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阶没有因为严嵩的示弱就结束这场博弈，政治斗争从来就不需要温情的面纱来遮羞。
明朝的权力是高度集中在皇帝手中的，在制度上对文官集团的功能和权力做了种种限制。权力部门成为具体的办事机构，为皇帝承担繁重的事务，可权力按钮却攥在皇帝一个人的手中。自从嘉靖十一年（1532）发生“宫婢之变”，宫女合谋暗杀皇帝未遂后。嘉靖皇帝干脆移居西内，连内廷都不去了。从嘉靖二十一年到嘉靖四十五年的24年时间里，除了曾有三次朝见群臣外，就再也找不到嘉靖皇帝上朝视事的记录了。就连最起码的皇家文化课——经筵也被废止，皇帝与朝臣真正处于长期隔绝状态，刷新了历史上皇帝怠政的新纪录。
嘉靖时期，帝国的权力体系很难有创造性的发挥。官员要想自保或有所发挥，他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先要想办法取得皇帝的信任或宠臣的信任。从张熜、夏言、严嵩，包括后来的徐阶，他们都先后获得过嘉靖皇帝的信任。究其根源，是因为他们都悟透了权力之道，那就是“君为臣纲”。
可以说他们在某个时期里都悟透了皇帝的心理，然后按照皇帝的想法去大张旗鼓或潜移默化地推行，所以他们才能够长期占据帝国的权力中枢而不被替代。其实这几个领头之人，没有一个算得上是治国良臣和道德楷模。他们最后之所以从权力高层一头跌落下来，甚至惹来杀身之祸，也是因为失去皇帝的信任。
如果说这时候的嘉靖皇帝最信任的人是说，那就是能够为他带来长生希望的道士。徐阶便向嘉靖推荐了道士蓝道行。蓝道行是山东地界的道士，会扶乩之术，其实这种法术就是道士和太监合伙蒙皇帝。
扶乩的过程是这样的：先是由皇帝把要询问神仙的问题写在一张纸上，然后由太监带到扶乩的地方焚烧，请道士用乩语给予指点迷津。如果道士不灵验，就说明办事的太监污秽不洁，神仙不给面子。太监当然不愿意背这个罪名，就在焚烧之前先偷看皇帝的问题，然后偷偷告诉做法的道士。蓝道行的乩语一灵，徐阶就可以从中做手脚。
这一天，徐阶知道严嵩有密折呈奏，就让蓝道行扶乩说“今有奸臣奏事”。嘉靖皇帝就问帝国为何会有乱象，蓝道行就借着乩语说道：贤臣没有得到重用，小人把持朝廷。
嘉靖皇帝继续追问，那么这朝堂之上谁是贤臣，谁又是小人？
蓝道行就势说道，徐阶是贤臣，严嵩是小人。
不过这种装神弄鬼的把戏只能在私下里说说，并不能成为皇帝拿出来整人的理由。堂堂一国之君，总不能昭告天下，说自己的治国方略是依据道士的乩语吧。但是蓝道行的这句话却成为一粒种子在皇帝的心目中生根，早晚会破土而出。
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五月的某天，有一个叫邹应龙的御史从太监的口中听说了“神仙蓝道行”在皇帝面前的这番话。邹应龙从中捕捉到了一个信息，严嵩已经失去皇帝的信任（帝眷已潜移）。
邹应龙拟了一份《贪横荫臣欺君蠹国疏》呈报嘉靖皇帝，这篇疏文指控严世蕃贪赃枉法、祸国殃民，应处死刑；严嵩溺爱恶子、受贿弄权，应予斥退。嘉靖皇帝没做过多犹豫，就做出批复：严嵩给米百石，打发回原籍养老，其子严世蕃发配雷州充军。
严嵩倒台，文官集团也无人站出来替他翻案。《明史》将其列入奸臣行列，应该算是中肯的评价。在他擅专国政的20年的时间里，他并没有尽到一个帝国肱骨之臣的职责。光是贪污受贿一项罪名就足以将其定为死罪。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八月，严嵩家产被抄，共抄得黄金三万多两，白银二百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的财政总收入，此外还有田地上百万亩，房屋六千多间，以及数不胜数的珍稀古玩和名人字画。就连张居正也说，严嵩当国，其实就是“商贾在位”，利字当头。
另外被严嵩打压和整死的官员也不在少数，在《明史·奸臣传》中开列出一份长长的名单，其中最有名的是沈炼和杨继盛。这两个七品小官，都是因为弹劾严嵩而被害死的。沈炼是锦衣卫经历，经历是个管文书档案的七品小官。沈炼虽然在帝国的特务机关锦衣卫工作，但还算是个正直的官员。史书对其评价是“为人刚直，疾恶如仇”。
沈炼的领导锦衣卫帅陆炳和严嵩父子关系很好，陆炳常常带沈炼到严世蕃家去喝酒。尽管如此，沈炼还是不愿与严嵩父子同流合污，上书弹劾严嵩。在奏疏里警醒嘉靖皇帝，人皆伺严氏之爱恶，而不知朝廷之恩威。官员和老百姓都活在严嵩的淫威之下，拿朝廷和皇帝根本不当回事。严嵩当然不会放过他，就随便捏造了一个罪名将沈炼杀害。
同样是七品小官的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也是同样的遭遇，他上书弹劾严嵩，在奏疏里为严嵩开列了“十项罪名，五大奸事”。在“五大奸事”里，杨继盛将皇帝也裹挟进去。“陛下之左右皆贼嵩之间谍”，“陛下之喉舌皆贼嵩之鹰犬”，“陛下之爪牙皆贼嵩之瓜葛”，“陛下之耳目皆贼嵩之奴隶”，“陛下之臣工皆贼嵩之心腹”。
严嵩跑到皇帝面前说，这不是在骂我，而是在骂当今圣上。就这样，严嵩借着嘉靖皇帝之手将杨继盛下狱治死。
82岁的严嵩就这样走到了自己的穷途末路，其子严世蕃没有到达发配地就逃回老家。他回家后并没有消停，投入巨资将自己的豪宅又重新修缮扩建。严世蕃如此大张旗鼓地一番折腾，地方官员实在看不下去。在权力核心层混过的严世蕃，根本就没有将那些七品的地方官放在眼里。
袁州府的地方官员就将严世蕃告到巡江御史（监察部特派员）林润那里，林润早就对严世蕃不满。他将严世蕃定了个“里通倭寇”的死罪上报朝廷，罪名成立的依据是严世蕃与倭寇王直的亲戚罗龙文过从甚密，而罗龙文也是从流放地潜回原籍。林润上奏朝廷，状告严世蕃网罗江洋巨盗，私用违制车服，日夜诽谤朝廷，聚众四千余人，意欲谋反。
严世蕃就这样再度被押解进京，交由三法司审理。也就是由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 “三司会审”。刑部尚书黄光升等人欲置严世蕃于死地，将严世蕃的各种罪责做了一个打包处理，就连迫害沈炼、杨继盛等官员也列入其中。
当徐阶拿到这份准备呈递给皇帝的判决书时，他认为，这是一群不懂政治的官员，这份判决书不但要不了严世蕃的命，还可能会救了他的命。比如说迫害官员这件事，嘉靖皇帝也有份参与，善护己短的明世宗是不会认可的。
徐阶从袖中拿出自己早已写好的奏章，让审判官员誉清上交。徐阶所写的奏章抓大放小，大到足以置严世蕃于死地。只要严世蕃被处死，严嵩也就完了。徐阶这份准备好的奏章里只写了一条，严世蕃纠集亡命之徒，勾结倭寇，蓄意造反。见南昌仓地有王气，乃大造府第，图谋不轨。
自古以来，凡是与谋反扯上关系都是板上钉钉的死罪。正如徐阶所料，嘉靖皇帝下令处死严世蕃，籍没严氏家产。
随着严氏父子的倒台，帝国权力高层的斗争也暂时告一段落。当然政治斗争从来就没有真正的胜利者，伤人一千，自伤八百。在这场权力博弈中，徐阶虽然笑到了最后，但也同样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当初为了讨好严嵩，徐阶将其长子徐璠之女许配严世蕃之子。后来严世蕃判处斩刑，徐璠迫于无奈将亲生女儿毒杀。当徐阶得知孙女已死，居然能够做到笑着默许。让人体会到在帝国的权力斗争中，人性的扭曲和事态的炎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