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既然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那么，百姓就有参与国家政事的权利。政府官员的贤愚由天下百姓来评价决定，天下百姓对官吏满意与否决定着政府官员的升迁贬黜。所以，天下百姓必须要有选举权：“故夫民者虽愚也明。上选吏焉，必使民与焉。故士民誉之，则明上察之，见归而举之。故士民苦之，明上察之，见非而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妄，必使民唱，然后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于民，然后随之。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爱焉。”
这是一种即使在今天都可以被我们赞颂的建议，也只有贾谊这样性格的人才能提出这么优秀的建议。倘若文帝真能将他的建议付诸实践，那么中华帝国是否还需要经过近两千年的帝王时代？如果这种道德教化最重要的一条得以实现，我们这个帝国的历史上是否还有那么多被异族侵犯的屈辱？
然而，贾谊敏感忧愤的性格使他看不到这种提议的实践，无为的文帝也不可能将其实践。贾谊无疑是个超绝之才，惟有这样的人才不懂得刻意的变通，因为超前的思想导致了他不懂得与人合作，这就被看作是贾谊的性格弱点，他无法克服，在帝国政治下，如果他真的克服了他的这些缺点，他就不是贾谊了。
四
长安路途遥远，贾谊却始终视为咫尺，即使在离开长安的日子里，他也时刻关心着长安城中文帝的一举一动。并且屡屡上书言事，然而他难道不明白，人在长安时，其所建设性意见都无法得到文帝的采纳，在遥远的长沙，他的上疏只能当作文章以供文帝欣赏了。
不过贾谊回过长安城，是在文帝的力邀下。他那个时候非常高兴，可惜见到文帝后，文帝问他的第一个问题却是鬼神。文帝有信仰，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迷信。贾谊见到文帝时，文帝刚参与了一项关于鬼神的活动，或许他是对这里面的一些问题存在不解，所以，就问了贾谊。而贾谊对答如流。
在对答如流后，贾谊已经知道，文帝不可能在启用自己了。这是二人最后一次见面，一年后，贾谊死掉。贾谊的死去无疑是他与帝国政府对抗的结果，即使有皇室最高成员——文帝——的赏识，他终究难以摆脱掉忧愤而死的命运。
贾谊死时，那位曾经诋毁过他的文帝宠臣邓通正在享受着荣华富贵。邓通有理由享受这一切，文帝生疮，他亲自用口吸出脓血。而叫当时的太子后来的景帝来到床前吸脓血，太子却面有难色。文帝曾让相面者为邓通看相，相面者看完后说“当贫饿死。”文帝大笑，说：“能富通者在我，何说贫？”当场就赏赐给邓通四川之严道铜山，特许他私家冶铜造钱。邓通后来奉旨回到故乡乐山大渡河开采铜矿，并用以铸“邓通钱”，一时之间，邓氏钱布天下。文帝死后，景帝上台，这位阴谋家突然想到了当初给父亲吸脓血是因邓通而起，所以，千方百计地将其全部家产充公，邓通果然贫困而死。
文帝不能用贾谊而却重邓通，这不仅因为迷信的文帝所做的那个梦，还因为邓通不学无术，不会发表与文帝相抵触的建议。终文帝一朝，邓通富贵皆有，贾谊与之比起来，真是天壤之别。而另一位当初曾经对他大攻击的周勃其命运却与他相近。
周勃是开国功臣，早在高祖皇帝起兵前，他就旅居沛县，周勃高大魁梧，却很少言语。在沛县，他的谋生手段居然是编织，当然，这是他的正业。有时候他也会兼职做丧礼的吹鼓手。由此可知，这是一个无巧不能的人，跟他高大的身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跟随高祖皇帝起兵后，他几乎参与了秦末汉初的所有军事行动，灭秦、楚汉战争、平定内乱、防御匈奴。
周勃在军事上的贡献颇多，他开创了两种战法，一种是急速冲锋，相当于今天所谓的闪电战，另一种战法是“围城打援”，围困住敌人，并用主力部队打击敌人的援军。
帝国开创时期，武将纷纭，所以周勃在那个时候的名气并不大。但当各个有名气的武将被高祖铲除后，周勃就脱颖而出了。高祖皇帝驾崩前，所谓“安刘必勃”就是对周勃的一个很好的肯定。结果也正如高祖皇帝所言，在吕后归天后，他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诸吕的人。
然后是迎接文帝入主未央宫，这位老臣在文帝一行到达渭桥时，做了一件很让文帝后来愤怒的事情。他居然向文帝借一步说话，史书对此处的记载很含糊。但以周勃的个性，他很可能是希望以私人的关系向文帝谈一些条件，而这一计谋并没有得逞，当场被文帝拒绝。
在文帝主政期间，周勃被任为右丞相，一次，汉文帝问他：“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周勃摇头。又问：“天下一岁钱谷出入几何？”周勃又摇头。文帝就冷笑几声，然后问左丞相陈平，陈平回道：“有主者。”文帝问：“主者谓谁？”陈平回答：“陛下若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文帝不依不饶：“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陈平平静地回答：“主臣！陛下不知其驽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
文帝对这个回答很满意，就在这个时候，周勃感觉到了一丝危机。事实上，这不仅是简单的问话，自文帝以谦卑的态度入主未央宫，又和谐为本的处理政事与臣下的关系以来，周勃以功臣自居的傲慢心态已经表现得很露骨。文帝的这次问话，只是想警告他，你不过是一丞相，你的职责是向我负责。
也就是在这次问话后，周勃越来越不讨文帝的喜欢。在攻击贾谊的众人中，文帝独对周勃提出了建议也说明了这一点。不久后，周勃在文帝无形的压力下被迫辞去丞相一职，回到他的封国绛县。
或许是因为年纪老而胆小起来，周勃始终觉得周围都是文帝的人，每逢河东郡郡守、郡尉下乡巡视各县抵达绛县时，周勃都惊慌失措，恐怕负有文帝的特别使命，对他进行处罚。所以他经常身披盔甲，在家人全副武装保护下，才敢出来接见。
这种情况自然会惹人注意，不久后，文帝就下达了逮捕周勃的命令，理由是，有人检举周勃谋反。在狱中，周勃神经紧张，对被指控的各项罪行，几乎一个字都说不出来。负责审讯他的官员开始对这位失势的宰相诟骂凌辱。周勃的家人深明其中道理，便向审讯官员贿赂黄金二万两，希望审讯官员能指给一条明路。审讯官收人钱财自然替人消灾，就在记录口供用的木简的背后书写：“由公主作证”。这里的公主指的是文帝的女儿昌平公主，此公主在几年前嫁给了周勃的嫡长子周胜之。公主出面作证，认为公公不会谋反。周勃的家人又找到外戚薄昭，希望他能说上几句好话。薄昭立即将这件事传递到了文帝的母亲薄太后那里。薄太后叫来文帝，并且用头巾摔这个孝子说：“周勃除掉诸吕，身怀皇帝玉玺印信，控制北军重兵，他不在那时候谋反。而今住在一个小县城，却去谋反，天下岂有这种怪事？”
文帝原本也没有想把周勃置于死地，他只是想以这个办法来警诫周勃的所为。借此机会，他立即回薄太后道：“我并没有肯定他谋反，已经调查清楚，马上就释放。”于是派人“持节”，赦免了周勃，恢复他的爵位跟采邑。贾谊在周勃身陷监狱中时，曾上书文帝，认为即使周勃有罪，也不该要小小的狱吏来审问，因为周勃是重臣，刑不可上大夫。周勃是否知道贾谊为自己曾经求过情，没有证据证明。但这已经无关紧要，因为很快，贾谊就已经不在这个人间了。
我们这个帝国政治的阴谋在周勃身上再一次得到体现。“有人揭发”这种卑鄙的告密者模式居然会被帝国的皇帝所重用，并且屡试不爽。韩信与彭越之死是因为“有人”揭发，周勃“谋反”同样是“有人”揭发。帝国政治阴谋不缺乏实验者，更不缺乏执行者，无论是毒辣的高祖皇帝还是宽厚的文帝，都将这奉为经典，屡屡诵读并付诸实践。
贾谊之死却与政治阴谋无关，而他之所以忧愤而必死全在于他得罪了政府。也就是说，客观而言，贾谊之忧愤而死与周勃被抓不是类似事件，贾谊之死与文帝没有一点关系。
文帝是帝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宽仁之君。后来写史的班固在《汉书》中就这样称赞道：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南越尉佗自立为帝，召贵佗兄弟，以德怀之，佗遂称臣。与匈奴结和亲，后而背约入盗，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恐烦百姓。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谏说虽切，常假借纳用焉。张武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
全是赞美之辞，而且也由不得我们不相信。文帝皇后嫔妃的裙袍不可拖地，帷帐不镂装饰绣。这显然与前代统治者的生活习惯不相符合。
他不但节俭，而且从他对贾谊的态度上就能看出他的仁厚之风来。吴王诈病不朝，他就听从别人的建议赐以视为一种荣誉的几仗进行慰问。即使是在群臣力谏的情况下，这位皇帝也没有放弃他的慰问。有大臣犯有受贿之罪，被查出后，他非但没有责罚，反而更加赏赐金银财帛，令其自省。这虽然违反法治的原则，但作为文帝一个活生生的人而言，其仁厚的情感已无可置疑。在对待百姓上，有不利于百姓生产生活的规定，他就予以废止以利于民众；无论是对贾谊的讽刺还是对其他大臣不客气的言辞，文帝都一笑了之。（但他却不能对周勃这个威胁到他安全的人一笑了之）
在这里，我们不禁要问这样一个问题。贾谊为什么不能成为邓通，不但可以得到富贵而且还能避开政府官员的纠缠？贾谊不是不想成为邓通，而是邓通这条路实在很狭窄，邓通能走到这条路上来已经是千古奇谈。
我们这个帝国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皇室，另一部分则是政府。皇室里最具威严的是皇帝，而事实上真正有实力的应该是后宫，包括太后、皇太后，以及衍生出来的各种裙带关系。我们帝国的政府因为实力关系而倾向于保守，但他们一致对外的决心却从不保守。贾谊就是政府的牺牲品。而邓通表面上是文帝的亲臣，实际上已经容进了皇室中。他已经成为皇室最高成员文帝的亲戚，而文帝一朝，也只有邓通才能做到这一点。贾谊做不到这一点，是因为文帝始终把他看作是政府官员。政府与皇室最基本的是合作，但偶尔也有对抗。当政府官员在与皇帝的对抗中处于下风时，他们自然会寻找皇室的其他成员寻求保护。周勃后来所以能出狱，皇室成员出力不小。
贾谊为什么不能走这条路？他可以效仿一千多年后明帝国的张居正，与后宫和皇帝的宠臣打好交道，近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事实上，这无疑于天方夜谭。且不说贾谊的性格孤傲不需人助，只从皇室政治而言，就绝不可取。无论是文帝还是其他的皇帝，都有人性的一面，作为人性的弱点，最有精力与最有理想的皇帝都不可能每日把自己沉浸在朝廷政事里。文帝的宠爱邓通，无疑就是帝王处理政事之外的一个很好的消遣。能走上邓通这条路的人必将是一个有趣的人，而不是一个滔滔不绝的政论家。帝王在有政府官员为其出谋的同时，也必须要有人为其带来欢乐和消遣。贾谊是前者，邓通则是后者。身为政府官员，其所倡导的种种为政方略不能容于当时皇帝的为政范畴，其失败自然在所难免。
多年以后，无数的文人都对贾谊寄予了深切的哀思。然而这种哀思不但毫无意义，还使得贾谊成为怀才不遇的代名词。政治家王安石则是一个清醒的人，他认为贾谊的一部分方略已经被文帝采纳。后人之所以把贾谊幻化成怀才不遇，全是因为贾谊的“多为”，因为其提出的方略太多，其所用的那一些已经被刻意地虚弱掉了。
但即使是王安石也不得不承认，贾谊的诸多政治方略即使不能容于当时的汉帝国，也将容于后世。说得夸张一点，贾谊无疑是汉帝国和平崛起时期一道不可磨灭的星痕，他既有经国的才略又有经国的赤诚，这种优秀的经国品格将会在以后的帝国岁月里激励着无数的政治干才为帝国呕心沥血。但使人惋惜的是，在他离开人间的26年后，帝国建立60周年时，已很少有人再提到他的名字。很多人一厢情愿的相信，贾谊的名字已经变成了“经国大体”这四个字。无论如何，只有三十三年岁月的贾谊都不只是一种符号，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帝国和平崛起时期，扮演着一个不可缺少的角色。
这或许也就是贾谊最悲哀的地方，他只是一个角色，在帝国即将升起的时候，他的思想与身体都迅速地被人们抛之脑后，真正记得他的人不是皇室也不是政府，而是如他那样的不能容于皇室与政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