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1856—1915）是美国乃至全世界首位管理顾问。
泰勒1880年自主创业时自称“管理顾问工程师”，这个头衔后来被人简化成了今天的“管理顾问”。他是塑造了20世纪的伟大人物之一，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时间对处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的美国、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和撒切尔统治下的英国产生了深刻影响。泰勒发起了一场运动，并称之为“科学管理”，其他人把这场运动称作“泰勒主义”。相应地，应用他的方法就被称作“泰勒化”；把他的原理应用到全社会（包括制造业、商业、家政、教育、教会、法律和军队），则被称作“效率运动”。
科学管理其实并不科学。除了较晚出现的统计质量控制以外，泰勒主义实践者最科学的地方就是使用初级代数。20世纪中叶，处于成熟阶段的科学管理，特点反而是系统的应用常识。泰勒主义对企业和社会有何影响，尚未有定论；本章以及第十二到第十七章可以视作回答这一问题的首次尝试。20世纪下半叶，他的思想再次受到重视，然而这次却拥有很大的破坏性，表现形式为所谓的“专家崇拜”。“专家崇拜”也称作“新泰勒主义”。
泰勒的工作和生活在何种程度上体现了传统美国社会的四个清教特点？实际上只充分体现了第二个特点——他直到去世都为自己的机械天赋以及在机械厂当工程学徒的经历深感骄傲。至于第一个特点，即渴望在某种意义上创建“人间天国”，泰勒只可以说是偶尔体现。他的父亲是个“有着贵格会教徒血统的成功律师”，他的母亲“从1629年抵达美国马萨诸塞州普利茅斯市的祖先那里继承了清教徒血统”。（泰勒出生之前，他的家人像很多贵格会教徒那样属于一神论派。）因此，用格伦·波特在《技术史》（History of Technology）中的话说，泰勒主义“呈现出了世俗宗教的某些特点”；泰勒是“救世主”，他遍布世界的追随者一般称作“门徒”。最近给泰勒立传的作家罗伯特·卡尼格尔说，“很少有哪个表面世俗的运动如此推崇宗教的语言和意象……泰勒主义是在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努力重建伊甸园的过程中出现的。”当代有个瑞典参观者不拿泰勒与加尔文相提并论，而是把他与另外一个伟大的新教创始人路德比较。泰勒有意无意地——也许无意多过有意——利用宗教宣扬自己的思想、维护自己的利益。
至于另外两个传统清教特点，泰勒得分为零。他是个彻底的极端利己主义者，不管从哪个层面都不可能说他拥护“先集体后个人的道德观念”。他几乎没有“组织能力，即能够根据大大小小的目的协调各种财力、物力和人力”。泰勒身上有个终极悖论：虽然身为伟大的工场改革家，却不会管人（第十二章会再次讨论这一点）。很多追随他的脚步做管理顾问的人也有这个弱点。
第一次工业革命集中应用了“劳动分工”的原则和实践，促成了规模经济的出现。例如，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在制针业做过一个研究，记录了工人之间如何分配工作。然而，在斯密时代以前，整个制造业绝对没有一致地或完全地把劳动分工原理应用于实践中；19世纪80年代以前，很多美国工厂把一件产品从头至尾的加工交给同一个人或同一群人负责。泰勒让19世纪的美国实务匹配上了18世纪的苏格兰经济学理论。后来的亨利·福特把18世纪的苏格兰经济学理论应用到了福特汽车的管理实践中，这无疑受到了泰勒的影响。
泰勒企图测量生产过程的人力投入和产出——实现这个目标，要克服很多严峻的现实及道德问题。为此，他（可以说是）发明并推广了“时间与动作研究”或称“工作研究”。像所有想靠测量杆来管理的人一样，他需要“测量指标”。他测量每个工人做了多少“工作单位”，作为考核奖励依据。这是一种复杂的计件工作制，意味着在效率计算中不必考虑人工成本的变化。维持这个制度的是员工当中的一个新阶层：所谓的“效率专家”或者“工作研究员”。现在的工厂仍然可以见到他们身穿白衫手拿秒表的身影。不言自明，操作工不喜欢、不信任这些研究员，特别是在最初的时候。
泰勒认为，提高效率（进而提高生产率），工人也能受益。然而，工人并不好骗，他们很快认识到，效率提高后，他们的报酬反而减少了。如果不花心思确保恰当的工作量，不满可能就会蔓延开来，发展成罢工。早期的工作研究比较粗糙，其应用造成了工人疏离化、工场去人性化、劳资矛盾加剧和工会权力增加。福特汽车在迪尔伯恩的工厂，员工一年内离职率高达900%；难怪卓别林在电影《摩登时代》中讽刺了这一点。没过多久，美国国会立法限制在政府投资项目中使用“工作研究”。
泰勒工场管理法的核心在于蔑视普通工人。操作工应被视作 “大小孩”，他们“不用也不应该思考”。（泰勒倒不虚伪。）他在一段著名的话中描述了他为生铁搬运工作挑选“一等工人”的过程，最后选了“一个身材矮小的宾夕法尼亚荷兰人”施密特：“适合把生铁搬运作为长期工作的人，应该够愚蠢、够迟钝，在心理结构上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接近公牛。”后来，泰勒后悔以施密特为例。工人领袖在公开场合对施密特的状态表示担忧，还有人说他死了——大概因为施密特每天要将47吨生铁搬运30～40英尺（约9～12米）的距离。（他本人只有118斤重。）泰勒被迫花钱请人找到了施密特，让医生给他做检查，宣布他活得好好的。
早期泰勒主义在工场的鼎盛期，正好也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进步时代”。进步时代通常被定义为1900年到1915年，但实际上前后各延伸了10年或更久（从1890年或者更早的时候开始，到1925年或者更晚的时候结束）。进步论者大多是品格高尚、受过良好教育、有着英国血统的美国人，他们讨伐政界和商界的腐败，支持各种各样的改革。正是在这个时期，厄普顿·辛克莱发表了伟大小说《丛林》（The Jungle，1906年），揭露了芝加哥肉制品加工厂普遍恶劣的卫生的条件。辛克莱是个社会学家，认为美国梦“不过是个巨大谎言”，认为屠宰场是“［万恶的］资本主义精神的肉体”——在那里，“100条人命抵不上1便士利润”。他具有“很强的清教精神和批判精神”，希望《丛林》能促进“黑暗现实”发生变化，就像《汤姆叔叔的小屋》加速终结了奴隶制一样。然而，这本书并没颠覆资本主义，只是改良了它；它催生了第一批联邦食品安全法律法规。
这也是“耙粪记者”的时代。富兰克林·罗斯福（1901年至1909年任美国总统）承认，社会需要记者针砭时弊、宣扬改革，但是他同时指出，记者必须知道何时“停止耙粪”，以免激起根本动荡。“耙粪”一词出自清教徒视作圣典的一本书——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这本书提到了一个“手拿粪耙”的人，他只埋头打扫污秽之物而不抬头看看更高尚的事物。在进步论者的影响下，各州开始立法保护工厂工人乃至广大民众免受雇主的残酷剥削。本着大致相同的精神，国会成立了“商务劳动部”，还颁布了反托拉斯法（即反垄断法）。进步运动让美国社会总体上变得公平了一些。
随着时间的推移，泰勒的工作研究融入了当时的管理文化，不像最初那样野蛮。他去世后，著名效率专家弗兰克·吉尔布雷思和莉莲·吉尔布雷思以他的“工作研究”为基础创造了“方法研究”。他们把泰勒所说的“工作单位”叫做“动素（Therblig）”——“Therblig”由他们的姓“Gilbreth”颠倒而来，只是“th”两个字母次序不变。自那以后，研究重心就从增加劳动强度转向了改进工作方法。他们还考虑到工人疲劳以及其他不能高效工作的情况，在设计工作时为这些情况留下余地。这个取向更人性化，更易被工人接受，结果工人不再那么厌恶效率专家。就是在那个时候，效率专家们把自己的头衔换成了更为温和的“工业工程师”。很久之后，在日本的影响下，成群的工人在工厂的培训下学会用秒表分析自己的动作。
工厂工人之外的美国民众对时间与动作研究的了解，来自诙谐小说《儿女一箩筐》（Cheaper by the Dozen）及据其改编的同名喜剧电影。小说出版于1948年（正值美国管理黄金时代的顶峰），讲述了吉尔布雷思夫妇的家庭生活：他们把家弄成了“流水作业线”，“批量养育着”12个孩子；爸爸一吹口哨，孩子就行动起来。书是那12个孩子中的两个写的，笔法幽默生动。书中有一段说：
爸爸在浴室里贴了工作流程表。每个孩子年纪大到可以写字时（爸爸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写字），爸爸就要求他们每天早上刷牙、洗澡、梳头、收拾床铺之后在表上签字。晚上，每个孩子必须称体重，标到一张曲线图上，在做完家庭作业、洗手、洗脸、刷牙之后再次在表上签字。妈妈想把祷告写到表上，但是爸爸说，只要有他在，祷告就是自愿的。
吉尔布雷思全家十四口经常坐巨型皮尔斯银箭敞篷车在新泽西州蒙特克莱尔市附近转悠，笑料百出，娱乐了全镇居民——包括一个名叫普里西拉·道格拉斯的女孩。道格拉斯与吉尔布雷思家的孩子一起上学，后来嫁给了西方三贤士中的弗兰克·波尔金霍恩。西方三贤士是二战之后把美国制造系统原理和实务传授给日本人的三个美国人，序言提过他们，在第十一章会详细介绍。
除了吉尔布雷思夫妇外，还有另外一个工业工程师把泰勒主义人性化了，那就是艾伦·莫根森（Allan HMogensen）。从1937年起，他就开班传授他的方法论，最初在阿迪朗达克山脉的宁静湖，后来在佐治亚海岛。他把“工作研究”中比较粗糙的部分换成了“工作简化”，这个名字是他敬业的同事埃尔温·谢尔的主意。莫吉的原理比较直白，例如：“一份工作的从业者最了解这份工作，因此是最适合改进这份工作的人”；“认可个人的贡献，就能发挥个人的主动性”。只有很少几个工业工程师受工人喜欢，莫吉就是其中一个；正因为如此，别人总是叫他莫吉，这是昵称。20世纪20年代晚期，莫吉在伊斯曼柯达做工程师时提出了自己的理念，后来，他在罗切斯特大学教书时进一步使之成熟。洗涤用品公司宝洁“工人参与”理念的原创者亚瑟·斯宾南格尔1944年参加过莫吉的课程，笔者1957年把莫吉的理念引进了宝洁在英国的工厂。
泰勒去世后，泰勒主义仍在继续演化。20世纪30年代以前，很多工场制度都是泰勒主义的一部分，除了前面提到的时间与动作研究外，还有生产控制、质量控制（包括统计质量控制）和定期维护等等。此外，泰勒主义还通过成本核算、工作分析、薪酬定级等形式影响了办公文化，遍布商界乃至整个社会。
泰勒最重要的门徒并不是吉尔布雷思夫妇，也不是莫吉，而是一个名叫查尔斯·尤金·贝多（Charles Eugene Bedaux，1886—1944）的杰出人士。20世纪上半叶有很多人在美国等地推广泰勒主义，贝多在这方面的贡献比其他任何人都大，值得在本书占有一席之地。我们要简述一下他的人生故事，给这部分原本枯燥的内容增添色彩和趣味；把工场改革写得勾起普通读者的兴趣，并不容易。
笔者想要说贝多的一生是简朴清教徒的一生，但是这么说就远离真相了。他最初在巴黎做一个皮条客的跟班，这个皮条客后来被一个妓女在皮嘉尔街开枪打死，贝多的那份工作就结束了。一战期间，19岁的他来到美国，据说当时口袋里只有1美元。他发现了工作研究的重要性，于1918年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成立了一家管理咨询公司，并发表了一些指导雇主如何安排休息时间来缓解工人疲劳的表格，影响了全世界的工业工程实务。他改进了泰勒所说的“工作单位”，并给它取了一个新名字，但是他不像吉尔布雷思那样完全舍弃了泰勒的命名，只是把“工作单位”中的“工作”换成了“贝多”。20世纪30年代前，大约200家公司采用了他的系统，其中包括通用电气、金宝汤和古德里奇橡胶。
1927年，贝多搬到伦敦，在那里成立了一家名叫联合工业顾问的公司，这家公司后来成了世界上同类公司中最大的一家。（1957年到1964年期间，肯尼斯·霍博在那里工作，使用了贝多的休息时间安排表。）在欧洲，贝多与王室交好，温莎公爵和沃利斯·华菲德·辛普森1937年的婚礼就是在贝多的法国别墅举办的，这对他这样出身低微的人来说是莫大的荣耀。法国沦陷后，贝多说服法国亲纳粹维希政府首脑贝当元帅在洛克福镇建立了一个实验经济体（他的思想对法西斯国家很有吸引力），那里使用的货币不是法郎，而是改进了的贝多单位“贝克斯”；这个雄心勃勃的项目最后失败了。
贝多还征得纳粹当局的批准，修建了一条横贯撒哈拉的铁路，还沿铁路线铺设了管道，一个方向运水，另一个方向运花生油。这个主意到底好不好，很难说清楚。荒谬的是，轴心国竟然把大量资源投到一个不大可能促进其胜利的项目上。盟军入侵北非，终结了这个项目。贝多在阿尔及尔被捕，引渡到美国，被控叛国罪。他被囚禁在迈阿密监狱，1944年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这个死因只是表面上的说法，私下里流传的说法是：他被灭口了，因为他知道美国哪些重要人物与敌人做过交易。然而，他的管理原理和实务留了下来，继续活在全世界的工作场所，而且，他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轴心国的失败。
泰勒有句名言：“过去一直把人放在首位，将来肯定把系统放在首位。”对泰勒的这个说法，卡尼格尔的评价是“确实如此”。但是，我们也许可以合理地质问：“真的如此吗？”问题的答案也许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所说的“系统”是什么意思，以及我们谈论的是哪个时代。本书经常使用“系统”，暗含的意思是一群人出于各自的意愿为了一个共同目的在一起高效地工作。然而，在泰勒看来，“系统”似乎是某种优等行为模式（也可以叫做“最佳方式”），重点是这个优等行为模式是一群人强加给另外一群人的，也就是说前者不经后者的同意、不顾后者的利益和感受。在这个意义上，就美国管理黄金时代的龙头企业及更小的公司而言，卡尼格尔错了；在那些公司，“人”占首位，因为吉尔布雷思夫妇和莫吉把泰勒主义人性化了，还因为美国管理者普遍采用了常识管理。另外一方面，1970年以后，“人”（其中女人日益增多）变得次要，占据首位的类似于泰勒所说的“系统”。在这个晚期退化阶段，以“培养专家”形式出现的新泰勒主义严重损害了伟大的“亲力亲为”、“尽力而为”的清教主义管理传统——后面几章会更详细地讨论这个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