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祖一朝，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对付异姓诸侯王上，高祖皇帝并不是一位具备治国才能的君主。确切地说，如果不是某些机缘巧合以及他的对手项羽弱点太多，仅凭高祖的能力是否能得到天下，还真是未知数。即使在公元前202年，高祖定鼎中原时，帝国的前途仍旧是个未知数，诸侯王们曾与高祖平起平坐，从军事能力上，实在看不出高祖皇帝略胜一筹。英布在造反前曾对高祖时代的军事家们有过一段评述，这位卓越的军事家只害怕两个人，韩信与彭越，他之所以敢造反，并在高祖面前大言不惭地说自己也想当皇帝，无非是因为这二人已经死去，这更说明了他根本没有把高祖皇帝的军事家身份放在眼里。
历史规律证明，任何一位开国皇帝都或多或少地占有一定的运气，才能得到天下，而在得到天下后，时局表面上已趋于稳定，当初在混乱年代的那些运气在此时已经消失，其所凭借的就必须是他自己的能力了。高祖皇帝是否有这种能力，仅从他被匈奴困于白登就能证明。他之所以能将各个诸侯王扫灭，一是诸侯王们的造反主动性并不强，他先下手而已；二是得力于帝国初年的几个阴谋分子的出谋划策；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吕后的帮助。
杀韩信，诛彭越虽然在道义上说不过去，但这二人的确是帝国初年最有能力的潜在危险分子，不将二人杀掉，将来的事谁都无法预料。吕后之毒辣与果断在二人的被杀事件上可见一斑。
但这并非是这位后来执政太后的全部，吕后真正为帝国所做的贡献，是她稳定了帝国初年青黄不接的继承人问题。
我们这个帝国仿佛从一开始就中了一种致命的病毒，高祖皇帝的开国可谓轰轰烈烈，却又非常的不彻底。这种不彻底表现在，中央集权并不彻底。封国与郡县的并存以及大渡河以南的反汉势力，一触即发。确切地说，这个帝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过渡到真正的帝国阶段，其领土之狭小，中央政令之难以执行到全国，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高祖皇帝在位时并没有时间来解决这些问题，表面上，异姓诸侯被扫灭殆尽。事实上，同姓诸侯的大量分封不过是异姓诸侯用另一面目的卷土重来。按照高祖的见解，倘若帝国的继承者真有如他一样的魄力与手腕，那么，异姓诸侯的问题似乎很容易解决。但这就是问题所在，同姓诸侯因为都是皇室成员，从亲缘关系上而言自然有别于异姓诸侯，我们从后来文帝与景帝对同姓诸侯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本是同根生，无有相煎的道理。当然，这还不是问题所在，真正的问题是，高祖的继承者惠帝既无魄力也无手腕，其所信奉的居然是仁义与忠恕之道。
历览中国各个大帝国，我们都会发现这样一个规律，第二代皇帝永远避不开两种情况，第一种是与开国皇帝的气质大为不同，汉惠帝如此，后来明帝国的建文帝也是如此。第二种情况则是，二代皇帝都非名正言顺，隋炀帝如此，唐太宗如此，宋太宗亦如此。
我们这个帝国现在面临的是第一种情况，如果这种情况不能得到妥善地改变，其发生宫廷政变的概率是相当高的。即使高祖皇帝在临终前希望通过政府的力量来稳定皇室，但功臣集团的心理是否真如高祖皇帝所预期的那样，自然就不是他所能知道的事情了。避免政变的发生，只有一条路，惠帝必须需要一个帮手，需要一个可以震慑得住功臣与诸侯们的帮手。而这个帮手自然而然就应该是吕后。
吕后有这个资历。在帝国诸多大臣的口中，都有“高皇帝与吕后共天下”的言辞。从高祖起兵直到定鼎中原，吕后始终是高祖皇帝坚定的支持者。楚汉战争期间，她还做了项羽的俘虏，险些被项羽杀掉。在高祖皇帝讨伐异姓诸侯王的叛乱时，她与丞相萧何在后方为高祖的屡次征伐和大功告成立下了汗马功劳。
吕后有这个能力。只凭她诛杀韩信与彭越一事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事实上，这种能力有时候很可能出自天生，当然，后天的锻造也是不可缺少的。吕后见证了高祖皇帝从一无所有到拥有天下，二人本是贫贱夫妻，在夺取天下的过程中，高祖皇帝自然会有很多事情与吕后相商，即使是后来因年老而失宠，但其皇后的地位却是无可动摇的。这当然还有其家族成员在高祖时代的功劳。吕后的两位兄弟吕泽、吕释之都是开国将军，著名的大将樊哙又是她妹妹的丈夫，正是这种实力，才使得吕后有政治资本与政治能力。
高祖龙御上宾后，吕后第一担心的就是政府官员会突然向她发难，为此，她想在第一时间再进行一次大清扫。即使在今天，这一想法也的确符合政治之道，高祖一朝遗留下来的功臣不计其数，高祖皇帝在位时因没有制订刻薄的礼仪来对这些本就具备流氓习气的功臣们进行约束，在高祖皇帝驾崩后，他们将年幼的惠帝铲除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吕后虽然有这样的想法，但实施起来却是相当困难，最终她没有执行这样的屠杀计划，不是她不想，而是时势所不允许。
而她之所以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稳定自己儿子惠帝的正统地位，事实上，就在这件预谋不久后，她就突然发现，惠帝的正统地位之威胁并非来自功臣集团，而是赵王如意。在高祖驾崩后，赵王如意并没有离开京城回到封国，在吕后看来，这显然已经有向她们母子挑衅的成分了。
吕后坚决不能让这种情况存在，高祖死后的这年冬天，即公元前194年的冬天，始终处在惠帝保护下的赵王刘如意因为惠帝出外打猎而被吕后毒死。如果说在对待赵王如意的这件事上还可以用政治来解析的话，那么，在对待如意的母亲戚夫人的手段上，就显然是有违人性了。她先是让人砍断了戚夫人的手足，挖掉了她的眼睛，然后又弄聋了她的耳朵，再给她喝下哑药成为哑巴，最后将其放在厕所中，这就是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人彘”。它应该是我们作为普通人所最不齿的一件事，但在吕后眼中，这显然已经是一件艺术品。她居然还把自己的儿子叫到厕所来欣赏这件艺术品。惠帝得知这就是戚夫人后，立即大哭。其仁慈的心根本无法忍受这样的人间惨剧，在病床上呆了一年后，惠帝告诉自己的母亲：“这并不是人所做的事，我虽然是太后你的儿子，可身为皇帝，我已经不能治理天下了。”
在这件事情上，惠帝显现出了一种普通人的仁慈，从另一方面来说，母亲做了他认为错误的事，就该站出来大加反驳，而非自暴自弃。由此，惠帝没有领导这个帝国的能力已经暴露无遗。但是，如果我们站在惠帝的角度来考虑一下，就会发现，这并不仅仅是一个能力的问题。据惠帝所言，其所以不能治理天下，是因为自己的母亲做出了被天下所不齿的事情。帝国初年，虽然没有仁义治天下一说，但的确有“孝道治天下”的提法。惠帝认为，自己无法尽到孝道，因为他无法接受母亲的所为，已是不孝。不孝的人是不能够治理天下的。然而，吕后在这一方面却没有让步，也就是说，她要求惠帝必须要承担起作为皇帝的职责来。吕后控制的是大方向，这个大方向就是政府与诸侯王的安静，至于与此二者无关的事情，她一概不闻不问。她是在辅政，同时也在摄政。惠帝不会反抗，也不能反抗。吕后在他心中无疑就是一座无法探询的深山，这座山中充满了危机，但他也明白，如果没有这座大山，他的龙椅也并不安稳。
事情已经很明显，在惠帝时代，惠帝只是名义上的国家领导人，真正主宰这个帝国的是吕后。惠帝很可能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只是挑一些在吕后看来是很小的事情来做。比如政府官员的任命，之所以说这种事很小，是因为在高祖时代重要政府官员的名单已经定下来了。
公元前193年春天，萧何一病不起。惠帝亲自去探望，在即将要离开的时候，惠帝问道：“您假若有个三长两短，谁人可以代替你？”萧何的回答是：“了解臣子没有谁可以比得上人主。”这句话中的人主不但是指惠帝，还有高祖皇帝。惠帝恍然，“曹参怎么样？”萧何立即回道：“皇上您说对了，我死而无憾。”
这年的秋天，帝国卓有才能并深懂保身之道、更是阴谋家的萧何去世了。曹参在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对自己的舍人说，“快准备行装，我就要到朝廷做相国了！”他的舍人对他说，“您平时跟萧丞相有仇，而现在看来，下一届丞相必将是萧何所推荐，他怎么可能推荐你呢？”曹参并不辩解，只是吩咐舍人们迅速准备。不久后，朝廷果然公布了丞相的人选，就是曹参。
曹参是否知道高祖的遗嘱，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他听到萧何去世后的表现来看，他显然已经胜券在握。作为政府部门的一个官僚，他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胆子与自信？这其中若不是吕后的安排，又能会是谁呢？若不是吕后遵循高祖的遗嘱，曹参的自信又从何而来？
在这件事情的背后，我们隐约看到了吕后的强大影响力以及政府官员尤其是曹参对吕后遵循高祖路线的自信。曹参在上台后，每天做的工作居然就是喝酒，在派往诸侯国的官员中，其所挑选的大都是木讷之辈，口齿伶俐之徒都不在这位政府首脑的考虑之中。
最让政府官员感到气愤的是，当他们试图想希望曹参能尽丞相之责时，所得到的回答就是喝酒。丞相府中，每日每夜都是闲聊以及喝多了的官僚们。
惠帝最终还是看不下去了，他找到曹参的儿子，责怪曹参不治理相国的职事，他最后说，“难道他是以为我年少，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吗？”作为政府官员，曹参的儿子自然也在心里提出过这样的疑问，当他回到家中，以皇帝的名义向曹参发问时，得到的却是被抽了二百鞭子。
在不久后的一次朝见时，惠帝责怪曹参，“你儿子是我派去规劝你的。”意思是，你打狗是不是也应该看看主人？
曹参立即脱下帽子，问道：“陛下您自己看看圣武比不比得上高皇帝？”
惠帝回答：“我怎么敢与先帝相比！”
曹参再问：“陛下你看我比萧何哪个贤能？”
惠帝回道：“你好像赶不上萧何。”
曹参一笑，“这就对了。高皇帝与萧何平定天下，法令已经颁明。现在陛下你垂衣拱手而治，我曹参等守职行事，遵照而不失误，不也就可以了吗？”
惠帝想了半天，才说了两个字：“很好！”
这就是“萧规曹随”的来历，如果这不是曹参真正的执政之道，那就是这位出身低微的丞相根本拿不出治理这个帝国的切实手段来。
“束缚”在这里被解释为“成规”，在惠帝处理这一类小事的过程中，吕后似乎永远都没有露过面。然而，终惠帝一朝，吕后就仿佛是个幽灵一样在各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
政府的不作为是她最为放心的地方，在曹参巧舌如簧地应对惠帝时，她并没有出面，除了这是高祖皇帝立下的遗嘱外，还因为这个时候，政府已经对她们母子不具任何危险。但是，诸侯王却并不是那么老实。吕后虽然没有找到诸侯王对她们母子二人不利的证据，但杀一儆百却是她在惠帝刚登基时最需要做的一件事。这时，齐悼惠王刘肥先进入了她的视线。
齐悼惠王是高祖皇帝的长庶子，高祖皇帝似乎对这个儿子非常喜爱，在分封土地时，将最大的一块原齐国土地分封给了他。惠帝初期，齐悼惠王是诸侯王中封地最大也最有实力的一位。公元前193年冬天的十月，齐悼惠王来朝见。晚上，吕后赐宴。惠帝因为齐悼惠王是自己的兄长，就希望他能坐上位。那个时代，帝王的概念还没有深入人心，帝王的权威还没有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齐悼惠王也认为自己该坐这个上位。当他刚坐下不久，吕后就大怒。但她并没有表现出来，而是去让人斟了一大杯毒酒，又从中倒出一杯呈给了齐悼惠王，祝贺他能坐这个上位。齐悼惠王毫无防备，起身感谢吕后。惠帝当然也很高兴，也去那大杯毒酒中自斟一杯。吕后大是惶恐，起身就把惠帝的酒杯打翻在地。齐悼惠王这才开始思量这件事，最终，他没有喝下这杯酒，而是假装喝醉，离开了。后来经探询，知道那是一杯毒酒，不禁感到冷汗直冒。
让他感到意外的是，这件事居然在不久后就流传开来，而流传的版本是齐悼惠王在宴席上不顾尊卑险些被毒死。无疑，这件事的推动者就是吕后，她希望能通过这件事让诸侯王们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惠帝是帝国唯一的首脑，而她为了保住这个首脑，将会不惜一切代价。
如果不是惠帝后来的突然去世，吕后在帝国历史上的作用恐怕也只能是保住了刘氏的一位皇帝和对高祖遗嘱的遵从而已。但是，惠帝的去世又让她面临着极大的挑战，这个帝国是否还能按照她当初所预想的那样在正常轨道上前进？她必须要做出选择，谁来做这个皇帝。权力有时候能使人疯狂，使人找不到人性的路，吕后自然也不例外。而她对后面两位皇帝人选的安排还不仅于此。这个帝国在这个时候有太多的问题，稍有不慎，她与丈夫打下的天下就会毁于一旦。她必须要杜绝这种情况的出现，而想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靠她的政治影响力做到大权独揽，这是千古不易之道，也是吕后所以能成为帝国总设计师的前提。
三
吕后在帝国的改革方面主要有两个贡献。第一个是在法律上。帝国初期，私自挟带书籍的人要被判有罪，吕后将这一法律废除；重罪抄杀三族和错误言论就判为妖言的法令也被废除；第二个则是在经济上的改革，那就是大力鼓励商业。到了文帝即位后，帝国经济因为商业的带动而空前繁荣。
高祖皇帝并非是一位治国君王，在其主宰帝国期间，没有见到他在经济方针上有所举措和创新。帝国立国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虽然高祖皇帝清醒地认识到安定社会秩序，重建家园是当务之急。或许，这在任何一个帝国初期都是可以实现的。然而，汉帝国却例外。因为其国家政体是分封与郡县并存，建国之初，众多异姓诸侯王或主动谋反或被动起兵，都不给高祖皇帝以时间来整理国务，他的当务之急则由安定社会秩序变成了消灭异姓诸侯。
高帝七年冬天，高祖皇帝领32万大军征讨韩王信；十一年七月，率20万大军讨伐淮南王英布；十二年二月，再发30万大军征讨燕王卢绾。这样的战争，至少进行过六次。每一次战争少则一年，多则四年。战争的破坏力不在于死了多少人，而在于原本该去恢复经济生产的人被征调来进行战争。
帝国初年的经济凋敝因为剪除异姓王的战争雪上加霜，而关于汉朝初年所谓的轻徭薄赋则更成为一种空中楼阁。
帝国初年，赋税主要有田租、口赋和算赋。按帝国初年的规定，田租是按土地多少什五税一；口赋是年龄在7至14岁的人交纳的23钱；算赋是年龄在15至56岁的人所交纳的120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