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蹄声、车轮声、军警吼叫声……
一曼忆起了和这次走向刑场相类似的一次“示众”游街。
那不是马车，而是牛车。
是在那个空房子里昏迷中被捕之后。16岁的杨桂兰抱着她的头和上身。
敌人一下子没弄清她的身份，先是抓了两个农民，用一架梯子当做担架，把一曼从空房子处抬下山。下山以后换了辆牛车运往县城。
一曼的棉裤都被止不住流淌的鲜血浸湿了，红红的一片。
牛车在坑洼不平的道儿上赶路。每颠一下，一曼的伤口都要撕心裂肺地疼一阵子。是疼痛把她从昏迷中唤醒了。一曼忍着剧痛，紧咬着牙，紧闭着眼睛，不呻吟，用她的老办法：挺住！
车上除了小杨，还有几个被俘的捆绑着的战士。
听到人声了。一曼感觉是进了县城。她睁眼一看，熟悉的街道、树木、房屋。前面有些零散的老百姓正在向这边张望。
“县城到了。同志们！挺起胸膛，叫咱们老百姓看看咱们抗联战士什么样儿！”
一曼从小杨怀里挣扎着坐起来，她说话的声音虽然很小，但很是坚定有力，车上每个人都听到了，一个个坐直了身板，昂起了头。遇到人多点的地方，一曼就领着呼喊口号：
“打倒‘满洲国’！”
“不当亡国奴！”
……
敌人马上用皮鞭抽，用枪托砸，同时往牛身上狠抽鞭子，加快了牛车的速度。皮鞭和枪托也没拦住战士们喊口号，越抽、越砸，喊得越厉害。沿途的居民看了，暗暗佩服，直在心里头说：“好汉！好汉！”
到了县公署警务科，一曼和小杨被关在阴冷、潮湿的地牢里，敌人对一曼的伤口丝毫不采取措施，血还在汩汩地流，吓得小杨直哭，不知怎么好。
“别哭！”一曼很镇定，她说：“咱们得赶紧想对策。咱们咬定你是被人找来侍候我的。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都别改口，你会出去的！别哭，还是妇女会员呢！”一曼用手替小杨揩了揩脸上的泪水，那张好看的脸上布满了愁云。
“我不是哭我，看你……”，小杨的眼睛盯着一曼流血的伤口。
“不要紧的，我能挺过去，由它去！”
警务科来人审查，一曼只说小杨是被找来侍候伤员的。在敌人还没开口审问时，一曼就指着小杨对敌人说：“这个姑娘是我临时藏身时的那户人家的孩子，因为我受伤，她来照顾我，当时因为吓慌了，才和我一起往外跑。没有必要把她拉到案子里来。我对日本做的彻底反抗与她无关。请你们把她放回去。”敌人说：“我们把她放回去了，谁来照顾你呢？”一曼回答：“你必须把她放回去，我才回答你的问题。只要我知道的，我一定会告诉你。决不说慌话。”
敌人怎么查也查不出别的来，关押了一阵，就把小杨放了。
伪滨江省警务厅来人连夜拷问了20多个在押的“犯人”，才弄清一曼的身份，才知道她是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妇女运动指导者”，敌人如获至宝！看到她伤势严重，怕她死了，为了从她嘴里挖出重要口供，连夜对她进行了审讯。
一曼以对敌人极其蔑视的神态，游刃有余地编造了一些假情况予以搪塞。
敌人也审问了王惠同，把“王惠同”误写为“王惠堂”。
尽管对这两位抗日勇士义正词严的慷慨答辩异常恐惧不安，敌人还是太看重了捕获这两个人的“重大胜利”，并把这一“重大胜利”通过舆论机关公之于世。
1935年5月20日《满洲日日新闻》上刊登了两则消息和通讯：《赵匪溃逃密林中在空房里养伤。捕赵一曼、王惠堂》，《骑上白马的红装美女，失掉丈夫投身于反满抗日运动，为了工作狂奔于密林》，摘于下：
时于康德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接到反满抗日魁首赵尚志一伙潜入滨江省珠河县境内的情报，日满军警为了讨伐，在当日晚十一时利用月光进入其根据地。……于是在深夜的密林中激战约三小时……在这次战斗中，敬为赵尚志的司令的妇女党员赵一曼和第二团团长王惠堂等五人在受重伤后于该县侯林乡一个空房里隐蔽养伤，于二十三日被该县警察队所探知，在当日下午五时被捕。此后，当局日夜进行严烈的审讯，结果判明王惠堂等五人的如下罪行，给予严重处置。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长王惠堂（二十六岁），辽宁生人，于民国十三年九月在原籍小学毕业，后移居哈市开过小铺，十五岁时入东北陆军军事教导队第二期任学员。大同二年一月辞职后去珠河县五区成为赵尚志的部下，从此踏遍宾县、珠河等地逞凶逞暴。康德二年五月二十日被选任第二团团长。……在被捕当初，对其主义的信念和野心像似火，嘲笑满洲国的王道乐土，坚决反诘审讯的官员……
身穿红装，骑上白马，跨过山林，飞驰草原，宛如密林之女王，在四处活动的赵一曼（二十七岁），是生在山东省济南府，受过苏联共产党的教育的一个美女。她做为党本部特派的妇女工作员，在疯狂进行反满抗日运动中，贼运已尽，终于同王惠堂一起被捕。她出生于济南府一个有十多万财富的资本家家庭，从四岁起接受家庭教师的教育。在十五岁时入原籍地初级小学，十七岁的春天父母去世，因学费转入官立师范学校，十九岁的三月转入黄埔女中，但因得病而回家。并和当时师范学校的学生张子明结婚，二十一岁时生一子。民国二十年夫妻同意，携款八千元移居奉天小西关，准备在那开一个杂货店，碰巧遇上九一八事变，把七千元送给姐姐处，拿二百把孩子送回原籍地。此后夫妻离开动乱中的沈阳（奉天），移居哈尔滨。靠丈夫曾学过的照相技术，准备开办照相馆。……在被捕当时她对审讯官员谈过如下心情：
我的主义是抗日。正如你们把破坏抗日会，逮捕我当做职业，做为你们有你们的目的，我也有我的目的。宣传反满抗日思想，开展反满抗日运动，这就是我的目的、主义和信念……
这篇报道中许多写到一曼生平的地方，都是一曼与敌周旋时编造的假经历。年龄啊，地点啊，父母啊，丈夫啊，学校啊，杂货铺啊，照相馆啊，都不是真实的。
为了能从一曼口中探得有关抗联的军事政治情报，敌人命令珠河县城内的一位中国医生，对这个重要的女“犯人”，进行仅仅保证不发生死亡危险的治疗，每日诊治两次，诊治须到低矮、阴冷，潮湿的地下牢房中进行。
这期间，敌人仍不断追问抗联大部队的位置。赵一曼只有三个字：“不知道！”敌人用鞭杆儿戳她手腕上和腿上的伤口，痛得她撕心裂胆，如此对她身体采取摧残手段的结果，是她连“不知道”这三个字也不说了。
这一天，牢门打开了，几个带枪的军警把一曼拖了出来。
一曼见到了雪后初晴刺眼的阳光，使她有一阵短暂的眩晕。接着她听到一阵剧烈的咳嗽声，抬眼一看，啊，王惠同！
王惠同脸上有伤痕，衣服上有这一块、那一块的血迹，不知他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
两个人对看了一下，谁也没喊谁的名字，因为都还不知道敌人是不是已经掌握了他们的真实姓名。两个人，内心里既有欣喜，又有辛酸啊！
“我们麻痹了！”王惠同沉重地说了这一句，眼睛里似乎要有泪涌出来，但又刚强地噎了回去。这许是这个硬汉子在这次失败中，在被捕后，想了许久许久要说的一句话，可见到了自己人，终于把悔青了肠子的、萦绕在心头的这句话说出了。
在审讯时，通过敌人的口，才知那支恶狼似的“讨伐队”一直跟在二团部队的后面追踪搜索，本来是可以把“讨伐队”甩掉的啊！
敌人把赵一曼和王惠同拉到小北门外一个广场上。日本兵在广场四周持枪而立，枪上的刺刀明晃晃的闪着寒光．广场中间桌子上摆着刚刚被二团在左撇子沟击毙的一个日军大佐的灵牌。一曼立刻明白了，这是要用他们两个人的生命给那个鬼子官儿“祭灵”啊！想到这儿，一曼反倒更加从容了。她和王惠同不约而同地交换了一下目光，这目光里有对敌人的鄙弃，也有对生死与共的同志的鼓励。
一个叫西村的鬼子官儿来了。他把戴着白手套的手按在他挎在腰间的军刀把上，杀气腾腾地吼着：
“快说！最后的3分钟，你们的大部队哪儿去了？”
没有回答。
西村更加暴躁地吼着，“说！不说死了死了的有！”
“可笑！”一曼的牙缝儿蹦出了这两个字。
西村气得向后一仰身，立即命令鬼子兵把一曼和王惠同推到新挖的土坑前。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两个人几乎同时，一前一后地喊着。
在很近的距离上，一声沉重的枪响，王惠同扑倒在土坑里。
一曼静心等待着。
又一声枪响。子弹从她耳边飞过去，打到坑外的新土里。
原来敌人是让她做陪绑的，想吓一吓她。毕竟是个女的，难道就没有回旋余地，就不能再挖出点有用的情报了吗？敌人不死心，仍然抱着一丝幻想，可是，敌人完全不了解赵一曼是怎么一个女性，他们打错了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