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魏忠贤通过各种情报也得知，崇祯皇帝的确没有想搞自己的打算。但平静是可怕的，所以，他决定试探一下崇祯。首先，他向崇祯奉上四位倾国倾城的美女。崇祯全部笑纳了，但却仔细地将四名女子都搜了身。结果，四名女子的裙带顶端都系着一颗细小的药丸，宫中称为“迷魂香”，实际上是一种能自然挥发的春药。告密者把这一消息告诉了魏忠贤，魏忠贤又施二计，他找了一个小太监坐在宫中的复壁内，手中持“迷魂香”，使室中自然氤氲着一种奇异的幽香，闻这种香时间长了，人就会欲火焚身。但崇祯看到了那个小太监，又让他把“谜魂香”熄灭了。
既然美色无法打动思宗，魏忠贤一怒之下干脆采用更赤裸的试探方式。他让手下人上疏称颂自己的伟大功绩，当这些所谓的功绩放到面前的时候，崇祯读起来都感觉肉麻，并且读着读着就笑出声来。
告密者把这件事告诉了魏忠贤，魏忠贤担惊受怕了许多天，终于最后，他向崇祯上了一道《久抱建祠之愧疏》，向皇帝请求停止为他建造生祠的活动。这一活动是一些无耻之徒在魏忠贤擅权时联合发起的，就是在各地给魏忠贤立雕像。
奏疏不久被批下来，崇祯皇帝说，如果建成的就放在那里吧，没有建的可不建。
魏忠贤以为这是好消息，想不到不久后，就有海盐县贡生钱嘉征上疏攻击魏忠贤十大罪状：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无圣；七，滥爵；八，掩边攻；九，伤民财；十，亵名器。
崇祯终于找到了机会，叫来魏忠贤，命令太监当着魏忠贤的面宣读了钱嘉征的奏疏。然后先是罢官，最后又贬往明朝的中都凤阳祖陵司香。十一月初六日，在阜城县南关的旅舍中，亲兵散尽的魏忠贤孤零零地待在旅馆里，听着旁边房间里一位书生的《桂枝儿》小曲。只听得“势去时衰，零落如飘草……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魏忠贤在旅馆中绕房疾走，自缢而亡。
这位明朝历史上最大的特务头子魏忠贤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而有许多疑问却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无法对他的消亡感到痛快。
魏忠贤本是个无赖，进宫后得到天启帝的宠爱，居然步步高升，最后到了皇帝代表的地位，明朝虽然出过许多大太监，但却少有魏忠贤这样的人。这还要归结到明朝的政治制度上。如果说魏忠贤的发迹是靠自己的交际能力和手腕还有与天启帝私人关系的话，那么，其后来擅权五年，却无能能撼动其半分，功劳就全在特务政治上了。他完全是靠着大批特务和这些特务的告密而维持住了自己的地位。因为他掌握着东厂、锦衣卫。
还有个疑问，魏忠贤权势熏天，为什么不造反。答案是，他没有掌握军队，他以为自己只掌握了数十万特务就可以横行天下，事实上，明朝的中央集权使得皇帝有无上的权威，这一权威一旦实施，任何一个皇帝都可以把他拿下。
有一个传说是这样的，魏忠贤知道自己日后必将失败，所以就暗中养了一只骡子，这只骡子能日行七百里，以准备逃亡时用；暗中又养了一个相貌和自己极为相似的替身，以准备代他去死。这个传说的最后说，因为有了这两手准备，他在阜城尤家店居然逃脱了。
古人大都相信这种传说，但清人纪晓岚就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魏忠贤独揽政权多年，四处招摇，谁不认识他？他即使有那只骡子，即使跑得再快，难道还能跑到天上去？
纪晓岚并没有触到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就是，明朝特务机构就足以让任何被他们看中的人无法逃脱。魏忠贤即使真的有那个骡子和替身，或者说，纵然他有通天本事，也不可能逃过那些告密者的眼睛。
这或许就是他后来自杀的一个原因，明朝，犯了罪的人无路如何都逃避不了政府机构——特务组织——的法眼。
最后的表演
明朝到了崇祯时代，离灭亡只有咫尺之遥。崇祯皇帝虽然励精图治，奋发有为，却不能把祖宗已经折腾到跌入谷底的帝国拉上来，尤让人感到可笑的是，使得明朝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务组织——却仍然被崇祯皇帝所使用，而且与他的前任相比，不但不逊色，反而青出于蓝。
所以，虽然魏忠贤的时代过去了，但特务的威焰并没有因为他的死而消失。崇祯一朝，许多特务仍旧是炙手可热。这些人仍旧是通过告密、栽赃等手段对朝廷官员进行打击。而这些宦官们有时候告密的根由实在是可笑之极。
京城附近的任丘县令慧元是个喜欢开玩笑的官员，某次，一个宦官请他吃饭。酒足饭饱后，宦官就拿出自己多年来贪污的珍宝在慧元面前炫耀。慧元就开了个玩笑，他指着那些珍宝说，你的这些宝贝算了不什么，我有一大宝，要比你这些强多了。宦官急忙请教。慧元笑而不应。宦官来了兴趣，频频催问。慧元就笑着说：“我腰下有至宝也。”宦官一琢磨，顿时怒形于色。不久后，这位宦官就向崇祯皇帝打小报告，小报告的内容已不得而知，但大抵是京城附近的那些县令有罪云云，崇祯皇帝也不调查，将京城附近各县的县官全部革职查办。
相比而言，固安知县秦士奇就要比这几位知县倒霉了。他也是有意地得罪了某个宦官。得罪后，他没有当回事，某日在衙门正办事，突然就有特务上门，说是奉命搜查其家，认为他有贪污之嫌。秦士奇素来清廉，当然不会做贪赃之事，可这些人搜了只一会，就搜出了连秦士奇都不知道的七百两银子，秦士奇获罪，被发配边关。
对小县官如此，对百姓自然就不在话下了。崇祯刚诛杀魏忠贤不久，就有特务向上告密，说某些刁民诽谤朝廷，崇祯皇帝不加调查，宦官们就将那几个诽谤朝廷的刁民当场杀掉，毫无愧疚。
当然，这群以告密为生的特务其所面对的县官和平民自然是少数，与他们的利益有着直接关系的还是朝中大臣。
崇祯对东厂的上疏，倍加重视。一经上呈，四日内便下刑部拟处，刑部在十日内依原疏意见招奏，又四日内即会官处决。
户部尚书是主管国家财政的行政长官。崇祯元年，崇祯起用孙居相为户部右侍郎，随即，又授任为户都尚书，总督国库收放。孙居相办事负责，也颇有能力。但崇祯对他总是不放心。他派特务们去暗中伺探，可特务们进行了多次侦察后，发现无密可告。崇祯认为特务的工作还不到位，所以命令他们去私拆孙居相的来往信件。终于在某一天，特务们发现给事中杨时化给孙居相的一封信中，有“国事日非，邪氛益恶”等语，马上告密。崇祯立即下令逮孙居相下狱，削职发配边地。
由于朱由检把宦官作为心腹，利用厂，卫进行特务统治，所以，他自然不会允许臣子对宦官有不尊不敬之处。也不许人们对他的这些做法有任何非议。戎政尚书李邦华因为向上报告了一件可能触犯他们利益的事，他们就向崇祯告密，说李邦华的种种不是。崇祯皇帝依旧是不加调查，将李邦华驱逐出京。李邦华在出京之日，一大群特务居然对其动手动脚，将其衣服撕扯至烂，还对其妻女进行侮辱。
崇祯六年，内阁首辅周延儒被一个太监参劾而被罢官。事实上，周延儒并非是个好臣子，据历史记载说，他本是一个善于弄权的阴谋家。他是崇祯二年十二月入的内阁，由东阁大学士进为武英殿大学士，因善于阿谀奉承，讨好崇祯，所以官运亨通，升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周延儒身为内阁首辅，却毫无政绩，所以有很多人都对其进行了严厉的弹劾，但崇祯皇帝却置之不理。可是，当宣府阅视太监王坤参劾周延儒的本章一出，崇祯皇帝就大发雷霆，拿周延儒问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