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广生接到赶紧返回抚顺运输连驻地的命令。他回到抚顺，参加雷锋的治丧活动，操办了雷锋的追悼会，不久又由他负责整理雷锋的遗物并筹备雷锋事迹展览。陈广生与雷锋接触较多也最为熟悉，在雷锋活着时他就采写过雷锋。韩万金政委让他一手操办了“雷锋烈士事迹纪念室”。当时团部驻地仍然在抚顺望花区，但多数部队在铁岭地区施工，团里空房子很多，韩政委让陈广生找一个连队的房子，再找几个能写会画的战士来做这件事情。展览的说明词是陈广生一个人写的，包括买胶合板装饰版面，摆放桌子陈列雷锋的遗物，包括八本日记怎么个摆放法，都是陈广生张罗的。最初就是想让团里的干部战士了解雷锋的事迹。展览搞好后，韩政委下指示，全团一个连、一个连地来参观。前面施工部队也来看。抚顺一些学校得知有这个展览，也组织学生一个班、一个班地来看。一传十，十传百，小展览，大响动。一下子惊动了中共抚顺市委书记沈越，他首先让团市委书记宋廷章到部队看看雷锋的展览办得怎么样。宋廷章看了展览后，连说：太好了！太好了！他建议把这个展览迁到抚顺市文化宫重新布展，让全市的青少年都来看一看。在团市委的操办下，市内复制了一个“雷锋烈士事迹展览室”。宋廷章很有才，他为抚顺日报撰写过学雷锋的社论和评论文章。市里人才多，要画家有画家，要书法家有书法家，要写词的有作家。团市委宣传部部长张凤楼本人就是一个能写会画的人，他们请陈广生做指导，市文化宫地方也大，很快就办成了一个全新的“雷锋烈士事迹展览室”。沈越书记题词号召全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广大群众都来学习雷锋。在沈越名字底下，其他市委领导也都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抚顺市大张旗鼓地开展学雷锋活动的序幕就是这样拉开的。
同时，沈越把雷锋事迹向中共辽宁省委书记黄火青做了汇报，有一说是在沈阳开会时向黄火青口头汇报的，有一说是沈越以市委名义给省委写了报告。沈越希望省委关心和推动学雷锋活动。省委宣传部很快派人到抚顺，把抚顺的雷锋展览全部复制，在沈阳市文化宫进行了展出。与此同时，沈阳军区政治部派人到抚顺复制了全部展品，在八一体育馆两侧走廊展出，观众络绎不绝。
在办展览的时候，陈广生有机会接触到雷锋全部日记手稿，一共是八个本子。陈广生细心阅读和摘抄，并以日记为依据，把《向阳坡上长幼苗》改写成《毛主席的好战士》，在《抚顺日报》连载。抚顺日报的编辑同志要求每天发一两千字，这样就把那篇长达3万多字的“幼苗”切割成若干个独立成章的小故事。这就是《雷锋的故事》的雏型。这稿子最先在《抚顺日报》连载了25天，成了25个小故事。到1962年11月底连载完毕。报纸发表这个连载前，编者写了按语，说市委号召全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广大群众都来学习雷锋。抚顺人民广播电台也配合宣传雷锋，《抚顺日报》发出一段，它播出一段，而且还让陈广生亲自去播。报纸天天发，电台天天播。随后，陈广生又应邀为《解放军报》写了《伟大的战士》，为《中国青年》2、3月合刊写了《共产主义战士雷锋》，以及《辽宁日报》、《中国青年报》的《永生的战士》等。毛泽东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就是为《中国青年》2、3月合刊“学习雷锋专辑”题写的。当时刊物都已装订完毕，这时才收到毛主席的题词，印刷厂工人连夜排印并同编辑部的编辑们一起往每本刊物里插入主席题词活页。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毛主席的题词，举国上下掀起了学习雷锋活动的热潮。这一天，正是陈广生32岁的生日。
雷锋的事迹为越为越多的人称颂，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如写戏的，写电影的，写诗的，写歌的，画画的，搞雕塑的，以及报刊电台电视台新闻工作者，一批批来到出雷锋的抚顺，来到雷锋生前所在部队。陈广生负责接待文艺界人士，如电影编剧陆柱国和湖南花鼓戏的创作人员等，陪同他们下连采访，向他们介绍有关情况。
为了让雷锋的事迹更广泛地得到宣扬，沈阳军区和辽宁省委联合组织了雷锋报告团，报告团由雷锋生前所在部队的干部、战士十几人组成；报告团分了南片和北片。北片到铁岭、昌图、长春等地，负责人是团政委韩万金；南片到辽阳、鞍山、大石桥、金州、大连等地，负责人是陈广生，他也是主讲人。报告团活动为时一个多月。到了大连，陈广生嗓子哑得说不出话来了，只好住进医院治疗。报告团共讲100多场，陈广生讲了30多场。他讲雷锋实事求是，生动感人，不知有多少听众听了为之落泪。
1963年年初，陈广生被调到沈阳军区政治部创作组从事专业创作。他调到创作组没几天，总政解放军文艺社就派副社长张文苑来到沈阳，找到军区政治部的领导，说解放军文艺社要出版雷锋的书。张文苑说，这是我们的任务，也是你们的任务。这本书找谁来写呢？政治部首长说，找陈广生吧！张文苑找到陈广生，请他快写，出版社快出。陈广生问：什么时候写出来算快？张文苑说：“五一”之前，总之不能过“五一”。陈广生问：写多么字合适？张文苑说：十万字左右。当时陈广生领受了任务，因为他仍在忙着宣传雷锋的许多其他稿子，他就向创作组组长崔家骏请示：组长同志，请帮帮忙吧！崔家骏在部队文工团任过政委，有把握稿子思想性尺寸的能力。陈广生写出一章，崔家骏修改后送机关文印室印出一章，张文苑也编出一章，写、改、编一条龙。很快就在1963年的3月赶出了这本书稿。
在写这本书时，团中央来函，邀请陈广生给中国青年出版社写一本雷锋的书，任务也很紧急。军区机关和陈广生致函想把给解放军文艺社的书稿也同时给中国青年出版社；两天后接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答复，他们说这不行，解放军文艺社面对的是全军指战员，我们面对的是全国青少年。陈广生在与合作伙伴加班加点写完第一本书稿后，又只身赴京撰写第二本。陈广生被中国青年出版社安排住在北京炒豆胡同团中央招待所，编辑刘平水平高，经常到陈广生住处给出主意，陈广生遇到问题也到编辑部或到刘平家请教。3月末，书稿经有关领导和出版社编辑审定后送工厂排版时，中国青年出版社责任编辑突然拿来一份中宣部批转的报告给陈广生看。报告的主要内容是，陈广生写雷锋的几篇通讯，主要是《伟大的战士》见报后反响很大，但有失实之处，报告说，雷锋的生年不是1940年，而是1939年；雷锋的父亲不是被日军打死的，而是病死在家里的；雷锋母亲不是被地主奸污后上吊自杀的，而是生活无着被迫无奈投塘而死的。雷锋小时也有亲戚照顾，不完全是流浪儿。等等。军区也把电话打到北京找陈广生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一下让大家都懵了！中宣部！失实！雷锋是建国后毛主席第一次题词号召大家学习的青年楷模，宣传报道出了问题，陈广生责任重大。书还能出吗？两家出版社的编辑都说按照报告里说的，把几处失实的地方改过来，书仍可以出版。陈广生并不同意这样简单的处理。陈广生坚持说，这书里写到的内容没有一处是自己胡编的，每一件事都有出处，都是雷锋亲口对他说的。莫非雷锋年幼时的记忆有误？陈广生坚信，雷锋是不会说谎的。陈广生是校枝儿的人，他不会随弯儿就弯儿。为了澄清事实，弄清事情真相，他向出版社编辑刘平借了2百元钱，在北京买了一套便装，打一张火车票便去了湖南雷锋的家乡。到了那里，陈广生傻眼了，他走访雷锋的乡亲们，根本听不懂当地的方言，仿佛到了外国一样。雷锋家乡荷叶坝小学有一年轻教师普通话说得好，陈广生找他做“翻译”，一家家走访，带着问题调查，一个人、一个人查证，终于弄了个水落石出。原来那份中宣部转来的内参，是当地几个记者听了一面之词拼凑起来的。所谓“失实”的说法并不可靠。雷锋是农历“庚辰年”生的，所以他乳名叫“庚伢子”，查万年历，确认是1940年出生的，没有错；雷锋父亲遭受日军毒打是事实，打后内伤成疾，吐血、便血半年后死在家中，遭日军毒打是事实，没有当时死，是回到家里死的。雷锋母亲给地主家当佣人，因她是寡妇，人长得端庄清秀，丰姿可人，有人证实她是被地主儿子强奸的。她披头散发回家没过几天，便把儿子托给本家的叔奶奶，当夜在家里悬梁自尽了。在雷锋家乡，有雷锋一舅母曾跳塘而死，但不是雷锋的母亲。这些情况与雷锋生前讲述的与陈广生写过的情节基本一致。问题查清后，陈广生连夜给中国青年出版社和解放军文艺社打电话说明了情况。两本书没有做大的改动，按时付印了。同时，他也写信向中宣部和沈阳军区领导报告了情况。“文革”中，中国青年出版社还向陈广生追回了当年到湖南雷锋家乡调查“失实”问题所借的2百元钱呢！他们出版的《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没有给陈广生一分钱稿费。解放军文艺社出版《雷锋的故事》同样没有稿费，只给了样书一捆，五十本。
1973年，纪念毛主席为雷锋题词10周年时，解放军文艺社约陈广生重写《雷锋的故事》。讨论写作提纲时，出于当时所处“文革”期间，有人提出要适应当时政治斗争需要的问题。陈广生坚持说，雷锋生前对什么“路线斗争”、“继续革命”等压根就没提到过，不能按这个思路写，要写只能原原本本地写雷锋。那就是，他痛恨旧社会，热爱新中国；他忠诚于党的事业，艰苦奋斗，为国分忧；他助人为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关领导和出版社同志表示同意这样写。陈广生昼夜伏案40多天，把书稿写了出来。这才没有让“文革”的“色彩”沾染到雷锋的身上。解放军文艺社还请郭沫若同志题写了书名。这件事我知道，因为当时郭老的女婿张澄寰就在解放军文艺社工作，有这个便利条件，张澄寰曾亲口对我说起这件事。发排稿打了纸型，由几家出版社同时出版，当年就发行了数百万册。全国很多报刊还选登了一些章节。1989年，长征出版社编辑出版了《雷锋》一书，一字未改地选用了陈广生重写的《雷锋的故事》。《解放军报》用两个整版选登了其中八节故事。
全国开展学雷锋活动以来，《雷锋的故事》多次再版重印，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就再版过三次，重印十五次，中国版本图书馆收藏的《雷锋的故事》有52种之多，这本书成为了全国军民开展学雷锋活动的必读书籍。1993年2月19日的《人民日报》刊发了新华社电讯中的一段话：“把雷锋、雷锋精神介绍给中国和世界的《雷锋的故事》一书，30年来已累计发行2000多万册，为我国文艺类书籍发行数量之最。”
进入21世纪之后，曾有电视艺术公司邀请广生科长和我为之撰写一部题为《雷锋》的电视连续剧剧本，20多集，我俩起初“猫”在军人俱乐部小招待所，后又“躲”到军区体工队招待所连续“作战”数十天。剧本写完后，制片方看了比较满意，而且让拍摄过《离开雷锋的日子》的著名导演雷献禾看了剧本，他同意接手这部戏，可是因资金等诸多原因没能及时拍摄，非常遗憾！春风文艺出版社的韩忠良社长和臧永清总编辑从资深编辑邓荫柯口中得知这件事后，热心地、盛情地约我们把剧本改写成17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责成邓荫柯、常晶做责任编辑，于2003年2月正式出版发行，并参加了当年在北京举办的盛大书展。
人们称赞陈广生为宣传雷锋所做的一切。他的同事王笑竺赋诗道：“从容大半生，挚意颂雷锋，笔端溢心血，挥洒筑干城。”
说到撰写《雷锋的故事》的往事，说到大半生对宣传雷锋所做过的一切，满头白发的老作家陈广生说：“我和雷锋有这样一种特殊的关联，大半生与他相伴，这是我的荣幸。我已离休多年，但宣传雷锋的工作并没有停止过。在我有生之年，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会继续为弘扬雷锋精神做些事情……”
低调的范程
在辽宁文学界，范程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兄长。人们对他的尊敬，来源于他在辽宁文学界工作的年头相对特别的长，他曾长年担任着作协文学刊物的主要负责工作，除此之外，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他为人的宽厚、友善、亲切、淳朴、热情这种长者的风范。
从我认识范程先生起，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他给我的印象始终是一个十分低调的人。他不事张扬，只着力做事，无论在什么会议上，或小范围的作者会上，他很少哇啦哇啦讲什么空空的大道理。他在文学界，完全是一个务实派。
在我们相识的三十余年中，我们曾一起出席过多次省作协的会议，参加过省里组织的一些文学活动。基本上没有见他在大会上做什么演讲，只是在会下，在出席会议的代表的房间里，三五人，七八人，在一起议论的时候，你会听到他的声音。就是轮到他主持什么会，他也是轻描淡写地三言两语了事。在小范围内谈论的时候，他常常是针对一位作者的一篇作品的优劣，谈自己的意见，非常具体，非常实际，非常有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