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普通百姓能否得到实惠，已不言而自明。帝国初年，并未进行土地重新分配，大量土地仍旧集中在贵族、官僚和地主手中，一般农民的田租负担虽有所减轻，但因占地很少，其所得到的实惠是非常有限的。而口赋予算赋却照常交纳，等于说，真正受到实惠的仍旧是那些拥有大量土地的人。
赋税如此，徭役也并未让百姓得到什么好处。帝国规定，徭役主要有更卒、正卒和戍卒。年龄在23至56岁的人，每年必须要到官府服役一个月，此称为更卒。但仍有规定，可以雇人代役。所谓正卒，即是到郡国为材官、骑士；所谓戍卒，即是宿卫京师和屯戍边疆。无论是正卒还是戍卒，期限不定，少则一年，多则三年，并且自备衣食，没有任何报酬。大批的人因这项规定而不能从事生产，又加上自备衣食的限制，往往选择了逃跑。
由此可知，汉初的经济凋敝，全在于政府的无能为力与无法作为。经济凋敝下，帝国政府工作人员又大兴土木，可谓劳民伤财之极。
高祖皇帝登基之初，丞相萧何就已经在长安城大建未央宫，从而开启了西汉大兴土木之先河。即使有人认为这是萧何为了让高祖皇帝定都长安而为的一时权宜之计。但此后的太上皇墓万年陵的修建、高祖皇帝家乡丰县的修建，的确已让帝国财政无法支撑。
“与民休息”的思想在高祖时代并没有得到贯彻，相反，在帝国初年，“折腾”倒成了帝国特色。高祖皇帝的“折腾”有目共睹。熟悉中药的人大概都知道中药是如何对病人起作用的，单纯地一种中药不可能做到药到病除，即使是最低级的中医都明白，想药到病除，就必须百药齐下，放在一个锅里用火煎熬。当药一旦熬成汤，先放在锅里作为药的花草树根就没有任何用处了，它们的下场自然是被弃之阴沟。
历史学家认为，帝制时代的开国帝王从高祖皇帝起就发现并实践了这一“熬中药规则”，无论是皇帝还是臣子，都必须按这一规则进行游戏。从史学角度言，这就是所谓的“狡兔死，走狗烹”。高祖皇帝不得不遵循规则，所以，必须的“折腾”就无可避免了。
高帝十二年（前195年）初，高祖皇帝击败了造反的淮南王，带着箭伤返回长安。这是他最后一次亲征造反的诸侯王，因为四个月后，他将永远地离开人间。在路过他第二故乡沛县时，“衣锦还乡”的思想开始萌动，又或是箭伤与旅途劳顿的折磨，他坚决要住下来。并传出旨意，要与家乡父老同乐。这一年，已六十二岁高龄的高祖皇帝并没有因为年龄问题而使他与乡亲们欢宴谈笑的兴致减少。他找来家乡所有的人，摆下酒，放倒数口猪，宰掉数只羊，所有花销都算在他账上。就是当年欠下的许多酒钱，他也数倍奉还。在玩乐了十多天后，他准备走了，但他的那些乡亲们坚决不让他走，高祖皇帝只好又在路上搭起帐篷，痛饮三日。
中国人的乡土观念可谓根深蒂固，如果一个人在外取得成绩后不荣归故里，那就等于当初的那位霸王项羽所说的：“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
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还乡”情结，使得许多做出成绩的中国人回到家乡后不仅仅是吃喝玩乐，理所当然，作为取得了天下这样大成绩的高祖当然不仅是跟乡亲们吃喝那么简单了。
他先是组织了—个一百二十人的少儿合唱团，并亲自写下了“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歌词，在歌唱时，他击筑并亲自领唱完后，突然放声大哭，哭完，又跳起舞蹈。最后，倾吐了对故乡的深情：“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
衣锦还乡，自然要作威作福一番，高祖皇帝自然也不例外，他大肆报复了丰邑背叛他的积怨。本来，高祖祖居丰邑，后来迁居沛邑。起事后，他自立为沛公，领兵攻占丰邑，让雍齿留守，雍齿却叛归魏国。因此，荣归故里时，他免除了沛邑的赋税，却不肯给丰邑同样的待遇。与其说这是报复，倒不如说这是他在老家显示自己皇帝的权威。
高祖还乡大概是汉初政局的一个缩写，这倒并非因为他的吃喝与炫耀，而是他的那首《大风》，从文学角度来讲，这首只有三句的歌词足可以立足于中国文学之林。高祖皇帝根本就不是文士的料，他能写出《大风》，只是在特定环境里，他的主观内心与客观现实猛烈撞击下真情滚涌而下的宣泄。我们大概还记得项羽临死前写下的那首《垓下》，这两首歌都是两个武夫的非凡人生历程行将结束时，对眼前处境的强烈体验以及瞻念前景所生的忧患与困惑。
有人说，高祖皇帝的《大风》是一首胜利者之歌，如果仔细品味其中的内蕴，就会发现，这首歌其实是一支胜利者的悲歌。
特别是最后一句“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体现了高祖皇帝本人对自己做了七年皇帝的一个总结，从而让我们看到了汉初政局的诸侯造反的现实。
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高祖皇帝对帝国初年政局的无法把握实在是有历史渊源的。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在始皇二十六年，围绕分封与郡县的问题，秦帝国的大臣们就曾展开过激烈的论争。秦始皇最终选择了李斯提出的郡县制，理由是，天下之所以苦战不休完全是因为有侯王。
高祖皇帝在与项羽争斗的四年里，也实行分封制，却是出于迫不得已。为了争取与项羽对抗的力量，他只能把一些手握重兵的人封为诸侯。在这一时期，他封了如韩信、彭越等八个异姓王。可他同时也实行郡县制，就是在与项羽争夺天下的同时，他已将自己的领土设置了十八个郡。
也就是说，高祖皇帝开始并没有分封异姓王的想法，这也成为天下大定后，他逐个诛杀异姓王的思想基础。高祖皇帝本就是一无赖，他既然可以不受传统意识和规范的束缚，根据政治的需要实施分封，当然也可以不受传统意识和规范的束缚，根据政治的需要削除诸侯。
之所以说高祖皇帝不受传统意识和规范的束缚，是因为他所封的王并非是按照一定规则和制度来分封的，而是完全出于政策与策略上的需要。确切地说，这些被封的王完全是高祖皇帝的一件工具。“王”这个尊贵而又权威的字成了高祖皇帝随意的脱口之物。
燕王臧荼远居幽燕之地，划地自守，在高祖皇帝与项羽争斗时，他明智地站在了高祖皇帝一边，高祖皇帝自然要承认其诸侯王的地位。赵王张耳因在赵地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所以高祖皇帝在平定赵地后就立他为王。韩王信本是一名普通的韩将，虽主动追随高祖皇帝到汉中，但似乎并没有表现出特别之才，也没有立功的记录。高祖皇帝之所以封他为韩王，是因为看中了他韩王孽孙的身份，考虑到由他去安抚韩地，比选派其他人要有利许多。这三个人的功劳根本不能与曹参、周勃等汉初功臣相比，却被高祖皇帝封为王，个中玄机一目了然。
当汉帝国初成，天下似乎已定，“熬中药”的病毒开始在高祖皇帝身上发作。从汉高祖（前202年）五年二月初三即位，直到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四月二十五日病死于长乐宫，高祖皇帝这七年时间都放在了与异姓王理会上了。在这七年时间里，叛乱及平定叛乱或惩处反叛者的事年年皆有，有时一年还不止一起。事实上，即使高祖皇帝以天子的名义四处征伐，但异姓诸侯们心中到底把高祖皇帝这个天子摆在什么位置，还真是值得商榷的一件事。如果不是对“天子”二字的轻视，就不可能有那么多诸侯纷纷起兵造反。也许在这些诸侯们眼中，所谓的天子高祖皇帝不过是夏商周三代的天子，他只是名义上的天子，他只具备分封一些土地而已。秦始皇时代，郡县制的执行表面上看去是很彻底，事实上，在人们心目中居于重要位置的还是三代的那种封国制。而郡县制之所以能在秦朝得以执行，全是因为秦始皇的恐怖统治，人们对他这个天子之威到底有多惧怕，还真不好说。就是在他有生之年，许多咒骂他的民间话语要么以鬼神方式传到他耳中，要么就刻在石头上，秦始皇被搞得很是烦躁。高祖皇帝离秦始皇的统治不过几年时间，分封制卷土重来，一方面是当时形势所迫，另一方面，在天下人心中，三代的影响还在，不可能立即被消除。在诸侯王们看来，自然也是如此。他们没有把天子刘邦看在眼里，所以，必要的造反与不必要的造反接踵而来。
诸侯王们造反，高祖皇帝就四处平叛。先后征讨或惩处了故临江王共獾、燕王臧荼、韩王信、赵王张敖和赵相贯高、代相陈欷、由齐王徙为楚王又贬为淮阴侯的韩信以及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燕王卢绾。
历来开国皇帝大肆杀戮功臣，没有比高祖皇帝更残忍的，只有后来的朱元璋能望其项背。这当然就是“熬中药规则”的结果。在通往皇帝的路上，因为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所以，队伍中人员成分混杂。但当天下已定，中药已成，投放进的药材自然就会被扔掉，只喝熬出来的汤汁，而这“汤汁”正是天下。
在整个诛灭异姓诸侯王的过程中，吕后所发挥的作用自不待言。但当时的“天下”并非是真正的天下，吕后通过经济改革才使得天下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汉天下。即使在后来晁错重农思想的被采用，鼓励商业被废除，而吕后因此项政策对帝国所贡献的力量已有目共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