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几乎所有的政治见解都是在担任太中大夫时所提出来的，这些提出来的见解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他在政府里的受攻击面。事实上，即使贾谊没有后来提出的那些针对政府臣子的政治观点，他在这个时候受到攻击的概率也是相当高的。我们这个帝国的大多数政府官员还是高祖时代的臣子，他们披荆斩棘，为帝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今坐在龙椅上的文帝，自然也是他们功劳的一部分。即使他们自己不会把自己高傲地居于功臣的位置上，文帝也不可能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确切地说，文帝初期的帝国政府，还是一个开国元老所主持的政府，功勋即使不是衡量他们的唯一标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在这个集团中，没有一位是仅靠几个提议就站在朝堂之上的。贾谊本是草民，无功无劳，却得到超常升迁，其所引起众大臣的嫉妒在所难免。然而，贾谊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以为政府是皇帝的，只需要得到皇帝的认可，其前途将是无限大好的。对政治的幼稚见解，导致了他的猛冲猛撞，由此所引发出来的后果实让人不忍目睹。
人类的本性可以同情甚至是原谅弱者，但对强者却是分外的刻薄。贾谊当初是博士时，其所提出的建议并没有人反对，但当他成为太中大夫后，其所提出的建议即使没有攻击众大臣的言论，大臣们也不会轻易就放过他了。尤让人感到气愤的是，在朝堂之上，贾谊独霸了话语权，那些把自己看成是帝国政府支柱的元老们根本就没有发言的机会。
贾谊认为，这些元老的不发言是因为他们无言可发。贾谊才二十岁，用了十八年时间读书，只用了两年时间来参与政治，根本对政治没有任何体会。这就是他性格上最致命的缺点，自以为是。
一个人一旦自以为是，天下事似乎都在他眼光之内，都在他的分析之内，也都在他的可控可解决之内。于是，就有了《治安策》这样的大题目。在这篇上疏的一开头，他就劈头来了这么一段：“臣窃惟事势，可为痛惜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倍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矣’，臣独曰‘未安’；或者曰‘天下已治矣’，臣独曰‘未治’。恐逆意触死罪，虽然，诚不安，诚不治，故不敢顾身，敢不昧死以闻。夫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无知，因谀者耳，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措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偷安者也。方今之势，何以异此！夫本末舛逆，首尾横决，国制抢攘，非有纪也，胡可谓治！”
在贾谊看来，文帝时代虽然离开国已经二十多年，但国家仍旧危机四伏，当时的局势犹如置身于底部已经起火的积薪之上，危险万分。“可为痛哭者”是说诸侯王势力强大，威胁长安政权；“可为流涕者”是说匈奴边患；“可为长太息者”是说当时礼制混乱，君不君、臣不臣。
无疑，贾谊具备了敏锐的目光，他所说的这三点的确是社会潜在的危机。可是，他不明白的一点是，政治解决的所有问题都是显现出来的危机。也就是说，在帝国的许多政治家看来，这些问题虽然存在，但绝不至于到了他所谓的岌岌可危的地步。
前面我们谈过，帝国发展到了文帝时期，已经是历史上少有的社会安定时期，可贾谊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贾谊的家乡洛阳出生过太多的纵横之士，这些先人或多或少地给贾谊一定的影响。这些纵横之士大都以夸饰的文风来夸大事实，从而耸人听闻，以引起君主的关注。一旦被君主关注，其目的即达成。当然，在春秋战国时代，这样的纵横家大都被君主所关注，原因就在于，战国时代战争频繁，各国君主都有一种危机四伏、朝不保夕的感觉，刻意的耸人听闻的言论很容易撼动这些君王。而战国纵横家大多数都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也跟战国时期国家林立有关。纵横家的回旋余地很大，此处不赏识，自有赏识处。
年轻的贾谊因为阅历的浅薄，所以他看不到这一点，他只是觉得几百年来风行的纵横术在任何时代都能取得效果的。而他面前的这个国家却是一个大一统的帝国，整个中原只有这一个国家，贾谊心高气傲，绝不会去诸侯国兜售他的这些理论。
文帝之所以不会接受贾谊的议论，全在于他比贾谊要了解这个帝国的现状。而贾谊却信誓旦旦，并煞有其事的危言耸听。他是否问过自己，自己所说的这些话，自己相信吗？
而自以为是的发端就是年轻气盛，又急于求成，“谊以为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草具其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谦让未皇也。然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国，其说皆谊发之。”他不仅一次地上书文帝，要求改正朔、服色，定官名，兴礼乐。
但事实上，这都不是帝国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从帝国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些官样文章在无为思想的压力下，几乎就等同于扰乱朝政。
贾谊的被攻击还是在他进入未央宫后的第三年，始终欣赏他文才的文帝向众大臣提议让他位列九卿。政府官员们群起而攻之。汉代实行的是三公九卿官僚制度，三公抓总，直接向皇帝负责，九卿各自负责一方政务，可谓位高权重。在众大臣看来，贾谊即使有这个才能，有这个德操，只凭他的那番对臣子们的攻击与对朝政肆无忌惮的议论，就绝对不会让他进入九卿行列。
文帝这样做，当然是有目的的。太中大夫一职当属言官，是皇帝的高级顾问，出谋划策本就是这一官员的职责所在，贾谊的敬业精神有目共睹，其所引起的嫉妒，文帝自然心知肚明。而他又爱惜贾谊之文才，不可能将他赶出朝廷，于是，就希望将贾谊列到九卿中去，如此一来，政务一繁忙，贾谊的那些言论自然就会减少。但文帝想不到的是，贾谊已经引起公愤。
贾谊的能容于文帝是他可以在朝廷中大言了三年的原因，而其后来所以被驱逐出朝廷，是因为他不能容于文帝的无为思想。积极进取，不顾一切，近于莽撞的性格导致了他的命运。
文帝初年的帝国不具备“有为”的国力已经在前面有所论述。单拿在对待匈奴问题上，文帝不是没有尝试过“有为”，文帝曾经聚天下精兵于广武常溪以应对匈奴，但其效果甚微。在这次军事行动后，天下百姓对朝廷用兵忧惧不已。这让文帝最终明白，在这个时候，根本不可用兵以苦天下之民，于是罢兵而继续与匈奴和亲。
贾谊在对待匈奴的问题上的确不主张武力，但问题却并非如此。贾谊之所以不提倡使用武力，跟他的性格有关。却并不能说明他对匈奴的问题是“无为”，他只不过是将对待匈奴的“有为”转化到另一些政治层面上了。通过另一些方面的“有为”最终对匈奴进行“有为”。
这是帝国政治的本质，即使贾谊不做如是想，帝国政治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也会向着这个方向前进。文帝之所以在那次军事行动过后重建和亲政策，一部分原因是帝国的实力还不足以与匈奴抗衡，另一方面，帝国的百姓在这个时候还没有被一种复仇情绪所调动起来，他们最直观所要面对的是生存问题。战争的本质永远是人的情绪集合到一起的总爆发，没有这种仇恨匈奴情绪的大集结，即使是后来的武帝，也不可能有对匈奴发动战争的可能。
想要调动起百姓的情绪，在贾谊看来，就必须“以民为本”。这一政治模式始终被解释成帝国传统仁政思想。事实上，儒家思想的仁政无非就是调动人们的情绪，将人们紧密地团结在帝国周围，然后，一同去实现帝国的任务。
如何来团结人民，其实就等同于如何来看待人民，西周时的《尚书·泰誓》中有：“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尚书·五子之歌》中说：“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战国时的孟子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儒家的另一位创导者荀子说：“民如水，君如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模式的核心，民本思想从来就没有被真正地重视过。如果真的被统治者所重视，那么，就不可能总被提及。贾谊无疑又给民本思想注入了新元素。他提出了“民无不为本”的思想，由此把民的地位和作用提到了比前代人更为高绝的理论之巅：“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
无疑，贾谊不但把民众看作是国家、君主、官吏的根本，而且还把民众看作是一切事业的根本。这种立基于人民之上的思想即使再过一千年仍旧可充当优秀政治家的模板。
在其民为本的思想中，有这样一段话：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命也。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故国以民为存亡，君以民为盲明，吏以民为贤不肖，此之谓民无不为命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功也。故国以为功，君以为功，吏以为功。国以民为兴坏，君以民为强弱，吏以民为能不能。此之谓民无不为功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力也。故国以为力，君以为力，吏以为力。故夫战之胜也，民欲胜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故率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则莫能以存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则莫能以得矣；故率民而战，民不欲胜，则莫能以胜矣。
年仅二十岁的贾谊就看到一个帝国、帝国的君主、政府官吏都要以民为本，以民为命，以民为功，以民为力，所有的一切成功都要依靠民众才能成功，相反，如果有失败，那就要归罪于君主和政府官员，民众永远置身事外。这显然已经具备了古代优秀政治家“朕躬有罪，罪在朕躬，百姓有罪，罪在朕躬”的民本思想。即使在今天来看，一批优秀的政治家都认为，自己的命运都取决于天下百姓。民心向背是一个帝国事业成败、帝国战争胜负的关键，天下大众决定着一个帝国和皇帝的前途与命运。李世民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即使没有做到绝对的身体力行，可仅凭这句话就能让许多政治家自愧不如。
既然天下百姓才是一切的根本，那么贾谊就建议文帝说：安民是帝国稳定、社会发展的核心，民众的安居乐业是社会发展稳定的前提。文帝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爱民。贾谊认为：“凡居于上位者，简士苦民者是谓愚，敬士爱民者是谓智……德莫高于博爱人……为人君者敬士爱民，以终其身。”爱民并非是一句口号，而是要富民，让人民得到好处。贾谊的观点认为，一个优秀的帝王应该时刻注意人民的物质利益，要给他们以看得见的好处和实惠，要让他们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而如何做到这一点，身为农业帝国的贾谊自然要将这一手段付诸到农业生产上来。
但是，这还不是贾谊民本思想的全部。事实上，从中国帝制社会的发展来看，真正的民本思想其实并不存在。而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因为贾谊所提出的要求文帝在民本思想下所做的第三条，也是尤为重要的一条，就是注重道德教化。
所谓的道德教化看上去是褒义的，事实上，这里面有着很大阴谋成分。道德当属于帝王与政府的道德，无论是帝王与政府都该对民众的道德进行教化。这自然也是帝王与政府最重要的任务，这里面除了仁义礼之外必要的道德规范外，最要紧的是让百姓能有一种与帝国同呼吸共命运的道德。爱国主义在我们这个帝国恐怕并不能被提出，因为在高祖与后继者看来，国家是刘氏的，这是私有财产，如同妻子，不能让别人来爱。但贾谊认为，帝王所代表的就是国家，百姓只需要爱帝王，就等于是在爱国。爱国并不仅仅是单纯地热爱帝王，还要与帝王心灵相通，帝王在教化百姓的时候一定要注入耻辱与复仇的观念。让整个国家的人民都参与到这一观念当中来，惟有如此，百姓才能为国家而战，心甘情愿为国家而战，即使倾家荡产，即使化为白骨，也在所不惜。也惟有如此，才能将封闭性的帝国打造成开拓性的王朝。
那么，仅仅是帝王来做这些事情吗？贾谊认为，任何一个政府官员都必须要有这个责任将这种观念深入人心，高唱无为自然可以，但在这面旗帜的背后，必须要有为，而且是天下之大为。不仅仅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开疆拓土，成为名副其实的泱泱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