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这份数据来看，所有金融家族的财产之和不过3亿6000多万，比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资产少2亿多。正是在巨额资产的支撑下，罗氏家族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和无与伦比的影响力，使其他任何企业都无法望其项背。
《奥格斯堡总汇时报》（Augsburger Allgemeine Zeitung）曾评论说：“每个人都不禁会问，在纷乱的政治变革中，罗氏家族如何能稳步发展，始终保持其领头羊的地位的呢？答案其实很简单。”作者接着解释说，“这个家族不倾向于任何一个党派，他们始终与政府为友，遵守法律和秩序。这种策略使他在各个政权统治下都能保持相对的优势地位。从德卡兹（Decazes）、维莱尔（Villele），到马蒂尼纳克、波利尼纳克（Polignac），再到路易·菲力浦，罗斯柴尔德家族始终能够左右逢源。”
如果想到1812年的法国是怎样一个混乱的局面，想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拿破仑统治之下经历的那些坎坷，我们一定会感到奇怪：詹姆斯·罗斯柴尔德为何会决定要在巴黎建立一个银行分支呢？
不得不承认，面对当时极为不利的环境，他这么做，的确是很有远见卓识的。也许，通过对国王的服务，他已经为自己在法国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没有谁比好战的拿破仑更需要经济支持了；而且可以肯定，只要有这种机会，詹姆斯就绝不会放过的。
当然，这些都只不过是我们的猜测而已。不过，回想一下，英国政府曾委托内森·罗斯柴尔德将一些军事物资运给远在西班牙作战的英军。那次运输路线途经法国。如果当时在巴黎的詹姆斯没有设法取得法国政府的通融，也许就无法保证那些物资在途经法国时能万无一失了。众所周知，“钱能通神”，在这件事中，钱也没有使他的主人失望。
在巴黎的分支银行是于1812年创建的，可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合适的时间了。1815年，拿破仑退位；很快，大笔的生意就让詹姆斯有点应接不暇了。由于自身的影响力和黑塞选侯的热心举荐，詹姆斯被授权经办联军向法国索要的数十亿战争赔款。就这样，几十亿资金从他的手中流过；我们可以肯定，这笔生意一定让他赚了不少。
后来的一些年里，他没再参与像这样大宗的金融交易活动了，甚至一直到1823年之前，他的名字都不太引人注意了。不过，到了这一年，他又干了件大事：以89.55法郎的单价收购了当年法国政府的全部国债。对此，《绅士杂志》（Gentleman’s Magazine）在总结该年大事记时，提到说，这笔业务一成交，国债价格立即就上扬到90.25法郎；并认为这一现象显示了罗氏企业享有出色的社会信誉和影响力。
1824年，时任法国首相的维莱尔侯爵开始推行一些卓有成效的财政措施，其中包括将所有利率为5%的国债转换成利率为3%的国债；愿意兑换的债券持有人可以持旧债券来换取新债券；兑换比率是，每75法郎的旧债券可以换取100法郎的新债券。当时，法国的国债总额接近30.7亿；据估计，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持有人愿意进行兑换。因此，最后面对吵嚷不息的讨债声，政府必须拿出1亿多现金去赎回部分债券。
为了筹集这笔巨额资金，政府四处借债，求遍了英国、丹麦和法国的所有大银行家。最后答应给予援助的有：分别在巴黎、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巴林公司、著名银行家J·拉斐特和内森·M·罗斯柴尔德。这三家公司派出代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由亚历山大·巴林（Alexander Baring）主持，成员有詹姆斯男爵和杰魁斯·拉斐特（Jacques Laffitte）。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与首相维莱尔进行谈判，制定提供贷款的条件。他们的计划是：要以80法郎的价格出售利息为3%的新债券。价格定在这个水平的话，购买者可以获得3.75%的利润。如果政府以80法郎售价的债券来抵偿贷款的话，那么旧债券在兑换之前，价值相应地会达到106.66法郎。
按照这种算法，这几家企业开始有条不紊地运转起来了。巴黎需要对付的金额预计是10亿。投机商认为承包者（这几家企业）绝不会以低于80的价格发行“3%债券”，于是在巴黎和阿姆斯特丹大胆地买入。同时，“5%债券”的价格已经涨到了106.66-110；卖价已经不能再高了。
维莱尔想把这项措施写进政策条文，长期地推行下去，不过必须经过两院的审议批准。下议院经过激烈讨论后，以68票的多数压倒少数，通过了首相的提议。然而在上议院，该提议却遭到强烈反对；实际上，这一局面是德·查德布兰德子爵（Viscount de Chateaubriand）在暗中操纵的结果，因为他对维莱尔积怨已久，想让对方吃点苦头。于是，提议被否决了。这项否决所造成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消息一出来，当天“5%债券”的价格就一路下挫，从前一天的106直线下降到98；证券市场上一片欢腾，民众弹冠相庆。德·查德布兰德子爵引咎辞职。第二天一开市，“5%债券”就回涨到了104，不过后来又有所下降，并在低价位上徘徊了一段时间。
首相的方案遭到拒绝对于投机商们是沉重的一击，这是他们始料不及的。他们一直预期规定的兑换会顺利持续下去，并相应地做了大量交易；尤其是那些曾大笔买入的人，不得不尽快脱手，哪怕这样做损失惨重。在这场金融混战中，巴林公司和拉斐特都受到重创，罗斯柴尔德公司却得以全身而退、毫发无伤。这得益于他们一贯的周密与谨慎，在大家都看好一种债券、孤注一掷时，他们冷静地同时买入、同时抛出两种债券，从而有效地平衡了收益、降低了风险。由于“3%债券”的贷款项目落空，该债券也不再继续发行下去，因此，不久前以104出售的“5%债券”又可以以98的价格买入了。1830年，巴黎的著名银行家P·J·乌夫拉尔（P．J．Ouvrard）提前得到可靠消息，说波利尼纳克内阁将颁布一项特别法令——即史称“七月敕令”的四项法令，正是这几项法令引燃了巴黎人民的“七月革命”，让“波旁王朝这根枯藤老枝永远地停止了统治”。
还没等消息得到证实，乌夫拉尔就召集了几个银行家和证券经纪人一起商讨对策，然后马不停蹄地起身赶往伦敦。一到伦敦证券交易所，就开始大量地抛售债券，导致整个债券市场呈现出下降的势头。罗斯柴尔德公司作为英国债券的大股东，开始警惕起来，迅速派信使去巴黎打探消息，以追查出英国市场上出现大量抛售的原因。没想到巴黎的企业也毫不知情。詹姆斯男爵几个月前刚刚与政府签署了一笔以102.7法郎出售的“4%债券”，跟内阁的交情不浅；此刻，他立即心潮澎湃地亲自去见首相波利尼纳克，请他就时局的真实情况透露一点信息。
对于政府是否将颁布敕令，证券交易所里早就议论纷纷了，不过大家都只是猜测而已，谁都不敢肯定。男爵从首相府邸回来后，把首相“以个人名誉作担保”的那番话毫无保留地传达给众人：敕文不过是空洞的提议而已，从来没有被内阁认真考虑过，到现在为止还只是一个幻想。然而，第二天，国王查理十世（Charles Ⅹ）就连续签署了早已由大臣们准备的尽善尽美的四项敕令。次日，敕令在官方报纸《总汇时报》（Moniteur）上向社会公布。
敕令发布后的直接影响之一就是，罗斯柴尔德公司和他的合伙者们发现，自己承揽发行的7830多万法郎的债券一夜之间就缩水了20%-30%。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笔债券的价格都停滞不前，以致于几乎无人问津。詹姆斯男爵所掌握的大部分债券在此之前就已脱手，因而他的损失很小；其他合伙商就没那么幸运了。于是，他们狠狠地谴责了詹姆斯，认为他在危急时刻置朋友于不顾，自己先抽身溜掉了。不过他们心里也很清楚：在七月革命发生之前，男爵总是与大家一道分享利润；并且，这件事来得太突然，谁也没有预料到。总之，一个原本前景光明、利润丰厚的生意顷刻之间就成了让他们损失巨大的烫手山芋了。
与此同时，乌夫拉尔大捞了一笔。据他的证券经纪人推测，仅在革命发生的前后几天，他就至少赚了200万法郎。
在伦敦打完这一“仗”后，他回到巴黎，开始参与新一轮的竞争。即便在卡斯米尔·佩里埃（Casimir Perier）组阁后，公债还曾跌到52；1831年2月，又跌倒48。在此期间，乌夫拉尔也一定赚了不少。
1840年，从某种程度上说，M·梯也尔（M．Thiers）内阁的倒台主要还是由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从中作梗”。不论做的对或错，梯也尔总是认为自己在尽到一个法国首相应尽的职责，他唯一的目标就是维护国家的荣誉和利益。梯也尔的这种思想，罗斯柴尔德家族从来不以为意，因为他们家族从来不倾向于任何一个国家。他们是——这么说也许会有人反对——国际化的，或者说，至少也是欧洲化的。不是德国的，不是法国的，更不是英国的、俄国的或意大利的。他们与许多王室交好，在各国外交领域都享有广泛的影响力，在整个欧洲金融市场上呼风唤雨。
詹姆斯曾与首相梯也尔针锋相对，当时他是以“证券大王”和奥地利事务总顾问的身份自居的。一次，梯也尔在报纸上公开回击时，就曾借题发挥，质问詹姆斯：作为一个德国人，是否觉得法国的荣誉对他而言就毫不关情了？
詹姆斯机智地回应说如果他这样的人都被贴上德国的标签的话，那么所有的法国同胞都成德国人了。
梯也尔卸任后，接替他的是基佐（Guizot）。与梯也尔相比，基佐较为“国际性”一点，没有太强烈的民族主义。他的内阁被戏称为“外族的政府”也是不无道理的。
在君主制下，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时，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最春风得意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感觉不到他们那种无处不在的影响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议会中的大部分成员都或多或少地与这个家族有一些交情，并且，在必要的时候，总会有人愿意为其伸出援手。
不过，虽然詹姆斯男爵在政界的影响力不容小视，但他对证券界的主宰才更让人们印象深刻。在证券市场上，他根本无需借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去达到目的，因为他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才智随心所欲地操纵证券价格。他对证券市场的垄断确实有些专横霸道，但却没有人敢于——哪怕是冒失地——站出来挑战他的权威，因为他有强大的资金作为后盾，动辄抛出或者买入价值数亿的债券，其实所有的对手联合起来，也无法与他抗衡。因此几乎没有人跟他对着干，别人往往只会跟风而动，在无形之中壮大了他的力量；人们知道，跟罗斯柴尔德作对，就是在跟自己的钱作对。
不可否认，一个人要想在证券交易中混出名堂，必须要有非凡的才能——一种放在外交界就能成就一个塔列朗（Talleyrand，法国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的才能。当时的证券界中，在预测、判断方面，没有谁比詹姆斯机智果敢；在执行计划时，没有人比詹姆斯更精明干练；在整个欧洲，他一次又一次的辉煌成功始终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神话。
看一看证券交易所里那个金属质的小槌子，就在它应声落下的那一念之间，也许就使得有的人倾家荡产，有的人一夜暴富，所以，人们热衷于投机活动（“投机”一词用于期货、证券交易行为中，并不是“贬义词”，而是“中性词”）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利益的驱动下，证券市场上充斥着欺诈与蒙骗，不过尽管如此，它仍是交易的中心，伴随着无休止的诈骗与丑闻。
每个人活着，都必须有一条赖以生存的路子。追逐财富是人们活在世上的宿命，更是天性当一个人终于成功时，他又不得不绞尽脑汁，极其谨慎地守住自己的财产。其实，达到致富目的的途径有很多种，可以通过辛勤劳动，也可以通过投机活动。自然而然，所有的人，无论是否急于发财致富，都会期待能有一条捷径，使他们迅速地、不费周折地达到目的。
人们的这种心理可以从古代那些“碰运气”的游戏中追根溯源。比如骰子——很久以前的希腊人、罗马人就已经像我们一样在玩骰子了；也是同样的欲望牵引着中世纪的人，使他们对魔法深信不疑，希望有朝一日，魔杖一挥，就能让自己梦想成真；另外，许多愚昧无知的人对占星家顶礼膜拜，深信他们有自诩的那种无边的法力，其实，这些所谓的圣人不过是利用了常人的贪财、投机心理而已——总是希望一下子能变成富人，于是就心甘情愿地相信了那些奇谈怪论。
不过，如今，“哲学家之石”以及所有类似的鬼话都被丢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投机买卖、证券交易、赌博和欺诈；这些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实现同一目标，通过最小的代价与最少的周折去获得财富。
真实的收益源于诚实、辛勤的劳动，并且要以资产和信贷作为支撑；其中，信用额度是与资本规模成比例的。在许多国家，贷款是一切商业活动的基础，有了贷款，生意才能顺利地进行。一个国家的贷款，是根据预算，从每个公民那里借来的。早些年时，这种贷款的数目很小，与政府的巨大资金需求相比，几乎是杯水车薪，因此，在紧急时期，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强制措施，建立必要的基金储备以供不时之需；并且，为了削减支出，政府往往还尽力压低贷款利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体制逐渐呈现出诸多弊端，因此，建立一套更为健全而合理的政府融资体制越来越迫在眉睫了。
在这种背景之下，政府开始发行公债，并大力地吸引公众购买，把钱投资给国家；与公司债券一样，这便是产生投机的土壤。在时局不稳的时候，预测一个国家的公债行情往往成为一种利润丰厚的赌博游戏尤其是在那些信用得不到保障的国家里，巨大的潜在风险为投机者们提供了施展计谋的绝好机会。在英国，这早已成为一种行当，就叫做证券买卖。
在所有的国家，国债都是人们进行预测、赌博的平台。伦敦、巴黎、法兰克福和维也纳的证券交易所里总是积满了那种既没有债券可买，也没有钱去买的人，他们只是大量地“买空”或“卖空”，以期在清算日到来之前，利用一买一卖的差价获得不菲收入。
证券市场上投机行为的一般模式叫做“期货交易”，即一种在某一特定日期（通常叫清算日）之前不会进行交割。例如，一个人可以与另一个人约定在某日出售一定数量的债券，然而，由于市场价在下降，他就可以先以低于合同价的价格买入，到约定的日期再以约定的价格卖出，这样，他就能利用价差获得可观的利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