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捆绑着的赵一曼，此时已极度的虚弱。枪伤、鞭伤、烙伤、被竹签刺的伤、被马靴踢的伤……真可谓“遍体鳞伤”了，连她有老根儿的肺病犯没犯自己都不知道了，有时候咯出血来，也不知是因为肺病，还是被酷打所致的内伤……现在，她极需要去住院，很好地治疗一下，可是她今生是无缘再去住院了，这马车去的方向是刑场，生命的路越来越短了。
她想到，在自己短促的一生中，大约曾经有四次住院的经历吧？每一次和每一次都不一样啊！
第一次是在武汉，是一曼穿上军装，成为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学员不到半年，她本来就有轻微的肺病，由于过度劳累，又吐血了。在她住院期间，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她悄悄离开医院，随着军校学生编成的独立师，开赴了平叛战斗的前线……
第二次是在苏联，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时候，考试临近，她又一次吐血，医生动员她住院治疗，她坚持参加了考试。考试之后，她被送到克里木海滨疗养院，她过不惯太平静的生活，身体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恢复，就又返回了学校……
第三次，是在珠河，在游击区，由于脖子上长了一个疮，连头都无法抬，被送到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游击队的“流动医院”，她在那里治病，更在那里工作、战斗……
第四次，第四次呢？多么近的第四次啊，仿佛就在昨天，一切都是那么清晰……
在愚蠢又狡猾的敌人中间，老奸巨滑的“林大头”，更懂得赵一曼的价值。他在赵一曼身上动了多少脑筋？花了多少心血？一次次碰壁！一次次“泡汤”！恨得他要把赵一曼撕烂砸碎，急得他像铁笼子里头被惹怒了的、凶狠暴躁的困兽直转圈儿打磨磨。
“林大头”心里再恨，再急，也不肯轻易杀掉这个并非轻易到手的“猎物”。他知道，有些轻易就开口坦白交代的人，其实是草包一个，肚子里边没有什么“油水”。那些真正肚子里有宝物的人都是轻易不会开口的。要有耐性。时间会改变一个人，况且是一个女人。一个做女儿、做妻子、做母亲的人，心肠总会是软的吧？
眼下，这个不容易到手的“猎物”已经奄奄一息，不能眼看着她就这么快地死去，必须把她抢救过来，需要从她口里掏出来的东西还一点也没掏出来呢！
就这样，赵一曼又一次活过来的时候，已经躺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柔软舒适的病床上了。
望着白色的天花板、白色的四壁、白色的窗帘，白色的被子、床单，枕套——几乎白色的一切，一曼感觉好像是在梦中，在不可思议的梦中。昨天——其实不是昨天，医生抢救她已经抢救了三天，应该说是她感觉中的那个昨天，她还置身于魔窟之中，置身于那个阴森可怖的凉嗖嗖的地下室里。就是在那里，她见识了“林大头’的“金木水火土”！也见识了那个有时表现出彬彬有礼的、披着张人皮的魔鬼！
敌人软硬兼施、反复无常，只为了一个目的，一曼内心清楚极了。她知道敌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同时她也知道她决不会让敌人达到任何的目的。折中的路是没有的。调和决不可能。在根本的问题上，双方谁都是寸步不让的。
那么在魔掌中的一曼，也就十分地明白敌人最终还是要对她下最后的毒手的。对这一点，她早有准备。她清楚，一个共产党员必须随时都要准备去殉自己的事业。
她曾义正词严地对审讯她的特务头子说：“我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都准备好了！”
如果一定是逃不出“这一天”，那么她只希望“这一天”早一点来。这并不是因为她实在忍受不了那些实在叫人难以忍受的酷刑，尽管那酷刑的每一种、每一次，都比叫人死亡更可怕！这更不是因为她已经不留恋人间的生活，恰恰相反，她百倍地热爱这个尽管充满了苦痛、灾难，但也充满着希望、充满对希望追求的力量和快乐的人间！
此时此刻，她多么怀念她家乡的那座山，山下的那条河，她家门前的竹林，多么怀念她的生死未卜的坤杰姐姐、佑之大姐夫，还有温馨的郑家大院，亲姐妹般的战友秀石，闪电般同她结婚并同她只过了短短几个月夫妻生活的丈夫达邦，更有她的骨肉、她的儿子，那么小，那么小，就不得不甩开了他……还有深山密林里抗联的战友们，有李大妈、有小杨——杨桂兰……他们现在都在何方？都在干什么？多么令人眷恋、不可割舍的人生啊！
可是，敌人需要她泄露党的机密才能换取这一切。
这不成！在一曼心的秤盘上，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交换的砝码！
这时走过来一个身穿白色长褂，头扎俄式白色巾帽，口戴白色大口罩的年轻女人。也都是白色的，像个白衣天使，又像是个白色的幽灵。
这年轻女人把手里的托盘放到床边儿的床头柜上之后，摘下了她的口罩，也摘下了她的巾帽。她向一曼俯下身来，用手摸了摸一曼的额头。这时一曼才看清她的一张脸，一张粉嫩的、胖乎乎的、好看的圆脸和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不用涂抹任何脂膏有着自然的鲜红颜色的嘴唇，还有梳理得很洁整的齐肩的短发。她的长相给了一曼一种好感，似乎是纯真、善良的，但残酷的斗争使一曼马上警觉起来，这是个什么人？谁知道呢！外表看去善良而内里却极为邪恶的，不是大有人在吗！
这时候，这个年轻女人——应该说是个小姑娘，从托盘里拿起一个茶色的小药瓶，又从瓶里倒出了几片药，同时用另一只手准备去取床头柜上已经晾好了白开水的水杯。一曼没等她把水杯拿起来，就用手打掉了姑娘另一只手里的药片，并费力地吼了一句：
“我不要！”
药片散落到地板上。姑娘水灵灵的眼睛立刻涌满了疑惑和惊异。姑娘以为她怀疑这是毒药，解释说：
“这是治病的药哇。”
“我不要治病！”一曼又吼了一句。吼完，就把头偏向了另一边。她不想听这姑娘说什么，也不想看见这姑娘。
姑娘轻轻拾起撒在地上的药片，轻轻走到床的另一边，拿了个凳子坐下，轻轻地说：
“你得吃药啊！”
“我不用你管！你去向鬼子报告，我没什么可说的了，要杀就早点杀吧！”
“我是医院的护士，和鬼子没关系，我也恨……”姑娘说到这儿，立即警觉地迅疾地四面看看，她没有说下去。
一曼知道她要说恨什么，但谁知她说的是真是假呢？
这时一个中年男子推门进来，姑娘站起身，让这男子坐到她的凳子上。男子坐下后给一曼号了号脉，又用听诊器听了听，端详了一会儿病床上这个曾经五天五夜昏迷不醒，经过三
天三夜抢救，脸上已经出现了活气儿的女人，满意地走到一边向姑娘交代几句什么，就推门出去了。
“这个日本人对你说什么？”一曼怀着戒备的心情严峻地问道。
“他是中国人，不是日本人。是我们医院的医生，他叫张柏岩，张医生。他也是好人，是他大前天给你动了手术，那时你伤口溃烂，正发高烧。他手术做得很成功。那时医院里好多人都说你没救了……”
接着，姑娘详细地对一曼叙述了整个抢救的过程和细节。一曼听来觉得像是真的。
“那么你是谁？”一曼不再像审讯似地对这姑娘说话了。
“我？我姓韩，叫韩勇义，今年17岁，是这个医院的护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