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蹄声，车轮声……已不再是出逃时魏老伯那挂大车了。这是开赴刑场的敞篷儿的马拉的囚车。出逃时坐着大车奔向抗日游击区的情景犹如一个梦幻，而今那梦幻已经破灭，可那个梦幻带给她的少有的欢乐和希望，却在她心中永不消失。她听到被一早赶到街上看“犯人”的人群中有孩子被惊吓发出的尖厉的哭声，这哭声是那么撼人心魄！一曼听到这哭声仿佛有钢针猛地刺痛了自己的心，她一下子想到了自己的孩子，那个不宁的宁儿啊！
宁儿，宁儿，此刻你在哪里？我的苦命的孩子哟！
一幕幕不如意的、不情愿的、痛心的往事啊！
宁儿，这是一曼和丈夫达邦相爱的结晶。
那么多女伴儿都说一曼要和达邦结婚的决定太草率，可是任性的一曼做出的决定是可以更改的吗？已经相爱了，与其每日心思不宁地陷落在相恋的河谷中，不如就搬到一起，也许这样就会了结了一份心思，免得看书看不下去，干别的事情也不能够专注。
23岁的一曼同28岁的达邦在异国草草地举行了婚礼。一曼不会想到，结了婚会给她带来更多的不宁，每天繁杂的功课就够操劳的了，还要分心给这个不怎么像家的“家”。这个“家”像一个缆桩拴系着她，再不能像别的单身女生那样自由自在地去红场，去博物馆，去商店，去公园了。当时这种被当做中国革命骨干来培养的留学生，在莫斯科学习期间，发衣服，发鞋袜，甚至看电影、理发、洗澡等，都免费发票，此外还发少量零用钱。结婚以后，一曼和达邦每月大约可以领到15到20个卢布。一曼得计划这点钱怎么个花法，每月还要有一点结余。
结婚以后给一曼带来的最大不宁是怀了孩子，这是她和达邦都没有预先想到的事情。一个怀孕的女人还要上课，还要参加学校组织的训练，还要参加考试，还要操管虽然不很多的家务，加上她本人的原有身体素质不强，许多麻烦就找到头上来了。
当时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仅仅11年，经济上还很吃紧，各方面供应都不足。主食上尽力供给中国留学生大米、白面，副食上就差了，菜蔬奇缺，上顿下顿炖土豆，又没有多少油星儿，这对于普通学生已经属于营养跟不上了，而对于一曼这个孕妇，就更觉不足了。人们到处给她掏弄牛奶和鸡蛋，一天天下去，使她感到很不安。
医生说，严寒的莫斯科冷气候对她身体健康的恢复不利，组织上说国内需要大批干部，一曼不是优柔寡断的人，她找到组织递交了申请回国的报告，这么大的事情啊，她都没同达邦商量就一个人做了主，况且她已经怀孩子怀了四五个月了！
永远也忘不了那条国境线！
火车，铁轨，大风雪……离开苏联时她的身体因怀孩子已经很显了。几个一同回国的同志都扮成被革命的苏联驱逐的华侨自行捆绑起来，被人推到这边来，这样过了国境线。有人劝一曼不必这样，怀着身孕这样做太危险，让她转路乘火车回来。她坚决不干，也让别人给她捆绑起来，她也要当这个“被驱逐的华侨”。
风雪里，越过国境线，徒步走了多少里啊，同志们时不时搀扶着她，上坡，下坎，过结冰的河流……她的脸、脖领子里被雪打着，灌着，冰冷的雪融化了，化成水流到她身上，她隐隐听到肚子里孩子的动静。对于她，那是最美的时刻，最动听的音乐！再苦再累她都能顶住，都无所谓，为了革命，也为了孩子啊！
还记得生这孩子有多么艰难。地下联络点儿被破坏了。一曼变得无家可归了。孩子眼看就要落地，却找不到一处能栖身的房子。那条小巷子里的那个老太太听说她要临产，说什么也不租给她房子。“哪里怀孩子哪里去生！”多不近人情啊！可是那是当地的习俗啊，这习俗在老太太脑子里根深蒂固，怪不得她呀！亏得那位大嫂收留了一曼，否则孩子就要生到大街上了。
孩子在娘胎里就开始过上了流离的日子，就没有安宁过，难怪一曼费心思给他取了个“宁儿”的名字呢！
名字虽是“宁儿”，实际上还是不宁的啊！宁儿从婴儿起，一直随母亲过着动荡不安的日子。还没满月，一曼不就用自己的衣服把他裹起来奔去上海了吗？
那时候，一曼怕孩子跟自己受苦遭罪，不得安生，真想把他送人，甚至真想把他遗弃路边，好让好心的人家拣去。那一次，为了甩掉跟她上岸取船票钱的小伙计，为了不暴露地下组织的地点，不是曾把宁儿插了草标，放在地摊上佯装要卖孩子吗？亏得围了那么多人只看不买，若是真有买的，是卖还是不卖呢？舍得卖吗？不卖怎么来圆这个场？若是让人家买走，硬给抱走了，自己怎么去追回来呀？
直到离开莫斯科那天，关于孩子的问题，一曼和达邦还有争议。达邦主张安安静静在苏联把孩子生下来再走； 而一曼是急性子，说走必走，她说：“孩子可以回国生。”两个人还谈到孩子生下来怎么办的问题，一致认为最好是带在身边，但这，又是不可能的，那就只好放在别人家。达邦主张应该放在一个党员家，或送到达邦那个做买卖的叔伯哥哥陈岳云家，这个叔伯哥哥没有孩子。
孩子降生一年后，一曼曾给达邦写了一封信，她没敢在信皮儿上写“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字样，那肯定会被查扣的。她只写了这个大学的街道和门牌号码，巧妙地把信寄到了达邦手里。这也是他们夫妻分手后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联系。一曼在信里写道：“达邦：别离很久，想念很深，你的儿子诞生了。我一切都好．不必挂念，望你珍重。”信是用铅笔写在毛边纸上的。一曼随信给丈夫寄去了她娘俩儿的一张合影：眉清目秀的一曼，穿着短袖汗衫，怀抱着宁儿坐在一张藤椅上，她左手揽着孩子的腰，右手托握着孩子的小手，这张母子合影，透出一种暖人心身的温馨的气息。
在上海，在中央机关工作期间，她都一直带着孩子。一方面孩子离开她，她有点不放心；另一方面，有孩子也可以掩人耳目，“投亲不遇”的从乡下来的母子俩独自谋生，比一个年轻的单身女人寡居要少招惹麻烦，少招惹外界的注意。但在她生病的时候就不行了，她把孩子托付给了她读书时的伙伴、此间的战友郑秀石。托付给秀石，一曼比让自己带还放心。若不，她怎能病好了那么长时间都不去取孩子呢？孩子不在身边，她可以无忧虑地品尝一下身边没孩子拖累、甩开两手、一门心思干工作的快乐。
孩子过了周岁以后，一曼又回上海，仍在中央机关工作。她太忙，顾不上管孩子的事，也不忍心再让孩子跟她动荡奔波，就同也在中央机关工作的达邦的妹妹、任弼时同志的夫人陈琮英商量，把孩子送到了武汉达邦的叔伯哥哥陈岳云家。
从此，母子音信两断绝！
在恐怖的城市，在萧条的乡村，在冰封雪冻的山林，在阴森漆黑的牢房，血与火的拚搏，夜以继日的奔波……只要有一点闲暇，一曼就想起她的儿子，她无比的想念她的宁儿，在她坚如铁石的心坎儿上，不时映出活泼可爱的宁儿的影子。
就是在昨夜，她被押解着，从哈尔滨登火车来珠河的途中，她还从看守那儿讨来纸和笔，在晃动得很厉害的车厢里，在万念俱来的时刻，给她那个牵肠挂肚的孩子，写下了绝命的遗书：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
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
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看守们不知道她在写什么，等从赵一曼手里接过这份给儿子的遗书，都过来传看。他们犹豫了，是销毁它，还是交上去？这个即将被处决的女犯这样视死如归，叫他们十分震惊！
最后，他们还是如实地向警务厅做了报告。警务厅在《关于赵一曼逃走前后的状况以及其死》的材料上记述了这一情景，写道：“在押送的途中，她虽然感觉到死亡迫近，但她丝毫没有表现出惊慌的态度，反而透露了‘为抗日斗争而死才是光荣’的口吻，她希望给她的一个儿子写一遗言，从押送的职员处要了笔纸……”在这个材料中全文抄录了一曼的这份示儿遗书。
一曼是一个革命者，又是一位母亲。尽管为了革命工作，她始终未能如愿地去尽一个母亲的责任，但孩子，后代，在她心中始终占有极为重要、不可替代的位置！
千辛啊，万苦，流血啊，丧命，难道不全是为了他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