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天涯海角，走到生命尽头，赵一曼也不会忘记郑家大院，不会忘记自己冲决封建罗网之后的落脚之处，那真是一个洋溢着革命气氛的温暖的家啊！
1926年正月的一个下午，团组织在宜宾团地委机关所在地——武庙街郑家大院开会。会散之前宣布了一条消息：“明天有一位李淑宁同志冲出封建重围到这里来。”
郑秀石一家都为这个没见面的亲人的到来做迎接的准备工作。尤其是郑秀石的母亲更加忙碌。她每次接待同志来家都要弄饭菜，装被子，腾床铺，像对待自己亲生儿女一样体贴入微。这次听说是迎接一个叫李淑宁的从未进过城的乡下姑娘，她直担心姑娘找不着路，要女儿秀石去接她。
秀石说：“您不要担心，组织早已派淑宁的家庭教师，她的姐夫、我们的同志郑佑之出城到吊黄楼等候了。”
第二天下午，一个身穿月蓝色家机布宽大衫裤的姑娘，由她二姐坤杰和姐夫佑之陪同进了郑家大院。
一曼当时有点土气，但那苗条的身材，清秀的脸庞，大方的举止，特别是那对灼灼机灵的眼睛，使人一见就喜爱，真的像郑佑之介绍的那样，是一个聪明、活泼、勇敢、乐观的同志。
耳听是虚，眼见为实。
秀石一下子就喜欢上一曼了，一曼也对秀石有特别的好感。两个人一见如故，亲生姐妹一般亲热。
秀石也是团员，是团县委书记的亲妹妹。
一曼和秀石，一起进入宜宾女子中学，不仅在一个班，而且座位都是挨着的。白天一起复习功课，晚上睡在一张床铺上。
在乡下时，虽有郑佑之做家庭教师，一曼学了几门功课，可比起正规学校的要求那可差得远了。一曼常常提笔忘字，算术的困难就更大了。秀石耐心地帮助她补习功课，一曼也真用心用劲，很快就跟上来了。
功课压力不那么大了，也就有闲工夫读课外书了。一曼仍对革命书刊感兴趣，秀石家订的《新女性》、《觉悟》、《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一有空儿一曼就抱去翻看。
星期假日，秀石就带她回家共同度过。兴致勃勃地谈生活，谈学习，谈工作，一曼最善谈。一曼每次来郑家，郑家婶婶就拿出花生米、花糖之类给她吃。初入郑家的陌生感和拘束
感全没了。一曼一见郑婶就笑嘻嘻地问：
“今天给我们准备了什么好吃的？”
郑婶笑眯眯地答：
“还不是你爱吃的大头菜和胡豆瓣酱！”
入学不久，学校成立共青团支部，一曼被选为支部委员。
在乡下，组织妇女解放同盟会活动的时候，对一曼有很大的锻炼；所以她到学校开展革命活动并不感到陌生，很快就在同学中间建立了威信。
一曼看到同学中间有许多人穿着耳眼儿，裹着小脚，感到非常痛心，她让同学们看她自己的耳朵和她的两只脚，现身说法，揭露封建礼教的罪恶，讲同封建礼教斗争的必要性。
一天晚上，同学们在宿舍里说笑谈天，一曼突然插进来问：“你们的婚姻是由父母包办的，还是自己选择的呢？”同学们一下子愣了，没想到她会问这样让人感到不好意思回答的问题；有的同学当时被问得满脸通红，低下了头，一时没有人回答她的提问。
过了好一会儿，有个叫邓可非的同学羞怯地说：“现在正念书呢，还没想过这个问题。”
还有个同学说：“不用我着急，家里会给想着呢，该啥子样就是啥子样。”
一曼说：“这怎么行呢？我们妇女的命运，该由我们自己掌握，绝不能让别人来摆布。我们已经是有文化的人了，不能再受旧礼教的束缚了。不能像小猪一样被家里给卖了，一定要争取自由解放！”她边谈边从书包里取出一些进步报刊分发给大家看。有的同学从来没听过一曼这样的言谈，也没见过她拿给大家的报刊，感到十分新奇，都争着看起来，犹如久早的土地降下一场春雨。
一曼的国文老师尹绍周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出了个作文题：《“不如归去”与“炒米糖开水”的声音谁更凄惨？》大多数同学不知从何谈起，一个个皱起眉头下不了笔。一曼则不同，她感到老师出这个题含义深刻，唤起了她许多联想，经过思索，刷刷刷地一气呵成把作文写完了。这作文的大意是：“不如归去”只不过是杜鹃鸟受自然压迫叫出的哀声，而“炒米糖开水”是小生意人的叫卖声，两者截然不同。在夜静人稀时，被压迫、被剥削的小生意人沿街叫卖，等待那些吸足鸦片烟的人和清闲的赌钱人来吃喝，发出的“炒米糖开水”的叫卖声凄凉又单调。这声音中有穷人的悲酸，有社会的不平，比杜鹃鸟的叫声更凄惨。她这篇作文被尹老师当作范文加以赞许，老师亲自读给全班同学听。同学们对这个乡下来的姑娘开始从蔑视到尊重，从惊讶到佩服了。而一曼又喜欢接近每一个同学，这样同学们也特别愿意靠近她，她和同学们的关系一天比一天亲密。
学校的生活原来很刻板，死气沉沉的。共青团支部积极开展活动，搞起了歌咏队、话剧团，练新歌，排新戏，连时局报告会、座谈会也搞了起来，红红火火的，许多从未见过世面的女学生也都参加进来了，封建的女学校在沉睡中醒来了。
忽然有一天，教育局下令，叫女学生全部梳发髻。一曼带领团支部委员开会研究了这件事，认为这是个束缚女学生自由的封建法令，必须组织同学们加以反对。
第二天，一曼和几个同学去找监学，那时的监学就是校长，他叫龙钟显。
“龙先生，我们不会梳髻，你给我们梳吧！”她们笑嘻嘻地说。
“这是什么话！你们不会，我就会吗？”监学气哼哼地随口说了一句。
“喂，同学们，这可没办法了，龙先生也不会，我们又都不会，那就只好不梳髻，剪发了！”一曼大声地说。
一曼的话就是信号，她刚说完，同来的女学生，一人拿出一把早就准备好的剪子，互相剪掉了头发。
当时郑佑之正主编《教育旬刊》，旬刊上有个栏目叫《七言八语》，一曼还在这《七言八语》上发表短文，讽刺学校和教育局的这个规定。
这一下，一曼更加引人注目了。成立学生会时选她当了常委兼交际股股长，她还代表女中学生参加县学联的工作，任常委，负责宣传工作。宜宾妇女联合会成立时，她又当选为妇联常务委员会主席。
一曼肯帮助人，这在学校里是出了名的。那个由她帮助逃离家庭，免遭后娘虐待的陈启明，这时也住进了郑家大院。
有个叫麻德旭的女学生，生性活泼，家里有钱，专好打扮，一天要换几件衣服，还跟男学生一起演过戏，人们给她起了个外号，叫“浪漫女性”。女同学们都不愿理睬她，看不起她，走到对面也像是没看着她似的，有的还把些风凉话甩给她。
有时候，孤立比穷困更让人难以忍受。
麻德旭打好了铺盖，准备退学了。
一曼知道了这个事情，她认为不能沉默。她觉得很奇怪：人人都不满意封建束缚，可是又不知不觉地给别人加一根绳子。人人都恨空气污浊，却又紧紧地关上刚打开的窗子……怎么可以这样呢？要管管这件事。
她找到麻德旭，要跟这个孤立无援的姑娘谈一谈。
“你走吧！”麻德旭用手推开了她，“不要叫我玷污了你！”
这明显是气话。一曼友善地拉她坐在床沿上。
“你说的什么话？你真的觉得自己肮脏吗？”
姑娘委屈地哭起来了。
“你该坚强些！你晓得，我们女子出门读书多不容易呀！怎么还能把争得的权利丢掉呢？我们受气，都怨这个社会不好。我们要好好读些书，有了知识好改造它！”接着，一曼也指出麻德旭该注意的地方：“不过，你自己也得朴素些。你要知道，生活不光是吃饭穿衣。水晶就是涂上污泥，它也还是纯洁的。重要的还是得看这人的本质！多想想这些，你就不会再那么看重个人的衣着了……”
麻德旭是个独生女儿，父母把她当成掌上明珠，为了来县城读书，麻德旭差点和年老的父母翻了脸。现在这样卷铺盖回家算怎么回事？怎么交代？回到那个家，再也出不来了，原来热血沸腾要到外面闯闯的愿望不就落空了吗？一曼的话她完全听到心里去了，并决心照着去做。
一曼又找其他同学，劝大家改变对麻德旭的态度，慢慢地大家见麻德旭本人也学得朴素、稳重了，见她和一曼同桌吃饭，一块温课，几乎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对她也都好了起来。麻德旭开始又有了笑模样。
五月来了。
正是北伐前夜，革命的风暴临近了。
一曼领着女同学也和其他学校的学生一样，昂然地走上街头，演讲，撒传单，演活报剧。她走到哪里，人群跟到哪里。有些坏蛋专朝她脸上、身上扔杏子核、柚子皮。一曼连理都不理。她召唤群众起来，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斗争，斗争，斗争。只有斗争，才是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的唯一出路……
她那宏亮的声音，她那飘散的秀发，她那因昂奋而涨红的脸庞，她那向前倾着的身影，都留给了那段风起云涌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