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几次自杀，表面上是他兵败后无颜见江东父老，内心里却是儒家文化的熏陶所致。他要以死报国，以身全志。《礼记》中说：“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士死制。”大丈夫就是要为忠于职守而献身，元稹不是说过这样一句话吗？——效职无避祸之心，临事有致命之志。
所以，曾国藩表示：“不带勇则已，带勇则死于金陵，犹不失为志士。”他还以袁简斋的一句诗勉励自己：
男儿欲报君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
处理天津教案时，曾国藩更是明知凶多吉少，但不避祸害。当时，驻扎在保定的曾国藩接到办理津案旨令时，正在生病，“重发眩昏”，“泄泻不止”，面对纷繁复杂的形势，幕僚们“阻者、劝者、上言者、条陈者纷至沓来”，多数人主张曾国藩不易仓猝赴津。
对于处理津案的难度，曾国藩心里十分清楚，此次赴津必定是凶多吉少。但他更清楚地意识到，当时局势的紧迫性，案件涉及了七个国家，各国军舰环伺大沽口，中国将再次面临着战争的威胁。因此，临行之前曾国藩将遗嘱写好，希望儿子们为他安排好后事。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1853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余若长逝，灵柩自以由运河搬回江南归湘为便。
立世大智慧
担当敢为，不避利害，是曾国藩作为人臣的信条。后来，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受到举国痛骂，但他仍不避利害，全心于津。
慧眼识英杰
性之所尽，九质之征也。然则，平败之质在于神，明暗之实在于精，勇怯之势在于筋，强弱之植在于骨，躁静之诀在于容，缓急之状在于言。
——曾国藩
曾国藩一生喜好相人，尤其于治军时期，对所选用之人才，必经其当面观察，观其才学之高下，道德之深浅，然后定其取舍黜涉。他的相人，一从自身的学问修养出，二由自己丰富的阅人经验出，流传后世编为著作而可谓效验的方法有《冰鉴》一书，内容丰富详尽，屡为后人所推重。据（清史稿？曾国藩）传载，每逢选吏择将，他必先面试目测，审视对方的相貌、神态，同时，又注意对方的谈吐行藏，二者结合，判断人物的吉凶祸福和人品才智。
世人传言曾国藩善相人，预上终身，虽不无过誉之嫌，但也并非毫无根据。曾国藩任两江总督的时候，有人将陈兰彬与刘锡鸿推荐给他，认为他们颇善文藻，’能下笔千言，而且对天下大事都颇有见解。曾氏随即接见了这两个人，相谈已毕，曾氏对推荐他们的人说：刘锡鸿这个人看起来一脸抑郁不平之气，将来很可能不得善终。陈兰彬这个人看起来气息沉着一些，将来可能做到三四品的官阶，不过也不会有大作为。
后来，刘锡鸿一次随郭嵩焘出使，担任副使之职，但是，二人的意见却常常不合，互相攻讦。刘锡鸿私下写信回来，奏郭带妾出国，并且与外国人来往密切，实在是有损我们国家的形象。郭信也汇报说刘偷了外国人的手表。当时，主政者李鸿章偏袒同门的郭嵩焘，将刘撤回，并且，以后再不设立“副使”之职。刘受到这样的处罚感到十分窝火，竟向朝廷上疏说李鸿章当杀，其罪名有十多条之多。当时，李鸿章权倾于一时，大清国所有外交事务多要倚重李公，怎么理会刘的“一派胡言”。于是，刘的上疏就落了留中不发的命运。这样一来，刘更加气愤难平，口无遮拦，逢人便讲李鸿章的坏话，弄得所有故交故旧也不敢再和他来往。每次设宴请客，往往无人登门，不久即抑郁而死。
陈兰彬的经历也正与曾氏预上的不差分毫。陈后来虽经许振帏推荐来到曾氏幕下，但始终因为过于正直，不肯随俗，且为人处事勇气不足，而终无大的建树。
据记载，观曾国藩预决二人，真如天算一般。然其衡鉴之精，尚不止此。在军命将，说某可为营官；某人可为大帅，某人福薄，当以死难著名；某人福寿，当以功名终。皆一一验证。
实际上，曾国藩观察人并不完全以貌取人，譬如罗泽南“貌素不扬，目又短视”，骆秉章“如乡里老儒，粥粥无能”，但他都能倾心结好，许为奇才。又如塔齐布，因为他出仕很早，穿草鞋，每朝认真练兵，便为曾国藩所赏识。后来全力保举他，并且说：“塔齐布将来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
所以说，曾国藩善于识拔人才，主要是因为他能观人于微，并且积久而有经验，故此，才有超越的知人之明了。他对于观人的方法，“以有操守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他最瞧不起的，是大言不惭的人。
据说，曾国藩为人威重，三角眼且有棱，在接见客人时，注视客人而不说话，往往看得人津脊汗背，悚然难持，由此断人才情，百不爽一，实可称叹。
根据人物心性才情的变化，曾国藩总结出评价人物的九大品质特征：“性之所尽，九质之征也。然则，平败之质在于神，明暗之实在于精，勇怯之势在于筋，强弱之植在于骨，躁静之诀在于容，缓急之状在于言。”也就是说，忠直奸邪的在于神正直明朗与否，智明愚暗的在于精；清爽明快与否，勇敢怯懦的在于筋劲健与否，坚强柔弱的在于骨强硬与否，沉浮静躁的在于气沉定与否。
曾国藩认为，神平则质平，神邪则质邪。
观察一个人的“神”，可以见其忠奸贤肖，‘神’正其人正，‘神’邪其人奸。平常说的“人逢喜事精神爽”，是不分品质好坏而人所共有的精神状态。这里谈及的‘神’与‘精神’一词不完全一致，它发自于人心胜品质，集中体现在面部，尤其是体现在两只眼睛里，即曾国藩所说的“一身精神，俱乎两目”。
如果一个人的“神”侵偏狭，“神”挫，其品格卑下，心环邪念，容易见异思迁，随便放弃自己的道德情操趋利。这种人平常善于掩饰自己，往往在准备充分，形势成熟后才显出本性，而不会轻易发难，不打无准备的仗，是大奸大贼一类的人。这就是观人要观“神”的道理。
曾国藩认为：“诚仁，必有温柔之色；诚勇，必有激奋之色；诚智，必有明达之色。”也就是观脸色，“色”是一个人情绪的表现，“色”愉者其情欢，“色”沮者其情悲。也有不动声色之人，需从其它角度来鉴别他们的情绪状态。
一般来说，“色”的含义比较广泛，它是一个人的气质。个性、品格。学识、修养、阅历、生活等因素的综合表现，与肤色并无直接联系。一般来讲，仁善厚道之人，有温和柔顺之色，勇敢顽强之人，有激奇亢厉刚毅之色，容智慧哲之人，有明朗豁达之色。
曾国藩认为：“心质亮直，直仪劲固；心质休决，其仪进猛；心质平理，其仪安阑。”也就是说，观察一个人的“仪”，能发现其素质好坏，修养高低。仪态端庄大方的，修养深厚，素质高；仪态邪顽、畏缩卑琐的，修养浅薄，素质差。曾国藩说：“端庄厚重是贵相”。这是“仪”的一种表现。一般来说，耿介忠直的，仪态坚定端庄；果敢决断的，仪态勇猛豪迈；坦荡无私的，仪态安祥烟静。环境的熏陶对“仪”的形成有极重要的影响，所谓的“居移气，养移体”，就是此理。高贵环境中的人自有一种逼人的气势和仪态。这可作为识别人物的一个外部根据。
曾氏认为：“直容之动，矫娇行行；休容之动，业业跪呛；德容之动，颐颗印印。”也即观察一个人的“容”，能发现其正邪与谨散。这里的“容”应理解为“容止”，以示与前面的“仪”相区分。一个人的内心活动，必然会在容止上有所表现，即便当事人极力掩饰，也如“羚羊挂角”，终有迹可寻。容止不正，其人必怀他念，这就需要考察这种人的真实动机和想法。容止正派，其人内心纯粹，心无旁杂，不会轻易地“见利忘义”。一般而言，容止庄猛的，勇武刚健；容止沉稳的，则谨慎有节；容止圣端的，则肃敬威严。此即为观容。
“心恕则宫缓，心蹋则宫急”：此为观言。言为心声，缓急之状在于言，观察一个人说话，能看出其性格。性清柔顺和祥则说话平缓，性情急躁者，则说话直快爽捷。言语是思想的表现，也是判断一个人性情才能的重要方面。
还有一个重要的识人方面，即观眼，也就是由眼睛识别人物心胜才情。眼睛蓄含了人的诸多信息，从身体素质到心性能力。眼睛有“心灵的窗户”之称，古今中外名人都注意到这一方面，多有共识，在很多情况下，眼睛都是识别人才的必由途径。曾国藩认为：“一身精神，具乎两目。”睛子（即眸子）明亮清澈的，往往为人正派，心胸高洁宽广；睛子晦涩的，大半是杂才、不正不纯之人。因此从眼神最易判断一个人的心性：凶恶之人目露凶光，仁爱的人目光诚恳而庄重，勇敢的人目光炯炯有神。心怀奸邪的人眼睛闪忽不定，动若萤光。心无杂念，堂堂正正的人，目光镇定有情。
曾国藩认为，以德行、才能和性情为依据，可将人才分为五个层次：兼德、兼才、偏才、似依、间杂。
1．兼德，德性纯粹，器识宏深，是德才兼备的完人，具备仁、义、礼、智、信五种品德，素质平静恬淡，合于“中和”之理，神俊，精窖，筋劲，骨植，声清，色悸，仪正，容直，言平，有光明俊伟圣人帝王之象。这种人德行才能两相辉，德性的光芒普照天下，是圣人领袖之一。
2．兼才，像兼德那样完美的理想型人才自然实属罕见。绝大多数人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具备“九征”中的部分优点，仁义礼智信五德有其二三，这样的人属兼才。兼才在德行才能上都不如兼德那么光明崇高，位次于圣人领袖，是国家器字的栋梁之才。他们能够辅佐君主，可以安邦定国，经物济世。
与兼德相比，兼才更具备现实性，不是理想化的人物。历代圣人帝王更多具备兼才之性，孔子德行学识隆于天下，但经邦济国的才能稍嫌不足，理论颇丰而实务不足；秦始皇武功才气胸略有余而仁义不足；唐太宗谈不上仁，赵匡脱谈不上义。由此来看，兼德之人在更多的意义上是为评判中等人才而定的一个高标准。
3．偏才，“九征”得其一二，但很纯粹，某一方面的能力很突出，以才闻名，不以德闻名，可称为小雅之才。此种人才胸襟气度都有限，适合做局部性的工作，虽不能治理一个国家，但可以独挡一面，作为专家管理一个局域，一个部门。
4．依似，有一征相似，实际上似是而非，似能非能，有打肿脸充胖子之嫌；好像具备一德一能，实是乱德之辈，难以有所成就。依似之人有很大欺骗性，甚至有可能假做“为官以不能为能”的势态。鉴别依似之人，应特别小心，稍不注意就可能产生判断失误，错把依似之人当作了人才。
5．间杂，心地定性、随风倒的人。这类人反复无常，左右摇摆，胸无定见，动如风中之草，没有恒常的情操，因而排不进人才行列。
君子之德像风，小人随风而倒，无恒守之气。这里只讨论三度之才，即兼德、兼才、偏才，而不论依似、间杂两类。
五种人才的分类是：兼德：中庸之质，圣人帝王；兼才：德才兼备，栋梁之才；偏才：一至之能，局部之才；依似：一征形似，乱德之类；间杂：反复无常，无恒小人。
世人绝大多数都是偏才，因此，曾国藩曾分析过十二种“偏才”的性格特征以及应用之道。其中有六种是一种“外向型”性格（亢者）的“偏才”，其余六种为“内向型”性格（拘者）的“偏才”。呆伯特在其所著中结合古今现象进行了分析，这里借以阐述：
外向型性格（亢者）六种：
一为强毅之人：
“强毅之人，刚狠不和，材在矫正，失在激许。”
此种人性情硬朗，意志坚定，刚决果断，勇猛顽强，敢于冒险，善于在抗争性的工作中顽强拼搏。阻力越大，个人力量和智慧越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属于英雄豪杰一类的人才。缺点是易于冒进，骄傲于个人的能力，服人不服法，权欲重，有野心，喜欢争功而不能忍。他们有独挡一面的才能，也能灵活机动地完成使命，是难得的将才。对此种人要注意把握他们的思想和情绪，这可能是他们有无变化的信号。三国时的魏廷就属这类人才。
二为雄悍之人：
“雄悍之人，气奋勇决，任在胆烈，失在多忌。”
此种人有勇力，又暴躁，两个拳头就是天下的道理，恃强鲁莽，但为人很讲义气，敢为朋友两肋插刀，属性情中人。他们的优点是为人单纯，没有多少回肠弯曲的心机，敢说敢做敢当，有临危不惧的勇气，对自己衷心佩服的人言听计从，忠心耿耿，赤胆忠诚，绝不出卖朋友。缺点是对人不对事，服人不服法，任凭性情做事。只要是自己的朋友，于已有恩，不管他犯了什么错误，都盲目地给予帮助。也因其鲁莽，往往会突如其来似地坏事情。唐朝人皇甫篙，是个名传后世的急躁人，他命儿子抄诗，儿子抄错了一个字，他边骂边喊边叫人取棍子来打儿子，棍子还未送到，他就急不可待地狠咬儿子的胳膊，以致咬出了血。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明教化作用的增长，这类人的性情正在变化，文化程度的提高使其理智的成分增强，演变成敢拼敢闯的开拓型人才。又由于义气成分的减少，个人意识的增强，加上社会提供给个人创业条件的丰富，现在忠心耿耿、死心踏地的人正在减少。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表现也有许多变化，少了义薄云天、慷慨激昂的刀剑影气。
三是固执之人：
“强楷坚劲，失在专固，可以持止，难以附众。”
此种人立场坚定，直言敢说，也有智谋，可以信赖；行得端，走得正，为人非常正统，不论在思想、道德、饮食。衣着上都落后于社会潮流，有保守的倾向；也比较谨慎，该冒险时不敢冒险；过于固执，死抱住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不肯向对方低头，不擅长权变之术。
这种人是绝好的内当家，敢于死谏的忠直大臣，如光绪元年的吏部主事吴可读，因慈德太后不顾旧制，执意由四岁的光绪同辈继位，吴可读知慈掉不会纳谏，竟饮鸩自尽，以死相谏。
四是宏阔之人：
“意爱周治，交往浊杂，可以抚众，难于厉俗。”
此种人交游广阔，待人阔绰大方，处世圆滑周到，能赢得各方面朋友的好感和信任。他们善于揣摸人的心思而投其所好，长于与各方面的人打交道，混迹于各种场合而左右逢源。适合于做业务工作和公关，能打通各方面的关节。但因所交之人龙蛇混杂，又有点讲义气，往往原则性不强，受朋友牵连而身不由己地做错事，很难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论事情的是非曲直，不适宜矫正社会风气。
五为休动之人：
“休动磊落，志幕超群，可以进锐，难与持后。”
此种人性格开朗外向，作风光明磊落，志向远大，卓立不群，富于开创精神，凡事都想争前头，不甘落在人后，往往从中产生出莫大的勇气和灵感，不轻言失败，成功欲望强烈，永远希望自己走在成功的前列，缺点是好大喜功，急于求成，轻率冒进，如果在勇敢磊落的基础上能深思熟虑、冷静应对，则能做出重大成就。又因为妒忌心强，如果不注意自身修养，会为嫉妒而犯错误。如果将嫉妒心深藏不露，得不到渲泄，可能偏失到畸形的程度。
六为朴露之人：
“朴露径尽，质在中诚，可与立信，难与消息。”
此种人胸怀坦荡，性情质朴敦厚，没有心机，不善机巧。直可结交，信任他，但是如果遇到什么机密之事，却不宜告诉他。因为这种人的性格是心中藏不住东西，如果随便告诉他，反而可能坏大事。
内向型性格（拘者）六种：
一是柔顺之人：“美在宽恕，失在少决，故可与循常，难与权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