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哲宗十岁时，出任他的老师。哲宗刚愎自用，好大喜功，不喜忠诚老练之人，在一些政敌的攻击之下，哲宗逐渐疏远了苏轼。哲宗亲政以后，就尽废高太后在元年间所做的事，任命章停为宰相，吕惠卿等奸佞之徒也陆续重归官场。这样，苏轼的厄运又来了。章停等一批新党全部还朝，他们对元佑年间的执政大臣采取了残酷“报复”手段，苏轼当然在劫难逃。苏轼被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贬至广东荧州，途中再次遭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一家老小在颠沛流离中到达惠州。
流放的生活是很艰辛的，而生性豪爽的苏东坡以其豁达宽容的态度对待眼前发生的一切，他亲自动手，自耕自种，全家人一心一意地过着苦中作乐的生活。
苏东坡的随遇而安，让朝中的显贵寝食难安，他们千方百计地想让苏东坡过得不安稳，于是，在绍圣四年（1097年）四月十七日，朝廷下令贬苏东坡为琼州到驾，昌化军安置，不得签署公事。
琼州就是现在的海南岛，当时是一片蛮荒之地。对于风烛残年的苏东坡来说，这一次贬谪无异于一次流放，苏轼闻之，准备抛骨琼州，不拟生还。他的这种心态，在他的许多诗文里可以看到。
但苏东坡到琼州之后，却以豪爽的性格面对生命中的磨难，勇敢地生活了下来，并为海南岛的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不仅使当地人有了大批的举子，就是在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对海南岛的居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元符三年，新君赵佶即位，他为了调和新旧两党的冲突，诏苏东坡还朝，在北归的途中，才华横溢，乐观豁达的一代文化巨人因病长辞于世。
苏东坡一生不附俗媚人，坚持不变的操守，是他命运多舛的原因。他以超越现实的情怀面对世事不公的生命态度，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一种人格的风范。
苏轼的一生诚如其父的预言，大起大落，一波三折，但他的豁达、豪爽，在危难面前的泰然自若，让后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苏东坡为中国人的性格修炼和养气功夫树立了一个无可替代的榜样。
4.狂逸豪放的诗仙李白
唐朝的李白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一般这样的文人都是性格内向，谦虚慎谨，而唯独他却生来豪放、漫游天下间，结交雅士，对酒当歌，让诗如潮，直泻千里。惊世之作往往在他豪放性格中生。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唐代也是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君临天下。唐代政策开放，带动了文化开放。良好的社会环境使文人士子们大多向往建功立业，名垂青史，以积极进取的态度参与社会生活。狂放进取成为唐代狂狷人格的主要特征。
最能反映盛唐恢弘气势的莫过于李白的诗句，李白是盛唐时代精神与文化性格的代言人。李白的性格狂放不羁，自由放荡。他生性倜傥，喜欢纵横之术，没有儒士的拘谨与迂腐。“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十五岁就自认为能与司马相如并驾齐驱，他自负得让人咋舌。“君看我才能，何似鲁仲尼？”敢与孔圣人相提并论，何等狂傲。他的自负狂傲还远不于此，他高唱“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对孔子他竟敢抛以轻蔑的一瞥。他以接舆自比，以狂者自称，敢于嘲笑儒家圣人，蔑视权威偶像，这在以中庸思想为核心的中国社会是何等的勇气。李白少负才学，胸怀奇志，他追随赵蕤学习，目的是为了像战国的游士那样凭自己胸中的才学游说君王，为王者师，辅佐君王治理天下。过分的狂傲往往会做出不切实际的选择，过分的聪明往往是人的致命弱点。人们总是感叹自己怀才不遇，人们对天才的敬仰和同情，往往使人们忽视天才自身的因素，一个恃才傲物的人越容易暴露出自己的缺陷。李白的狂逸性格打碎了他的政治理想，也成就了他的千古美名。
年轻时代的李白，以儒家的积极入世，“兼济天下”的思想激情为主。这种思想动力，使李白在一开始并没有把自己的一生完整地交给诗歌创作。苏廷是最早发现李白的人。他认为李白文采可观，但风骨未成。只要继续努力将来必成大器，可以与司马相如齐名了。李白则认为：司马相如只不过写得一手好文章，汉武帝也不过是以俳优蓄之。窃以为大丈夫当志在经国济世，进不能为管，退亦当为鲁连。诗文乃余事尔。由此可见，当初李白的理想在政治上。李白强烈的政治理想与他的狂逸性格格格不入。他狂逸的性格让他在选择跻身仕途的道路中走错了一步。唐代的科举制度相对来讲比较合理，打破了世族地主政治的官僚选拔制度，为庶族地主大开方便之门，是中国政治制度史的一大进步，很多人借此飞黄腾达。李白不屑于走这条路，或许是自认为千里马不能与驽马相齐驱，或许是自负的他看不起科举场上的你争我夺。但最主要的是他和儒生的立足点不同，他想做王者之师，与统治者平起平坐，结为知己。一般人是不会有这种想法的，也是不敢有这种想法的，可李白不是一般人，性格狂放，所以也敢这么想。他不愿意走一个儒生顺理成章应该走的道路。他不愿做科举的奴隶，受科举的约束。
然而，天才自傲，狂逸不羁的李白幻想能够像吕尚一样，等待明主的诏示，制造一个一鸣惊人的戏剧效果。他有一个梦，梦中自己化作一只大鹏，展开遮天蔽日的翅膀，向着无边无际的太空翱翔。他在一首诗中表达了他想通过隐逸达到政治目的的心情。可是依李白的性格，他成不了一个成功的垂钓者，狂逸的性格很难兼备耐心持久，这种性格需要的是新奇与多变。李白没有吕尚的耐心沉稳，更没有吕尚的老谋深算，他豪放于自由的世界，所以以他的性格是做不了吕尚的。
李白一直在寻找着凭借自己卓越的才华直接进入朝廷的机会。他走上长安自荐。经道士吴筠与玉真公主的推荐，唐玄宗下诏征李白入京，李白得讯，欣喜异常，他以为从此可以施展政治抱负：“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多么自信，多么豪爽的癫狂！
唐玄宗在金殿召见了李白，并步行迎接李白，让李白坐在七宝床上，亲手为李白调羹。对于统治者来说这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礼遇，为自己增添礼贤下士的美名。翰林学士的官职既无官品又无实权，仅仅是随时侍命听候皇帝召唤去草拟诏告或写诗论文，用现今的话来说就是个御用文人，只能做一些诏告或歌功颂德的官样文字而已。展翅的大鹏关进了鸟笼，整天在院中画地为牢，这跟李白放荡不羁的性格是不相符的，他耐着性子忍受着。这段政治生涯中，虽然为朝廷草写诏书文告，还不时地解答唐玄宗的国政询问，更多的却是陪帝王嫔妃宴饮欢娱。他看不起司马相如是个俳优之臣，而自己也做了俳优之臣。个性上的压抑，让他借酒浇愁，在酒后尽情地宣泄自己的情感，任性而行。他大声歌吟：“三杯通大道，一醉解千愁。但得酒中趣，不作富贵求。”
李白豪放不羁的个性决定他不可能在朝中呆太久。他的才华让人敬佩的同时，也让人妒忌，李白偏偏不会韬光养晦。他个性张扬，难免会得罪一些小人，胸怀再宽广的统治者，也难以接受他的不羁狂放的突出自我，不像中庸之道以群体为荣；狂放的性格遇强则强，遇刚则刚，不像中庸之道不温不火；狂放的性格刚甚则易折，中庸之道柔韧克百强。做了翰林的李白虽然努力压抑自己的狂放不羁，但强力的压迫会使个性的压力蕴积成势，只要有一个宣泄口便会喷薄而发。李白已经狂放到让人难以容忍的地步了，他流连于酒肆，高呼“天子呼来不上船”。一次唐玄宗诏宣李白撰述召令，癫狂大醉的李白让玄宗宠爱的高力士为自己脱靴，让贵妃调羹，天子磨墨。他狂得大胆而无畏。他的这种性格为朝廷所不容，权臣小人们在玄宗和贵妃面前大进谗言，唐玄宗也渐渐疏远了李白。不被重用的李白更加狂放起来，政治的失意源于他狂逸的性格，同时又推进了他放荡不羁的性格，他对朝政与现实有了更切身的感受，“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从长安带走了酒仙的雅号和谪仙人的美称，也带走了更加狂逸的性格。同情李白的人都认为他的遭遇是封建统治者造成的，其实李白的遭遇和痛苦的根源在于他的个性。从现代人的实用观点来看，李白是一个文人，一个艺术家。他的性格不适合于在政治上谋求发展，我们应该感谢将李白排挤于仕途之外的力量，因为是他们激化了李白狂逸的个性，把李白推向了诗歌艺术的巅峰，不然我们到哪里去读他那些惊天地、泣鬼神的诗。
应该说李白的一生是与酒分不开的，他的狂放与酒密不可分。仕途失意的李白始终处在充满理想与现实、情感与理智、仕与隐的矛盾之中，因此，李白选择了嗜酒。李白是诗仙也是酒仙，他用酒来表现自己张扬的个性，旷达的胸怀。酒意和仙风来源于李白狂傲飘逸的性格，也根植于他的灵魂深处。李白不是用酒来麻醉自己，因为他是酒仙，醒时是醉，醉时是醒，醉亦醒来醒亦醉，不喝酒时他是狂人，酒入侠肠他是酒中仙。有了酒，天下王侯尽不在眼中；有了酒，侠肠柔骨天下漫游；有了酒，就有了诗韵和文采；有了酒，更有了仙风和道骨。杜甫说：“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李白酒喝得透，人狂得妙，在酒中挥洒真实的自我，张扬生命的热情，抒发人生的理想，化解失意的苦闷。在醉与醒的界限完全消失后，李白的狂逸性格挥发得酣畅淋漓。
李白的性格注定不是在斗室中创作诗歌的诗人，豪放不羁的性格带动了流浪天涯的脚步。李白带着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带着丰富的想象和浪漫的情怀走遍了大江南北。他把癫狂与飘逸、真诚与赞美、迷离与失意转化成生命的激情，注入奇瑰的诗篇，用自己人格的风采发出强有力的呐喊！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诗人发挥瑰丽的想象，把楼、月、夜结合在一起，把自己溶进其中，诗意旷达浪漫。这就是绝欲孤傲的李白，读李白的诗，我们就是在读李白的人。李白的死同样狂逸得超凡脱俗。酒醉的李白要到水中捉月亮，于是在清澈的水中，李白带着美好的幻想魂归天界。也只有李白才配得上这样的死法，狂放、离奇而又浪漫。
在李白的性格里，有庄子的超逸，有儒家的忠孝，有侠士的义重云天，有道家的离尘超世，有玄学的狂傲不羁。亦儒、亦侠、亦道，儒侠仙相得益彰；亦狂、亦狷、亦逸，狂狷逸集于一身，共同铸成了他的狂傲豪迈，卓尔不群的性格，写下了中国文化史上瑰丽的诗篇。李白因狂放不羁而命运不济，但也因狂放不羁才让他的诗惊天地、泣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