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789年三级会议到1853年重蹈战争覆辙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在将近七十年的时间里，法国没有出现过一个比较稳定的政府；革命大潮中频繁更替的每一届政府都转瞬即逝，寿命短暂。君主制被推翻后，各个党派、阶层都千方百计想组建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府。先是制宪议会及其领导的临时政府；随后取而代之的是国民公会的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然后国民公会解散，进入督政府统治时期；不久波拿巴·拿破仑发动政变，推翻督政府，建立执政府，几年后成立法兰西第一帝国；后来法国又进入了颇具讽刺意味的“政体轮回”时期：波旁王朝复辟（期间还包括纯属碰碰运气的拿破仑“百日王朝”），七月王朝（July dynasty），之后是短命的第二共和国，最后是波拿巴家族的第二帝国。这就是法国在几十年里经历的形形色色的政府，其中，有的极端激进，有的相对温和。在此之后，法国的政体才结束了翻来覆去的变化，渐渐稳定下来。
为了进一步了解18世纪初法国的局势，也为了了解詹姆斯·罗斯柴尔德“进军”巴黎时的勇敢与睿智，我们有必要对法国当时的财政状况进行一些详细的介绍。拿破仑执政府公布的预算为6亿法郎。1804年5月20日，拿破仑被元老院任命为法兰西帝国的皇帝。为表明自己的权力基础，他再次以公民投票的方式向全国人民“征求意见”。当时的情况是：十六位将军、一百名元老院成员及法官缺席，他几乎可以肆无忌惮、随心所欲地发号施令。并且他还有强大的军队作为后盾，所以，他得到数百万公民的支持是一点也不出乎人们意料的。
他不仅能在战场上所向披靡，并且在国内实行兼收并蓄、恩威并施的措施，成功地稳定了秩序。那段时期，任何国家的军事实力都无法与法国相提并论，对于拿破仑的步步紧逼也毫无办法。短短几年之后，他就成了欧洲大陆的主宰者。然而，当西班牙、奥地利、俄国——后来，普鲁士和德国也加入了进来——联合起来对抗法国时，他的幸运之星开始陨落了。
借助专政与暴力，他极大地拓展了法兰西帝国的疆域。他无视并践踏教皇的权威，吞并教皇属下各邦，侵占了布拉班特（Brabant）、吉尔兰德（Zealand）、古尔德兰（Guelderland），使莱茵河畔的山谷成了他在东北方的战场前线；随后又吞并了荷兰；到最后，他宣称应该将法兰西帝国的疆土延伸到波罗的海（Baltic）。此时，西起比利牛斯山脉（Pyrenees，西班牙同法国的天然国界），东到巴尔干半岛，北达波罗的海，南至意大利半岛南部，除了远在海岛的英国和偏安一隅的土耳其外，整个欧洲大陆几乎都在拿破仑帝国的直接控制之下。在西班牙、瑞士、丹麦、西西里，所有的国家、军队都对他俯首称臣。在瑞典，王位的宝座被授予法国的一名元帅；普鲁士精疲力竭了；奥地利也被皇室内部纷争所困扰，无暇西顾只有两个强国顶住了法国的恣意扩张——那就是英国和俄国。
当拿破仑在国外耀武扬威时，法国国内的情况却混乱不堪了。税负不断提高，政府的各项开支远远地超过了财政收入，人民负担沉重、备受压迫。1804年，法兰西帝国成立时颁布的政令中显示，费用预算将高达7亿法郎。这是战争时期的数额，局势平稳的时候，每年可以少用7900万法郎；不过，即使那样，6亿2100万法郎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另外，大致估算一下，再算上国王个人的小金库，皇亲们的日常用度，以及政府官员的开支，总计可能超过3000万法郎。因此，6亿2100万还得加上3000万法郎。其中，皇室的开支大约是700万；再加上政府各部的费用，7900万；加上维护道路交通的费用，1500万；加上组织财政收入的费用，8000万；加上秘密特工的支出，500万……总之，一个和平年代的总开支就达到8亿2300多万法郎，比君主专制时期的开支还多出3亿7000多万。并且，预算还在一年一年地增加。1809年的预算开支为7亿4000万，次年这个数字就猛增到了9亿5000多万。拿破仑为远征俄国——人类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远征——所做的准备，就像一个无底洞，吞掉了法国大笔的军费支出。
“拿破仑倾全力投入对俄作战的准备，组建了有史以来最精锐的部队。为了这次战役，他将能征惯战的法国老兵从各地调回，从欧洲的各个角落征兵买马，聚集了27万法军，以致他队伍里的士兵有着各种各样的血统、肤色、语言、服饰和武器装备。同时，拿破仑密令在东欧地区设置兵站基地，储备粮食、弹药等军需物资，在附庸国征集粮饷。他还要求手下大量搜集有关俄国的地理书籍和战史记录供他研究，并派人调查俄国的兵要地志、气象资料，编译复制俄国地图等。拿破仑对此战可以说是费尽心机，孤注一掷了。远近的牲畜都被收购来作为这支强大军队的补给。密密匝匝的人群像瘟疫一样漫过边界，涌到了东欧的平原上；后来，在那里，血流成河，尸横遍野。
“开始时，法军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但是最终却惨败而归。因为他们虽然打败了敌人，可是却无法稳住俄国的局势。敌人坚壁清野的战术使法军无法取得供给，徒然消耗了四个星期……
“沙皇的都城被他握在手中了，但却不能取得任何经济方面的好处；敌方不愿和谈，同时，还在四周对他们进行了经济封锁。不久，莫斯科的一场大火奏响了拿破仑失败的丧钟，紧接着，暴雪和冰冻天气的到来对于水土不服的法军更是致命的一击。一夜之间，法军原先气派的铠甲上、炮弹上、弹药箱上、粮草车上，都积起了厚厚的冰雪，成了阻碍撤退的沉重枷锁；许多战马被冻死；退路也被截断，战士们饥寒交迫……他们所受的损失不亚于经历了一场恶战。
“这一夜里法军所受的损失，拿破仑永远都没能再弥补了。他那天才的智慧仍然像以往一样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在后来的两次战役中，他仍然显示出了非凡的谋略；他的军队，比以往更为精良；他的勇气和才智理应再次为他赢得成功——然而，一切都已经无济于事了。不久之后，他被迫交出了权力，他苦心经营的军队也一再被击溃。昔日手下败将不再毕恭毕敬地将他奉若神明，因为他们意识到：拿破仑就像他们自己一样，也是可以被击败的，因此他们大受鼓舞，再也不缩手缩脚，而开始大胆地主动出击了。就这样，在敌人的一波又一波进攻中，一代传奇英雄拿破仑走上了他的末路。
“他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奇才和战略大师他永远在人类最杰出的军事领袖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他的天赋不仅仅局限于战争方面；在政府管理中，他也显示出了同等卓越的才能，处理政治问题时就如同在战场上一样英明果断。但是，虽然具备这么多优秀的特质，他仍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征服者，一个独裁者。
“为了平息自己对权力的欲火，满足自己称帝的野心——这种野心，一时的征服根本无法满足——他把千千万万人的自由踩在脚下，使得整个欧洲战火连绵，数百万人战死沙场。忠诚、真理、怜悯、责任都被他抛到脑后，因为他追求的不过是一个简单自私的个人梦想。昂吉安（Enghien）的惨死，赖特（Wright）令人发指的遭遇，皮什格吕（Pichegru）的离奇死亡，帕尔玛（Palm）所受的酷刑，图森特（Toussaint）的殉难，都是拿破仑成功的光环上不可抹去的污点。”
布鲁厄姆（Brougham）对他的评价也与此相似：“1802-1814年的战事中，耗费了30亿的资金，250万应征入伍的士兵献出了生命；这就是法国为拿破仑的雄心所付出的代价。”
伐俄败归后，拿破仑的军队损失惨重，在反法联盟的围攻下，他不得不宣告退位，后来又被流放到一个叫厄尔巴（Elba）的小岛上。然而他不甘失败，暗中纠集了一股力量，再次登陆法国，企图东山再起。这次努力的结果众所周知，在此就不必多说了。失败后，拿破仑的戎马一生终于走到了尽头。
波旁王朝很快复辟，成立了以国王路易十八（Louis ⅩⅧ）为首的政府。
在内阁第一次会议上孟德斯鸠男爵（Montesquieu）向大臣们阐述了当时国内危机四伏的严峻局势，并提出了因帝制而产生的种种隐患。不过，相比之下，财政部长的陈诉和要求才更让人感到忧心忡忡：逾期欠款已经高达13亿——好在后来减少到了7亿多；融资债务仅有不足1亿。为了消减债务压力，政府不得不决定要出售一些国有森林和土地。1814年9月23日，内阁审议了当年已支出的预算，并公布了1815年正常年度的预算，预计收入6亿1800万，支出5亿4700万。皇室支出定为3000万；另外，还需支付出逃在外时所欠下的债务3300万。
然而，正当他们准备着手收拾这个烂摊子时，拿破仑又回来了；整个欧洲一片愕然。不过，这次他皇位还没坐稳，就被联军击败了。
随后近100万联军进入法国，并要求法国政府在100天之内支付1亿法郎的战争赔款。法国1816年的正常预算为5亿4800万；为应付突发事件所作的预算为2亿9000万；另外，为统一基金（政府支付公债利息、王室年金等的税收基金）预留1亿2000万。各项预算总和高达10亿7000万。除此之外，还要为驻扎在法国的联军提供补给。可以说，巨额的战争赔款对早已债台高筑的法国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在后来的年份里，收入和支出一直起伏不定。1824年，内阁规定，国王的年金为2500万，王子们的年金为700万。一直到七月革命以前，由于局势动荡，政权不断更迭，导致预算始终居高不下。1828年，马蒂尼纳克（Martignac）任内，支出预算达到了9亿8000万法郎，收入预算为10亿法郎。在奥尔良派（君主立宪派）的统治下，政府尽管收入巨大，但财政状况依然丝毫不容乐观。直接税收总额超过了1200万；但是，同年的费用支出却会达到12亿。出现这种困境的主要原因是国家长期处于“武装着的和平”局面。
到1841年，政府宣布财政赤字已逾10亿。路易·菲力浦（Louis Philippe）所建立的七月王朝已经把国家拖到了财政危机的边缘。法兰西不仅要承担庞大的预算，还要背负日益增长的巨额债务。这一切负担都转而分摊到了人民身上。劳动阶级被残酷剥削，苦不堪言。由于战火连绵，经济萧条，商业界也深受影响，企业都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破产是随时可能降临的厄运生意场上赊账成风，几乎没有哪个买卖人有可靠的资金做保障。
毫无预兆之中，又一次革命到来了，驱散了几十年来笼罩法国的焦虑和迷茫。临时政府作为处理各项事务的最高机构，接二连三地颁布了一项又一项法令和法规，宣布废除君主制。当时，债务的规模是非常惊人的，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财政状况更是一个几乎无法收拾的烂摊子。如今，要挽救这个新生的共和政权，只有两条路可走——实行独裁，或者举借新债。作为新上任的政府，他们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改革的，只要略有迟疑，就会“一着不慎，全盘皆输”。
时任财政部长的古德查希（Goudchaux）辞职了；他感到自己不能胜任这一职位，无法打开这困难重重的局面。于是，寻找一个有能力应对危机和考验的铁腕人物来主持财政大局就成了政府的当务之急。加尼尔（Garnier-Pages）接任了财政部长。他到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出售了一部分原先属于皇家的森林。由于经费仍然严重不足，他又采取了一项带来消极影响的措施：征收“45生丁税（45 centimes）”；即提高四类直接税的征收额，每交一法郎直接税，就必须同时交45生丁的附加税。这对早已不堪重负的普通农民和小土地所有者无疑是沉重的打击，抗税风潮在各地不断涌现。
他上任的当年，政府支出已经达到了17亿法郎，而负债却比7年前增加了近1000万，达到51亿7000万。附加税带来1亿5000万收入，出售森林的收入为2亿3000万。通过这些手段，新政府终于度过了难关。在共和制（后来还是被路易·波拿巴变成了帝制）下，政府的负债依然有增无减，并且克里木战争（1853-1856年，与英国联合，以打击俄国为主要目标）中，法国付出了很大代价。1856年4月，财政部长将政府的收入、支出、债务统计如下：
正常开支为16亿法郎。
其中一部分用于支付债券分红、长期债券赎回金等，共计3亿4000万；运河建设贷款的利息（法国承包了埃及苏伊士运河的建设）1500万；3300多万用于支付短期债务利息和抵押金；这些总计4亿5000万。
另外，国王年俸2500万，王子、公主们150万，元老院（即参议院）650万，立法团350万，参政院（行政法院）350万；这部分支出总计3850万。
组织税收的支出为1亿6500万，修建卢浮宫支出400万。
总之，1856年，按法国当时的3500万人口来算，每位公民向国家财政贡献了46法郎。
不过，在这一时期，法国金融业发展异常活跃。银行家、金融家们的生意一派欣欣向荣。1848年6月，当国民大会讨论将流动负债转化为长期负债时，巴黎的一家报社刊登了一篇署名为“劳动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Labour）”的文章，给出了在巴黎最富有的几大金融世家的确切信息：“拉斐特·弗里尔（Laffittre Frere）和德拉马尔（Delamarre）各为1000万；博东（Baudon），1200万；鲁热满（Rongemont）和拉丰（Lafond），1500万；多朗（Dourand）、德莱赛尔（Delessert）、阿基雷温（Aquirrevengon）和阿尔方（Halphen），各为2000万；奥廷格（Hottinger）、佩拉普拉（Pellaprat），各为2500万；富尔德（Fould），3000万；赫普（Hoop），4000万；格雷斯尔男爵（Baron Gressulhe），1亿；罗斯柴尔德，6亿。”国王可支配的资产为8亿；其他贵族，杜斯·德·奥马尔（Duc d’Aumale）、阿代尔伊德夫人（Madame Adelaide）各为7000万，杜斯·德·蒙彼斯尔（Duc de Montpensier），200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