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晓的《一个红军战士的诗》，犹如以诗写成的一个红军战士从参军到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的单线条的编年史；《红宝石之歌》则是一个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兵视野比较开阔的用诗写成的多姿多彩的回忆录；《漫长的足迹》，是从1944年到2001年57个年头中，发表和未发表的零散诗稿的结集；《朝阳与浪花》，是一本对下一代寄予厚望并充满生活情趣的别致的诗集；《红色旋律》是一部以自己亲身经历为主要素材创作的长篇叙事诗。这部诗写了他怎样在战火中经受洗礼，怎样在军营中成长。中国革命漫长历程中一个个重要阶段，他都亲身经历了，都体验于其中并呈现在笔下。这部呕心沥血写出的长诗，应该是中国革命历程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革命史的一个形象的印证。但它不是党史和军史的简单的印证，而是融入了个体生命的亲历体验，因而也就有了独特和宝贵的价值。
有的人经历比云晓丰富，可他没有想到把这经历写出来，或没有想到或无法用叙事诗的形式写出来；有的人写作水平和写作技巧比云晓高许多，可他又没有云晓这样多和这样重要的经历，没有这种切身的体验，或没有这热烈的激情，自然也无法写出这样的长诗。云晓是一个非常谦虚但又是非常有主见的诗人。他善于接受任何人的好主意，他关于采纳别人的批评意见，甚至是很严厉很尖锐的批评，但他绝不盲从。关于这部书名，柯岩曾建议用《风雨人生》，梵扬曾建议用《长路壮歌》，我曾建议用《征途》，最后还是他自己选定了《红色旋律》，是的，这四个字，自有独特的韵味蕴含其中啊！新诗史学家钱光培说：“我是一位曾经致力于中国新诗历史研究的读书人，花过不少时间搜集和涉猎二十世纪中国新诗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现象与作家作品……特别不愿意看到那些具有独特价值的诗人与诗作被时下的风尚所忽视与湮没。但由于我的研究对象跨越时间太长、诗人群体又太多，不可能把自己的关注长时间盯在一个诗人或一部作品上。为钩沉五四时期故纸堆中埋藏的诗人群体，复原中国新诗草创期的真相，只用了三年时间；为现代诗人朱湘立传翻案，确立他在新诗史上的地位，只花了五年时间；云集中国的十四行作品，构建‘中国十四行’概念，历时也只有数载。唯独对老红军诗人张云晓的创作的关注绵延了二十多个年头。”他阅读《一个红军战士的诗》之后在《文艺报》上发表文章指出：“那是一本用新诗来表现长征的书”，“是历史创造者写出的创造历史的诗篇”，“这样的诗集，在‘五四’以来的新诗中，还是第一本！”他甚至预言：“老红军诗人张云晓的诗作不仅可以赢得今天的大众，也可以赢得未来，赢得世界。”这是一位中国新诗研究专家对云晓诗的公允的评价。
高洪波称张云晓是“本质上的诗人”，这也是几十年来云晓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迹。他曾给大中小学学生和机关企业学校做过近千场有关红军长征的报告，有150万人次听过他生动的讲演。他的人生是诗，他的讲演也是诗。他有着浓重的诗情，他回阔别的故乡，满眼都是葱郁的诗意，如看到当年红军的标语，他写道：“几十年雨击风摧，你依然在坚壁上 注视前方，迎着朝晖。那英雄的气质 是你的神威------‘红军万岁！’”他见到家乡的公路，诗情纷飞：“不知是那位下乡演出的舞蹈演员，把她飘飞的长绸留在这苍山。层层叠叠的曲线，画在 山峦河川，蜿蜒伸展……”面对《大山》，他写道：“红军时走这些大山，一步一个严寒；今又走在这些大山，一步一个春天。”
云晓自称“是在诗的王国里永远毕不了业的小学生”，他这样的高龄仍期望着新的突破和新的超越，令我敬佩不已。他始终认为自己的人生和写作是在起跑线上，他是走过长征路的战士，他深谙长征精神的精髓，他一直在做新的远征，他战胜了扑面而来的黑色的乌云和凶险的风浪，单纯而快乐地驶向那理想的彼岸……
播种的陈广生
陈广生同志曾是我的“顶头上司”，我1978年从集团军机关调到沈阳军区政治部文化部文艺科当干事时，陈广生是我的科长，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了四年。文艺科还有一位董靖副科长，就我们仨儿，我常戏说：“少而精，少而精，两个科长一个兵。”我认得广生科长可以说比在一起工作早十年以上。他曾写出脍炙人口的《雷锋的故事》，我在当兵的时候就知他的大名，后来在部队做文化工作，军区举办战士业余演出队会演，或开创作会，都没少见过他，他也曾下到我们的部队检查过文艺工作。转眼间，我们结识已有四十多年了。
说起陈广生写雷锋，不能不说到他本人的身世。陈广生也是苦出身，他与雷锋有相近的生活遭遇。他的祖辈属于“闯关东”的一代，他们举家从山东蓬莱逃荒到东北，在长春郊外搭窝棚住下。1931年3月5日，陈广生出生在一个饱经风霜的贫苦家庭里。半年后，“九·一八”事变，日军强占长春郊外作为军事用地，把陈广生家和如他家一样的贫苦百姓强迁到贫瘠荒凉的二道河子。长春改称“满洲帝国新京特别市”，老百姓成了“亡国奴”，陈广生小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老人也不敢讲。陈广生八岁那年刚上学，父亲就病倒在外地，险些丧命，母亲设法把父亲接回家养病，因操劳过度，母亲伤了右手，失去劳动能力，自己连头都不能梳，陈广生的姐姐不满十八岁就嫁了出去，小妹妹刚满周岁就送给了人，二妹十六岁就到一家麻袋厂做童工……陈广生自己有这样的苦难经历，为后来写雷锋是一个重要的情感铺垫。
陈广生的祖父和父亲都念过私塾，家里存有一些古书，父亲在病中还教他识字、写字，不管多困难也要让孩子有文化，都要供他这个家中唯一的男孩上学念书，他也很用功，每次考试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日本投降后，陈广生考上东大桥外文庙中学，老师发现他噪音好，课外教他学简谱，学唱歌，他自己也向往着长大当一名音乐老师。1949年夏，解放军东北军区驻长春警卫师招收文工队员，陈广生报考被录取，这一年的9月13日他正式走进人民解放军的行列。在文工队里，他吹过低音贝斯，唱过男中音，为刘白羽小说改编的话剧《无敌三勇士》制作过布景，当过自编自演节目的创作员。1951年秋，陈广生曾赴抗美援朝前线一百天，经受战火考验，创作歌颂英模节目。文工队撤销后，陈广生被调到东北军区俱乐部工作，他有了较多的时间读书并从事业余创作。从1952年7月开始，他在《解放军文艺》、《东北文艺》和《东北战士》等刊物上，接连发表一些反映朝鲜战地生活的短小的作品。这段经历，为陈广生后来写雷锋是一个写作技能的准备。
1955年，军区俱乐部减员，陈广生被调到工程兵7343部队政治处当理论教员，这个部队就是后来的雷锋所在团。他每周要给部队排以上干部讲一次理论课。这段时间，他除了啃《政治经济学》之类的理论著作，就是看风靡全国的苏联小说、诗歌和电影。1958年他为工程兵文艺代表队写了五个文艺节目，参加沈阳军区第四届文艺汇演，个个抱得大奖状回来，领导上发现了他创作的才能，把他由理论教员改任为宣传干事，后又改任俱乐部主任。就是这个职务，让陈广生有机会在雷锋入伍最初就与他相识了。
那是1960年1月8日，刚刚从海岛移防到营口的团队迎接一批新兵入伍。这一批新兵中就有雷锋。陈广生作为团俱乐部主任当然地主持了欢迎新战友大会。会场正对着辽河口，那天风特别大，漫天飘着雪花。在首长讲话和老兵代表讲话之后，轮到了新兵代表讲话。上台来的新兵是一张娃娃脸，个头儿只有一米五多点儿。机关里有很多人都听接兵干部说过，就是这个新兵，入伍前在农场当过拖拉机手，在工厂当过推土机手。部队首长问他叫什么名字时，他响亮地回答：“雷锋――打雷的雷，冲锋的锋！”陈广生见雷锋在热烈的掌声中从容地走上讲台，掏出事先写好的讲稿，大声说道：“敬爱的首长和老大哥同志们，让我代表新战士……”一句话还没讲完，从辽河口刮来的一阵风，把他手中的讲稿吹乱了，风的强硬使他手中的稿子怎么也展不平，他索性收起进稿侃侃地即兴讲下去，他说：“我们这些新战士，能在六十年代刚刚开始的日子里，穿上军装，扛起枪杆，都有说不出的高兴。我们当中有工人，有社员，也有学生，来自四面八方，可我们只有一个心愿，学好本领，保卫祖国，当个像样的兵。刚才团首长讲话，希望我们人人争当五好战士，依我说，有党的领导，有老同志帮助，莫说五好，有个十好八好的，也保证当上……”他这话引得台下一片笑声。雷锋显得有些慌乱，抓过话筒，极认真地说了句：“大家笑什么呀，我讲的全是实话。”他转身向团首长敬了个礼，全场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在一旁的陈广生暗暗惊喜这个小新兵有这样好的思想和演讲口才。大家都议论这个新兵蛋子不简单，遇事不慌，落落大方。小小年纪，工农兵让他干了个全！有人说，他一定是革命家庭出身，父母是老党员吧？接兵干部说：不，他是一个孤儿……
在新兵训练期间，雷锋到俱乐部来玩过，借过书看。雷锋从陈广生手借过一本《鲁迅小说选》，他看完《祝福》后对陈广生说：“我母亲就和祥林嫂差不多！”这一句话，让陈广生觉得雷锋一定有痛苦的生活经历。
陈广生喜欢上了这个笑容可掬、活泼可爱的小新兵，在1960年春节来临时，领导上决定让陈广生组织一个战士业余演出队到部队移防的新驻地抚顺给施工的指战员慰问演出，在挑选演出骨干时，他就把雷锋算上了，因为陈广生曾在新兵连文艺晚会上亲眼见他朗诵自己写的诗，他还爱吹口琴，说快板。就这样，雷锋被调到演出队工作了近四十天。尽管他天资聪明，好学上进，又非常积极，只因为一口方言，普通话说得不好，所以无论诗朗诵还是小快板剧，上节目很困难。不能上节目雷锋就给大家烧开水，拉大幕，做服务保障工作，陈广生亲眼看见他关心集体，关心他人的许多平凡小事。在闲谈时，进一步了解了他童年的不幸遭遇和解放后的经历，并和他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为后来写雷锋打下了一个很好的认知基础。
同年4月份，演出队到抚顺演出，雷锋被分到运输连四班当汽车兵。仅仅半年后，雷锋的许多事迹就在机关传开了，他为国分忧、勤俭朴素、助人为乐，这个新兵的突出表现引起了团党委的重视，陈广生的入党介绍人、团政委韩万金要求政治处派人深入了解这个新兵的情况，并要求写成材料向党委报告。陈广生主动要求和宣传股一位同志承担了这项任务。他们在运输连走访了几天，找雷锋也谈了几次，最后以雷锋自述的形式整理成一份《雷锋同志模范事迹材料》。陈广生请雷锋过目这个材料初稿，雷锋认真地看了又看，他修改了与事实不符的几个地方，并掏出钢笔用准确生动的语言，改写了原有的标题，改成：《解放后我有了家，我的母亲就是党》。一个新兵，文化程度并不高，敢于修改机关干部写成的材料，鲜明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真是难能可贵。
这个材料上报下发后，团里开展起“学雷锋，赶雷锋”的活动。雷锋的名字在团里和工程兵部队叫得很响。陈广生这时开始动笔写雷锋，还专程到鞍钢、弓长岭了解他参军前的一些事儿，终于在1961年2月写成了3万7千字的报告文学《向阳坡上长幼苗》。这是陈广生在雷锋活着时为雷锋写出的第一个作品。陈广生把这个稿子打印出来征求意见，还寄给了《解放军文艺》编辑部。这时，工程兵领导机关给陈广生一个新任务，让他到八一厂参加电影剧本《地雷战》的创作，因为布地雷和挖地雷属于工程兵范畴。陈广生跟着八一厂一位编剧到山东省海洋县文山后村深入生活。1962年春夏之交完成了电影剧本创作，陈广生回到部队。这时，他收到解放军文艺社张文苑副社长的信，说看到了他写的《向阳坡上长幼苗》的稿子，小战士还活着，不便发这么长的报告文学，让他压成1万字后，给他发。陈广生把这件事汇报给韩万金政委，韩政委说，你外出一年多，雷锋事迹又有了新发展，当了班长，立了功，还当选为抚顺市人民代表，并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出席了沈阳军区首届共青团代表会议，新闻媒体对他的报道很多。韩政委说，现在不是压缩问题，是如何把稿子写得更充实，更全面。韩政委让陈广生进一步了解雷锋。陈广生遵照政委指示，深入到驻在铁岭山区专为施工部队运粮拉菜的运输连四班，跟踪采访数日。雷锋出车，陈广生就坐在副驾驶位置上与他随意交谈。雷锋曾请求陈广生不要再写他什么稿子，党和人民给他的荣誉越多，他越感到不安，他说他不想出名……
不能因为雷锋不愿意宣传他就不宣传了。雷锋甘当无名英雄，这是他的优秀品格。陈广生遵照韩万金政委的指示，于1962年8月上旬，“猫”到部队于营口留守处的老营房集中精力修改那篇雷锋的报告文学.。没有几天，8月15日的下午，一个电话从抚顺营区打过来，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噩耗传来：雷锋同志因公牺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