卡帕的照片中，惟一被认出来的人是爱德华·雷根，是第116步兵师K连的，他死于1998年。卡帕给这位18岁的年轻士兵拍摄的照片发表了数千次，而且一直都是“血腥奥马哈”最初几分钟里的确实情景。对雷根来说，那张照片永远都标志着“重要的成年仪式……是从少年走向成人的过渡”。
雷根记得，登陆的头天晚上，他一直都是在恐惧中发抖。他的登陆艇在离海岸约20码远的地方搁浅了，跳板放下来的时候，他处在猛烈的炮火袭击下。在他余下的一生，他总是想到拼命将脖子露在水面以上，或者拼命踩到实地的情景。他背上带有重66磅的行李，身旁血乎乎的海水里浮动着战友的死尸。“从水里跑上岸以后，我赶紧趴在沙里，一边不停地喘气。海水都漫上我的鼻子了。照片正好就是在那个时候拍下来的。”在美国，他母亲从《生活》杂志上剪下了他的照片，一脸的泪水。1945年他回到弗吉尼亚，她拿出了那张剪下来的照片。“你看，这是你吧？”她说。“是啊，是我，”他回答说，“我为此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