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励志曾国藩三论:做官做人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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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论做官 曾国藩居官不败的原则与规律(9)

此种人性情温和,慈忍善良,亲切和蔼,不摆架子,处事平和稳重,能够照顾到各个方面,待人仁厚忠恕,有宽容之德。然如柔顺太过,则会逆来顺受,随波逐流,缺乏主见,犹豫观望,不能果决,也不能断大事,常因优柔寡断而痛失良机。因与人为善又可能丧失原则,包容袒护不该纵容的人,许多情况下连正确的意见也不能坚持,对上司有随意顺从的可能。如能果决刚断一些,正确的能极力坚持或争取,大事上把握住方向和原则,以仁为主又不失策略机变,则能团结天下人共成大事。这就是曾国藩说到的“谦卑含容是贵相”。否则,只是幕僚参谋的人选。

二是拘谨之人:

“善在恭谨,失在多疑,故可与保全,难与立节。”

此种人办事精细,小心谨慎,很谦虚,但疑心重顾虑多,往往多谋少成,不敢承担责任,心胸不够宽广。他们善于驾轻就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很圆满地完成任务。一旦局面混乱复杂,就可能头昏脑胀而作不出果断、正确的抉择,难以在竞争严酷的环境中生存。他们生活比较有规律,习惯于井井有条而不愿随便打破安静平稳的节奏。适合于做办公室和后勤等按部就班、突变性少的工作。刚果侠气不足。

三是辩博之人:“论辩理绎,能在释难,故可与创新,难与规矩。”

此种人勤于独立思考,所知甚博,脑子转得快,主意多,是出谋划策的好手。但因博而不精,专一性不够,很难在某一方面做出惊人的成就。

不愿循前人的路子,因此多有标新立异的见解。口辩才能往往也很好,加上懂得多,谈论时往往旁征博引,让一般人大开眼界,如能再深钻一层,有望成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为人一般比较豁达,因此也能得到上下尊敬。

四为狷介之人:“清介廉洁,激浊扬清,故可与守节,难以变通。”

此种人清廉端正,洁身自爱,从本性上讲不愿贪小民之财,富于同情心和正义感,因看不惯各种腐败而不愿为官,即使为官也两袖清风,不阿臾奉承,偏激的就此辞官不做,甘愿去过心清神静的神仙日子。由于其原则性极强,善恶界线分明,因而有可能导致拘谨保守,又因耿直而在艺文、学术上会有惊人的成就,在那个相对广阔的思维天地中可能尽情自由地实现理想和抱负。

五是沉静之人:“精在幺微,失在迟缓,故拘于深虑,难捷速。”

此种人性格文静,办事不声不响,作风细致入微,认真执著,有换而不舍的钻研精神,因此往往易成为某一个领域的专家和能手。缺点是过于沉静而显得行动不够敏捷,凡事三思而后行,抓不住生活中擦肩而过的机会。兴趣不够广泛(年轻时也可能广泛,但随着性格的定型渐渐疏远),除兴趣所在之外,不大关心周遭的事物;尽管平常不大爱讲话,但看问题深远,只因不愿讲出来,有可能被别人忽略。其实仔细听听他们的意见是有启发的。

六为韬满之人:“多智韬情,权在谋略,失在依违,可为佐助,则不可专权。”此种人机智多谋又深藏不露,心中城府深如丘壑,善于权变,反应也快。如果立场不坚定,易成为大奸之人,往往见风使舵,察颜观色从而确定自己的行动路线,诡智多变。如果忠正有余,勇气敢往,则会成为张良一类的奇才。因智多变因而可能节气不够,不宜选派这种人掌管财务、后勤供应等事。

关于曾国藩相法之神奇与否,姑且置之不论,他关于人才的论述,显然是很有启示意义的。

立世大智慧

曾国藩善于识拔人才,主要是因为他能观人于微,并且积久而有经验,故此,才有超越的知人之明了。他对于观人的方法,“以有操守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他最瞧不起的,是大言不惭的人。

用人不草率,存心不自满

衡量评价别人的人,只求一个长处可取就行了,且不可因有小毛病,而放弃了有用的人材。如果对佼佼者过于苛求,那么,庸庸禄禄的人反而会走运。

——曾国藩

从事政治,当然不能固执己见,也不可轻信别人意见,必须经常权衡利弊,作出掌握根本、把握源流的办法。

曾国藩在给雨生的回信中说:“承蒙您论说淮盐事的利弊,洋洋洒洒数千言,十分详细。所说:‘局外的议论,公正,但不符合实际情况;局内的意见,亲切,但多有私心在里面。善于猜测的人,不去顾及物力盈亏;议论变法的人,不去考虑后果。’这几句话特别中肯。国藩上封信里要阁下审慎听取意见,谨慎决择而不要轻意处置,正是这个意思。……国藩从来办事,不固执己见,也不轻信别人的话,必须是看准了利害关系后,才肯放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的。阁下思想敏锐,常常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如果钻研的太过,看到处处都是荆棘,那也未免是舍弃康庄大道不走,而去钻牛角尖,厌弃牧畜而想螺蛤了。”

在给胡林翼的信中,曾国藩又说:“收取的利多了,老百姓会怨恨,参劾别人多了,官员们会生诽谤,用这些话来劝告你的,虽有些不符合自己的情况,也不应该郁郁不乐放在心上。我们所以慎之又慎的,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就没有需要下力气的地方了。古人说:‘如果从流俗毁誉上打听消息,那他是站不住脚的。’总是想平日的短处,那只能是在毁誉上打听消息,近来应该多想想在用人妥当与否上打听消息。”

分析一下这里的原因,大约有两条。一是办事的人,绝不可能只有赞誉,而没有诽谤或评论,只有恩宠而没有怨恨;二是舆论往往随时变化,并没有一定的标准。所以,若不是自己要求树立根基,专从流俗毁誉上去打听消息,一定会有站不住脚的那一天。曾国藩在给恽中丞的信中说:“凡是干事的人,绝不可能只有赞扬而没有诽谤,只有恩宠而没有怨恨。自我修养的人,只求大闲不逾就够了,且不可因讥讽议论而气馁、消沉;衡量评价别人的人,只求一个长处可取就行了,且不可因有小毛病,而放弃了有用的人材。如果对佼佼者过于苛求,那么,庸庸禄禄的人反而会走运。”

曾国藩强调办事和做人权衡利害,把握轻重,要特别注意不以流俗的毁誉为转移。他在给陈舫仙的回信中说:“京师的议论与枢密院的消息随时变化。每逢遇到官员上下交接,本来众望所归的人,转眼间就会被人唾弃;也有的群疑众谤被议论纷纷的人,转眼功夫又风平浪静了。只有卓然自立的人士,经过红与黑的变化也不改变自己的形象。阁下这次进京,时间没有几天,但上天的眷顾和舆论似乎都是很好的,望阁下不要沾沾自喜,将来,如果有吹毛求疵的议论,恩顾无存,望阁下也不要因此而沮丧。早晚孜孜以求自立之道,私事就是干自己的事与读书二者并进,公事就是管理与防务二者兼营。以勤为本,辅之以诚。勤,虽然柔弱也会变强,虽然愚钝但也会变得聪明。诚,诚心可以使金石为开,鬼神听话,鄙陋的讥讽,就是跳进黄河也是洗不清的,那还有什么可争辩的呢?”这些话深刻明白,要旨不外是脚踏实地,努力做到自立自强,不以流俗的毁誉为转移。

曾国荃就任湖北巡抚时,曾国藩给他写信一封,信中说:“督抚本来不容易做,近来又是多事之秋,必须招募兵员筹措军饷。招兵则怕失败而受诽谤,筹措军饷则怕说搜刮而招致怨恨。这两样都容易败坏声名,而由此引起纷纷议论,被人参劾的人,常在用人不当。沅浦弟的博爱形同软弱,在用人上向来失于繁冗。以后要慎重选用贤人,以补救草率的毛病,少用几人,以补救繁冗的毛病。地位很高但资历很浅,外貌上贵在温和恭敬,内里贵在谦虚礼下。天下的事理人心,我们了解的不深,没有料到的多着呢,且不可存一点自以为是的思想。用人不草率,存心不自满,这二条如果都做到了,一定可以免却咎戾,不失去好名声。这些话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嘱咐,千万不要以为是泛泛的议论而忽视它!”从这里完全可看出曾国藩的政治思想,同他的经验阅历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他对于社会舆论就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对于个人的建议,也是抱着这样的态度。他在给欧阳晓岑的回信中说:“对于集思广益的做法,本来不是容易做好的事。而在省城里尤其容易被人欺骗、蒙蔽。每天到我府上来的人,或者上书献策,或者当面陈说见解,大体上不出你写的三条之例。对那些阳骄的人要抑制,然而,又不能因为这样就完全废除吐故纳新的风气。重要的应当是自己把握主见,如六辔在手;对外广泛慢慢的吸收,如万流赴壑,才是最完善的。我想古人全都应该这样,而小小的我却是做不到的。”

立世大智慧

曾国藩办事,“不固执己见,也不轻信别人的话,必须看准了利害关系后,才放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的。”由此可见曾国藩既不是顽固不化的人,也不是一个盲目屈从的人。

广加延访,为国得人

求才“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得其余”。

——曾国藩

说到求才,我们自然就会想到伯乐和千里马的故事,“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而曾国藩在求才时,则是什么手段都用,他根据不同对象,或结以交情,或待之以诚,或激之以情,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因此,他每到一地,即广为寻访,延揽当地人才,如在江西、皖南、直隶等地都曾这样做。他的幕僚中如王必达、程鸿诏、陈艾等人都是通过这种方法求得的。与捻军作战期间,曾国藩在其所出“告示”中还特别列有“询访英贤”一条,以布告远近:“淮徐一路自古多英杰之士,山左中州亦为伟人所萃。”“本部堂久历行间,求贤若渴,如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均准来营自行呈明,察酌录用。”“如有荐举贤才者,除赏银外,酌予保奖。借一方之人才,平一方之寇乱,生民或有苏息之日。”薛福成就是在看到告示后,上《万言书》,并进入幕府,成为曾国藩进行洋务的得力助手的。

在直隶总督任内,为广加延访,以改当地士风,曾国藩除专拟《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广为散布外,还将人才“略分三科,令州县举报送省,其佳者以时接见,殷勤奖诱”。曾国藩与人谈话、通信,总是殷勤询问其地、其军、其部是否有人才,一旦发现,即千方百计调到自己身边。他幕府中的不少幕僚都是通过朋友或幕僚推荐的。为了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以免因自己一时言行不慎,或处事不当而失去有用之才,曾国藩力克用人唯亲之弊。同时,自强自励,“刻刻自惕”,“不敢恶规谏之言,不敢怀偷安之念,不敢妨忌贤能,不敢排斥异己,庶几借此微诚,少补于拙”。从其一生的实践看.他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曾国藩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各类人才,幕府之盛,自古罕见,求才之诚,罕有其匹,事实证明,其招揽与聚集人才的办法是正确的和有效的。

他还注意人才的互相吸引,以求“得一而可得其余”。

曾国藩说:求才“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得其余”。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曾国藩以青蚨子母相依不离,家雉能招致野雉,比喻在求才时须注重人才互相吸引,使之结伴而来,相踵而至,收“得一而可及其余”之效。

曾国藩求才若渴,每与人通信、交谈,辄恳求对方推荐人才。故曾国藩幕中经人推荐入幕的人甚多,方宗诚、陈艾都是吴廷栋推荐的。吴汝纶也是安徽人,是方宗诚推荐入幕的。凌焕是刘星房推荐的。赵烈文是周腾虎推荐的。李兴锐是帅远鲁与李竹浯二人推荐。李善兰大约是郭嵩焘推荐入幕的。李善兰推荐张文虎入幕。容闳则是李善兰、张斯桂、赵烈文三人推荐的。向师棣是严仙舫推荐的。

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毛鸿宾署理湖南巡抚,向声望日著的曾国藩咨询湘政。曾国藩复信中仍把物色人才放在首位,指出:湖南近年兵勇散布各省,“颇有人才渊薮之称……阁下莅湘初政,仍祈以物色将材为先务。……来示垂询用人行政利弊得失,窃以人存而后政举。方今四方多难,纲纪紊乱,将欲维持成法,似仍须引用正人,随事纳之准绳,庶不泥于例,而又不悖于理”。七月十四日回信中又说:“湘中统将,多宣力于外省,本境反有乏才之叹。不特阁下以此为虑,鄙人亦增内顾之忧。兵可以磨练而成,欲求将才之辈出,不能为未雨之绸缪。”

咸丰十年冬,因外国侵略者侵占北京,咸丰帝避走滦阳热河行宫,朝廷上下乃有迁都之说。京官具奏者甚多,湖北、河南、山西诸省疆臣也纷纷陈奏,众口一声,以为迁都乃当时第一良策,唯曾国藩称:“有人则可秦可滦,均足自立,无人则滦失而秦亦未必得。”他根据历史事实,进一步论述道:“中兴在乎得人,不在乎得地,汉迁许都而亡,晋迁金陵而存。拓拔迁云中而兴,迁洛阳而衰。唐明皇、德宗再迁而皆振,僖宗、昭宗再迁而遂灭。宋迁临安而盛昌,金迁蔡州而沦胥。大抵有忧勤之君,贤劳之臣,迁亦可保,不迁亦可保;无其君,无其臣,迁亦可危,不迁亦可危。鄙人阅历世变,但觉除得人之外,无一事可恃也。”

曾国藩在长沙求学期间,与郭嵩焘、刘蓉深交。任京官时,又广交友朋,以文会友,他除了师事理学名家唐镜海、倭艮峰外,另外如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吴子序、邵蕙西等友人,后来都成为了他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也有不少人慕名而主动来与曾国藩结交。他记载道:“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作人。此四君者,皆闻予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深浅,要皆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湘军的重要将领江忠源及文士吴敏树也是这时在京城结识的。他在礼部复试时,因欣赏“花落春仍在”的诗句而识拔了俞樾,又在朝考阅卷时看中了陈士杰。后来,他们对曾国藩的事业都有过很大的帮助,特别是陈士杰。曾国藩交游的目的很明确:“求友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师友夹持,虽懦夫亦有立志”。

曾国藩对人才的广泛搜罗和耐心培养,是他的“事业”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早已是人们的共识。李鸿章作《曾文正公神道碑》,称誉他“持己所学,陶铸群伦。雍培浸灌,为国得人……知人之鉴,并世无伦。万众一心,贯虹食昴。终奠九土,踣此狂丑”。曾国藩确有谋国之忠与知人之明。后来,薛福成评述道:“自昔多事之秋,无不以贤才之众寡,判功效之广狭。曾国藩知人之鉴,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平日持议,常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决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属不遗余力。”《清史稿》评论曾国藩道:“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疆臣阃帅,几遍海内,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石达开也曾称赞曾国藩“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画精严,无间可寻。大帅如此,实起事以来所未存在久也”。

曾国藩为国得人,集中体现在他的幕府济济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