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中，我们应该以行为的秩序为准则来规范我们的一言一行，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言行才能如讲演一样精彩而富有蕴涵。假如一个人用宴会上的玩笑方式来谈及一个严肃的问题，那这个人就会让人觉得没有规矩，而且会遭到人们的鄙夷。举个例子来证明：有一次索福克勒斯和伯利克里在讨论公事，这时候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孩子从他们两位的身边走过，这时索福克勒斯脱口而出：“你看，好美的孩子！”而伯利克里答道：“嘘，将军不但要管住自己的双手，还要控制住自己的眼睛。”可见在那样的场合，伯利克里的言辞就要比索福克勒斯适宜得多。但是假如把场合换成在一场球赛的赛场，那索福克勒斯的言语就毫无争议了。再如，一个人刚刚从法庭里走出来，他在走路时脑子里还在不断回想着刚刚那个案子，这是很正常的事情。然而，如果他这时去参加一个宴会，他的脑子里就不应该有这样的事情了，因为这与宴会的场合极为不适宜。如果他还在想法庭的那件案子，那别人就会认为他没有修养，有失礼节。从上面的两个例子可以看出，言行举止与场合的适宜性对一个人的修养来说是多么重要。
有的人旁若无人在大街上高唱，或者是做其他粗俗的事情，这些都很容易被人识别为不合场合。但是对于这些行为也没有必要做出特别的批评。我们应该注意的其实是那种非常微小的错误。例如在音乐演奏中，懂得音乐的人很容易能够辨别出由竖琴或是长笛发出的错误的音符，尽管这样微小的失误很容易被其他人所忽略。但是音乐上的失误还是小事，如果我们在生活中也犯了这样不适宜的错误那就是大事了。所以我们应该尽量地避免生活中也出现音符的错乱，保持生命的和谐一致。
关于道德规范的遵从
他人细微的举动就能够让我们清楚地知晓自己的言行是否恰当，例如别人眼睛的一瞥、皱起的眉头、哀伤的面容、瞬间的兴奋、微笑、话语、音调或是沉默等。从别人的神情中，我们可以看出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乎道义的标准，是否顺乎自然的规律。因此，正如高超的音乐家可以听得出从竖琴中发出的微小的错音一样，我们也可以从对细微事物的观察来判断自身的言行与道德的出入。而且，通过观察他人的言行来纠正自己的错误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提高自身素养的方法。因为如果想认识到自身的错误有时候是比较困难的，而发现他人身上的错误就相对比较容易了。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他人所犯的错误来帮助自己不再造成类似的失误。也正是基于此因，很多老师才会在课堂上及时地纠正学生所犯的错误，并且还要对他们不当的言行加以模仿，以便让其他的学生都能够加以分辨和认识。
绝大多数人都是由着自己内心的感觉去做事的，所以在我们对某一责任的选择犹豫不决时，可以去请教那些修养高深的人。而且当他们给予我们一些意见和建议时，我不仅要虚心地采纳与接受，而且还要思考他们为什么会给这样的建议以及他们的思维方式是怎样的。雕塑家、画家或者是诗人，他们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得到公众的评论，因为这样他们就能从中认识到自己的作品的缺陷，从而在以后的作品中加以改进。同理，我们也可以通过向他人请教学习，来认识那些尚未改进和尚未完成的事情。
一个地方所特有的风俗就相当于这个地方的行为准则，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认为苏格拉底和亚里斯提普斯所做的违背风俗习惯的事情就是错误的。因为这些伟人已经具备了改革风俗的能力和品质，所以他们也有权这样去做。但是像犬儒学派所宣传的与道义相悖的思想就不值得我们学习了，因为那根本谈不上道德上的善。
我们不仅对拥有军政权力的人表示尊敬，而且对于那些道德品行高尚的人以及那些热爱国家和为国尽职尽责的人，我们都应该给予敬重和爱戴。除此之外，我们也要尊敬长辈和老年人，要对官员有所行礼和谦让，不管是对于自己的同胞还是对于外国人，都是如此。总之，我们有责任维系联结人与人之间友爱情感的那条纽带。
商人职业也有一些道德规范，总的来说可以将商人分为诚恳的和卑劣的，下面就详细地谈谈。
第一，收税的人和放高利贷的人都是让人讨厌的，所以我们切不可与这类职业有所沾染。除了这些，那些只靠体力劳动卖命的行当也是为正人君子所唾弃的，因为这种工作被视为卑贱的，服务于这类行业的人总是受人奴役。
第二，靠谎言来赚钱的行当也是羞于开口的，例如那些通过从批发商手中便宜购来的货物再以高价零售卖出的人，这种人通常被视为奸商，他们生存的方式就是谎言。而这个世界上最被认为无耻的事情就是撒谎。
除了以上两点，手工业者的劳动也并不高尚，因为像工场那样的空间毫无自由可言。
最遭人厌恶的职业还不是上述几种，而是那些服务于人们的感官享乐的工作。特伦斯就曾经提过几种这样的职业：“渔民，屠夫，厨子，卖家禽的人以及鱼贩子。”我认为倒卖香料的人、舞蹈演员乃至整个杂技行业也都可以归为此类。
医生、建筑师、教师等行业对于那些社会地位高的人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这些行业都要求所从事的人具备高超的智慧和能力。如果说生意人也想得到如此高的赞誉的话，那他们就必须摆脱小商小贩的束缚，而将自己事业发展的大而广，例如从世界各地进出口大量的物品，再童叟无欺地将这些物品卖给其他人。如果他们想更加令人称道，那就最好在自己的生意已经足够强大的时候能够自我满足地将其放弃，转而搬至乡下，定居在乡间庄园。这也正如那些终日漂泊于海上的人们最后回归港湾一样，同样令人尊敬。但是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一种职业最能令人愉悦的话，那就非务农莫属了。因为能以乡间的田园生活为生是最自由不过了。其实我在《论老年》中也对务农的问题做了一番论述，假如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参考借鉴。
最高责任的深刻内涵
关于道德责任的四个来源，我认为我们已经探讨得很详细了。谨慎、社会本能、勇气和节制，这是道德上的正义产生的四个源泉，责任的问题一般都是与这四种美德相联系的。因此在决定同样具有德行的行为中哪些责任更重要时，就常常会生出一些矛盾，然而帕内提乌斯却恰恰遗漏了这个问题。在我看来，以社会本能为依托的责任往往要比那些依托于知识的责任更加顺乎自然的规律，我们可以用四点来证明此说：
第一，智慧是美德中最具有价值的东西，希腊人认为智慧其实就是谨慎，即对于事物价值的谨慎判断。试想一下，如果把一位智者放置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供给他所有生活用品，而且允许他对于一切知识进行探寻，前提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与他交流。显然，身处于这样的环境，即便是再伟大的智者，他也会因孤独寂寞而慢慢死去。
第二，假如我们承认智慧是社会美德中最值得称道的一种，那么我们同样可以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与社会相关的一切事物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人与神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知识，位于智慧之首。
第三，我们人类对于整个宇宙的认识并不全面系统，因此就是有遗漏的，而且这种认识并没有多大的实用性，对于日常生活的指导也是非常有限的。如果说它对我们有什么好处的话，那也是体现在全体人类的共同利益上，这一点不容我们否认，因为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全部思辨知识都建立在对于宇宙的认识之上。因此，我谈论这一点的目的也就是想表达这样一种思想：理论的力量必须付诸实践才能体现出来。
以上的三点观念其实在大多数人眼里都是有价值的，而且任何有所作为的人都会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支持这三点论证。试想，假如一个人所属的国家正面临着某种危难，假如一个人的亲朋好友正陷于某种困苦之中，即便这个人是伟大的天文学家，即便他能够数清天体中所有的星星，即便他知道宇宙的范围大小，当他听到这样的消息之后，还会镇定自若地沉浸在自己所研究的领域之中吗？当然不会，为了国家的利益，甚至哪怕是仅仅为了自己亲朋好友的利益，他都不会对此置之不理。
由此可见，社会公正所规定的责任牵涉到人类的切身利益，因此，社会公正所规定的责任比其他任何一种知识所涉及的责任都要重要得多。
那些将学问视作自己信仰的学者们，他们用一生的时间来探索知识的奥秘，他们为人类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我们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有识之士。例如吕西斯师从毕达哥拉斯学派，而狄翁则师从于柏拉图。还有我自己，我之所以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绩，之所以能够担当如今这样的职位，在很大的程度上都得益于老师对我的教诲与指导。无论是生前给予我们的培育还是死后留给我们的著作，他们无不以自身伟大的思想指引着我们前行；法律、习俗、政治，等等几乎所有的学科，都是他们所致力的范围。他们用自己对于学科的探索和执著的研究无穷无尽地造福于人类。没有陈述过的自我的思考只是为自身服务，然而他们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将自我的思想陈述出来，并且与由社会纽带联结在一起的人们共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