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在位期间，内阁首辅的权力已经大到除了皇帝，就无人可以约束的地步。正因为如此，文官们争夺首辅之位的斗争也就愈演愈烈。明世宗将内阁办公的地点设在了午门之内，这样就与从前内阁所在翰林院和文渊阁区别开来。
时人在谈起内阁的时候，不再简而化之地将这几个机构混为一谈。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嘉靖皇帝在制度上将内阁大学士定位为文官之首，并且将那些既忠心又听话的文官选入内阁，赋予他们干预六部事务的权力。
其实内阁制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帝国文官集团的一场权力演变。
帝国建立初期，朱元璋筹建内阁的目的在于辅政，就是帮助自己处理文书报告，以备顾问，但是绝对不可以参与朝政，手中并没有多少实际的实权。说白了，内阁就是政府的秘书机构。到了永乐时期，内阁大学士可以参与军国大事，大学士俨然成为皇帝最为亲信之人。大学士可以兼任其他部门的领导，有的还兼领了正一品的太傅、太保等高级别官衔，权力地位有了质的飞跃。虽然他们还不能到兼职的各部门去担任实职，名义上还是皇帝的高级秘书，但是他们在帝国事务中，已经拥有了强大的话语权和处置权。
后来由于明朝皇帝的体弱多病或年幼无知，大学士们权力逐渐增大，他们被赋予“票拟”的特权。正是“票拟”权的产生，直接将内阁大学士送上了权力的制高点。帝国权力系统的各个部门，包括中央六部，全在内阁大学士的掌控之中。为了使内阁成员之间保持平衡防止专断，一度废止了内阁首辅之位，但在明世宗时内阁首辅保留了下来，并且日益重要，成为争夺之焦点。
需要在这里说明的是，嘉靖皇帝对宦官控制很严，动不动就将将那些犯错误的宦官往死里整。嘉靖执政时期，宦官的势力在帝国的权力分润中并没占到多少股份。宦官的权力收到局限，这就使首辅的争夺成为帝国权力争夺的最大焦点。明世宗时期先后就任首辅之人多达十几人，频率之高，人数之多，都创造了一个时代之最。
嘉靖初年，杨廷和执政，独揽票拟之权。嘉靖皇帝因为“大议礼”事件而移情专宠张璁，使其平步青云，以火箭般的蹿升速度坐上了首辅的宝座。随着时间的推移，嘉靖皇帝感觉到张璁这个人在做事的时候有些耍滑头，恃宠不让。于是朱厚熜就想找一个人来制衡他，目标很快就锁定在了夏言的身上。
在君臣猛烈交火的大礼仪事件中，夏言的分寸拿捏得十分到位。这时候夏言上疏建议请嘉靖皇帝亲耕南郊，让其生母蒋皇后亲蚕北郊，“为天下倡”。夏言这么做既表明了自己力挺皇帝的决心，以此博取了对方的信任。同时这么做还有一层考虑，那就是没有将自己完全暴露于帝国官员内耗的火力网中，引起反对派的憎恨。由此可见，夏言是一个政治手腕高明的文官。
嘉靖七年（1528），夏言又上了一道建议天、地分祀的疏文。这道疏文写得相当有水平，引经据典，文采斐然，更重要的是疏中的观点与世宗的想法不谋而合。皇帝龙心大悦，自然少不了一番嘉奖。嘉靖皇帝将其调入翰林院，为侍读学士，也就是专门陪皇帝讲读经史。
夏言是个外形俊朗，气度不凡之人，极具个人魅力。作为一名侍读学士，他讲读经史声音洪亮，一口标准的官话（北京方言）。嘉靖皇帝喜欢听他讲读经史，每次授课结束，皇帝都会赐其茶饭，神情之中流露出“欲大用”的意思。
夏言的表现与前面张璁在“大礼议”事件中的表现可谓异曲同工，两人都是揣摩皇帝心思的高手，知道如何投其所好。
“大议礼”事件的爆发，使得嘉靖皇帝与廷臣之间的关系势同水火。“大议礼”事件虽然已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但明世宗对此仍耿耿于怀。他急于想在礼仪制度改革这件事上再做些文章，为自己纠结于此找到一条合法的通道。也就在这时，夏言上疏建议改变祖宗旧制，分别祭祀天、地、日、月。嘉靖皇帝在接到夏言的奏疏时，内心也是激动万分。
其实改变祖制这种事，历来就是讨好新君，惹怒旧臣的事。新君为了标新立异，证明自己是个有两把刷子的君主，往往会在旧瓶子里装一些新酒，向世人证明自己的新究竟是新在何处。夏言的这道奏疏虽然赢得了世宗的欢心，却引起了朝中诸多大臣的反对。而在众多的反对者中就有“大礼议”事件中的先锋派人物，此时的内阁首辅张璁。
张璁是嘉靖皇帝在“大礼议”事件中的政治盟友，可在“天、地分祀”这件事，他却和皇帝唱了反调。当初在“大礼议”事件中结盟皇帝，是为了能够跻身权力高层；如今与皇帝唱反调，张璁是担心夏言借着“天、地分祀”这件事上位，以达到权力分润的目的。
张璁无法接受夏言与嘉靖皇帝在这件事上一个鼻孔出气，他将夏言视为政治上的潜在对手。张璁决定出手，他指使詹事霍韬找机会诋毁夏言，使其在皇帝面前失去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