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聂政西行到汉阳，进见严仲子说：“前次我没有答应你的请求，只是因为家有老母。如今老母不幸离世，请问你要报复的仇人是谁呢？把此事交给我去办理吧！”严仲子于是详细地告诉他说：“我的仇人是韩相侠累，侠累是韩王的叔父，他的家族人多势众，居所防备森严，我屡次派人刺杀他，均未成功。如今蒙足下不弃，希望多派些车骑壮士为你充当助手。”聂政说：“韩、卫二国相距不远，现在要刺杀人家的宰相，这位宰相又是王亲国戚，去的人不宜太多，人多难免会出岔子，出了岔子就会走漏风声，一旦走漏风声，所有韩国人都会与你为敌，这岂不是很危险么！”于是，聂政谢绝增派助手，辞别严仲子，独身前往。英雄只徒身死，而决不连累于人，聂政就是这样坚持着自己的原则。
聂政手持利剑直奔韩国。韩国宰相侠累坐在府上，周围有许多持兵戟的侍卫。聂政直闯而入奔上台阶，将侠累刺死，左右大乱。聂政大吼着杀死几十个人，然后自己便剥掉面皮，挖出眼睛，掏出肚肠，倒地而死。
韩国的人将聂政的尸体陈放在街市上，出钱查询，竟无人知晓。于是韩国人就贴出告示悬赏，有能说出杀宰相侠累的凶手是谁的人，赏给他千金。但是，过了很久，仍然无人知道凶手身份。
聂政自知深入侠累的卫士之中刺杀侠累而无法逃生，所以不带卫士，然后自毁容颜，其目的就在于既不连累严仲子，又不连累家人，可谓是义、孝两全了。但聂政的姐姐也同聂政一样，是一位非凡的女性。
聂政的姐姐聂莹，听说有人刺杀韩国宰相，凶手身份不明，韩国无人知道，正暴尸于市，悬赏指认，就呜咽着说道：“这恐怕是我弟弟吧？唉，严仲子就这样来知遇我的弟弟！”立即动身前往韩国。来到街市上，看到死者果然是聂政，就拊尸痛哭，非常哀伤地说道：“这就是轵邑深井里人们所说的聂政啊！”市上来往的行人都说：“这个人残杀了我国的宰相，国王正悬赏千金查询他的身份，夫人难道没有听说吗？为什么敢来相认呢？”聂莹回答他们说：“我听到了。我弟弟聂政当初之所以忍辱含垢，置身于市贩之中，是因老母健在，我还没有嫁人。如今老母已寿终，我已嫁夫，严仲子知遇我弟弟于困污之中，结为至交，对我们恩重如山。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士为知己者死！因为我还活在人世，所以我弟弟聂政自毁面目，使人无法辨认，这为的是怕连累我啊！我怎么能因为害怕杀身之祸而埋没了我弟弟的英名呢？”韩国人大为震惊。于是，聂莹连呼三声：“天啊！”终因极度悲哀而死在聂政的身旁。
晋、楚、齐、卫诸国的人听到这件事，都感慨地说：“不仅聂政了不起，就连他的姐姐也是位节烈的女子啊！她不怕暴尸的危难，一定要奔走千里险路，来显扬弟弟的名字。不过，要是聂政知道姐姐也愿死于韩国街市的话，也未必敢对严仲子以身相许了。
聂政之所以著名，不在于他刺杀了一个诸侯国的国相，而在于他图报知己和决不连累别人的侠义精神。
有人称战国时代是一个刺客时代，的确如此。但说它是一个英雄时代也许会更合适。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然而荆轲、聂政之辈并不在乎死的价值，他们只是为了报答知己的一句话，一个举动就可以献出生命，这种侠肝义胆的精神确实让人感动、赞叹。
3.豪爽旷达不惧危难
豪爽型性格的人，他们的优点大都表现在面对困境依然能保持心态上的乐观。这也充分地体现在他的日常做人中，他们背负千年历史的理想，纵横在现实与理想之中，他们性格豪放直爽，侠肝义胆；一诺千金，义无反顾地履行自己对人生的承诺，他们用自己的血性和爽朗谱写了一曲悲壮的人生之歌。宋代文学家苏轼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性格耿直，绝无心计。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屠夫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
这句豪气干云的话是苏轼对他弟弟苏辙的即兴随谈，用这句话来描述苏轼的性格及其一生，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
苏轼一生性格豪爽正直，但由于他不善于玩弄权术，他的一生充满坎坷不平，也正是政治上的失意和仕途的磨难，使苏东坡在人格修养上达到封建士大夫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究其一生是在三起三落的政治漩涡中渡过，流放和贬谪跟随他的一生，但他的文人气质依然矢志不改，豪爽性格的大度和宽容，在他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在“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谙”的四川眉州，公元1036年（宋仁宗景佑二年），四川才子苏洵家中诞生第一个婴儿，苏洵仔细观察孩子的面部，又不禁心头一沉，但见天庭饱满，鼻如悬胆，尤其是一双眼睛，犹如两泓山泉一般，神采飞扬而又清澈见底。苏洵好久才对夫人说：“这孩子性格豪放，锋芒毕露，不通机变，日久必定遭人口舌之诬，一生恐怕多有磨难了。”
苏东坡长大成人之后，经过全国选拔进士的会考，以《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获得主考们一致地高口称誉，在礼部的口试复试中，苏东坡以《春秋对比》获得应策第一。
当时的主考官之一欧阳修是名满天下的文豪，决定给苏东坡一个有出人头地的机会，在他的褒扬之下，苏东坡名扬天下。
苏东坡历任了风翔签判等几任地方官，在熙宁二年（1069年）又回到了开封，仍“入直史馆”供职。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准备实施新法，这样，在朝廷之上，就形成了新党和旧党两个派别。
极为反对新法的旧党代表人物是司马光。司马光不仅是一位声望很高的元老名臣，还是一位大学者，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就是在他的主持下编写的。而畅导变法的王安石，由于急进和用人不当最终失败。苏东坡洞察时事利害，坚持已见，即受到了新党的排斥，也为旧党所不容。
苏轼觉得王安石不论在具体的改革措施还是在举荐人才方面，都有许多不妥之处，没有根据当时的实际出发，不利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也不利于朝廷的团结，所以，他对王安石持激烈反对的态度。当时的守旧派领袖司马光拥护苏东坡的态度，大为高兴，认为苏东坡支持他的观点，对苏东坡大加称赞，他想借助苏东坡的声望，来阻止王安石推行新法。
一次，司马光在苏东坡面前谈及王安石和他的新法，苏东坡说王安石变法在大局上是为国为民着想，是为公不为私，有值得称道之处。但新法，确有祸国殃民之处，他才加以反对。至于那‘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信条，比起王安石的新法，更是误国害民之根！
司马光听到这里，勃然大怒，高声骂道：“好个介甫（王安石之字）之党！”拂袖而去。从此，司马光也离开了苏轼。
豪爽直言的苏轼就此得罪的两党，但心系百姓的他并不在意。
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抱着一颗为国为民也对皇帝负责的赤子之心，在短短两个月之内，他写了《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对王安石的新法提出了全面的批评，引起了朝廷之震惊。苏东坡把这种过于冒进的新法变革，比作“盲人骑瞎马，半夜临清地”，而不少大臣却猛击马背，让它跑着更快一些。所以他希望神宗皇帝尽情解鞍下马，停止前进，王安石手下的人听到苏东坡的谈话，对苏东坡大为不满，决定整治苏东坡，给他一个下马威。
时隔不多日，王安石新党中的重要成员谢景温上书诬告苏轼，说他扶丧返川时，利用官船贩运私盐。后虽经查无此事，但苏轼已厌恶了朝廷的党争，想外放去任地方官。这时，新党正想排斥异己便趁势把他贬到了杭州，任杭州通判。
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几经陷害波折又化险为夷的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在这里，他写下了千古不朽的名篇《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豪爽旷达的苏东坡，一生留下了许多佳话。
元丰八年（1085年），三十八岁的宋神宗病逝，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由高太后摄权听政。
高太后一贯反对王安石的新法，掌权后，第一件事就是清除那些靠结党营私而爬上高位的官员。她免去了王圭的宰相职位，重新任命司马光为宰相，对那帮因反对新法而遭贬斥的人物，也陆续复用，这样，苏轼先被任命为登州太守，后又召还朝廷。李定、舒宣等人见苏轼果然东山再起，又恨又怕，便时时寻找机会陷害苏轼。但在高太后的支持下，苏轼在一年之内连升了三次，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侍读。其职权在副宰相以上。
司马光主政之后，自然要废除新法，元佑元年（1086年）三月，司马光主持政事堂会议，要求五品以上的朝臣全参加，中心议题是全盘废除王安石所行的新法。苏轼在被贬的过程中，亲眼看到了新法推行后的一些好处，觉得不应该全盘废掉新法，因此，他反对司马光的主张。
敢为天下先的苏东坡在此次会上，又独排众议，他认为：“天下所以不能大治的原因，失误在于用人不当，而不是法本身的错误。如今司马光要全盘废除新法，实属大错！”此言一出，不仅司马光大惊，整个政事堂的气氛都为之凝固了。司马光不解地问：“你我过去共同反对新法，况又遭新党之害，为什么还要为新党新法说话呢？”苏轼说：“一切据实情而定，乃是为官为政之道，不应存党派门户之见，也不应有私人政见之争。过去王安石急行新法，确有不当，但如今尽废新法，亦如换石而救溺，也不妥当！”司马光听到这番话，大为恼怒，断然否决了苏东坡的意见，拂袖而去。由于秉性的豪放不羁，加之天生的忧国忧民意识，苏东坡既不能见容于新派，又无法取媚于旧党，他的正直性格让他只能站在真理的一边。因此，刚跳出新党围剿的苏东坡，又遭到旧党的排斥，而同时仍在朝中的新党也极力排挤他，苏轼处境很艰难。他接连上书，要求外任，高太后体谅他的心情，便让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分出知杭州。
苏轼出知杭州以后的一年多点的时间里，曾两次被召回朝廷，又两次改换任所，后来，苏轼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侍读，又改任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其弟苏辙也被任命为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