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登基起，建文帝就在不断地下诏强化自己的统治。帝国出台的所有新政都打上了“建文”牌烙印。建文帝的品牌就是以先儒的“法先王”和“托古改制”的儒家之风。建文君臣对于这种对“明君主”和“理想政治”的不懈追求，执着到了几乎入迷或者说是走火入魔的一种地步。
建文帝一上台既要推行他的新政，又要削藩，新政中“更定官职”、精简地方行政机构等不少举措的实施，“侵犯”了大明帝国官场上许多官僚及其关系人脉的既得利益，造成了建文朝内在的不稳；削藩又与新政同时并举，一下子激化了中央与地方藩王之间的矛盾，使得建文朝廷顿时陷于内外交困的被动局面。
在朱棣起兵造反危及建文帝政权统治的关键时刻，朱允炆这个书生皇帝还在气定神闲地“日与方孝孺辈论周官法度。”这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
“三驾马车”载着建文帝一路狂奔，正所谓成也三人，败也三人。毋庸置疑的是三个人的确是“读书人的种子”，但可惜的是种子既没有开出美丽的花，也没有结出丰收的果。
三个人给太学院的学子们上上课，论论道，当个学院派显然是绰绰有余的。可是将他们放到大明的权力中心来玩一场权力博弈的游戏，实在是勉为其难的事。虽然他们自信满满，胸中也藏着貌似锦绣的蓝图。可现实是他们缺乏官场的历练，缺乏处事的经验。他们的执政纲领都是从圣贤书上背出来的，与现实世界产生了严重的脱节。课本里学的，和现实世界所发生的，一面是温情脉脉的儒家文化，一面是步步惊心的政治凶险。满腔的热血也换不来一条帝国的通天大道，崇高的理想更打造不出一副帝国的铁血脊梁。三个人完全将建文帝的万里江山当作了自己的一亩试验田，结果却结出了“误国误君误己”的苦果。
建文二年(1400年)正月，建文帝还做出了另外一项尝试：诏减苏、松、嘉、湖重赋，每亩不得过一斗。朱允炆让自己的儒风雅韵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了体现，也使建文朝成为整个大明帝国最为令人怀念和惆怅的黄金时代。
短短的四年时间，朱允炆如此疾风暴雨般的改革，让天下臣民们看得是眼花撩花。
建文新政的实施是在藩王林立的背景下展开的，朱元璋生前分封的25个藩王在全国各地虎视眈眈着建文帝的所作所为。在这25个藩王中，有24个是朱元璋的儿子，只有一个是其从孙。也就是说这些藩王绝大部分是建文帝的叔叔辈。位高权重，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在这样的背景下，建文新政，像极了一只羊在一群狼当中孤独舞蹈。建文帝可以孤芳自赏，但是狼们却各怀心思。
最要命的是，建文帝的改革直指各路藩王们的痛处。因为他一方面提升文臣的地位，设文翰、文史二馆，增设正心殿学士，另一方面改都察院为御史府，改都御史为御史大夫，罢十二道为左、右两院，改通政使司为寺，改大理寺为司。这些改革都明显地透露出一种信号，那就是抑武崇文。这与朱元璋掀起的洪武狂飙，走的是反方向的钟。
那些藩王叔叔们隐隐感到，这个侄皇帝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他们眼中的书呆子。朱允炆正在逐渐进入角色，不管不顾地构筑着属于自己的帝国。本来他们以为，这个孩子个性纯良，柔弱，凡事会依仗着他们这些藩王。可从他登基以来，所采取的种种改革措施，这不是在与他们分蛋糕，而是在与他们抢蛋糕。他们既不是利益共同体，更不是利益的相关者，他们只是边疆站岗放哨的，用不了多长时间估计连他们的站岗资格也会被剥夺。
他们倒不是担心建文帝一意孤行的改革，他们担心的是自己从朱元璋那里得到的既得利益，会毁在朱允炆的手中。
他们焦虑，焦虑过剩有时候就像一块焦炭在体内被欲望之火点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