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地利德语诗人里尔克的眼里，布拉格不仅古老，而且“又宽又圆”，似乎总要在玻璃后面溶化，那儿的钟楼长满了铜绿……而在卡夫卡的眼里，他的童年所栖息的区域，是这样的：“……我们好象是在一条悲惨的小巷里面，我们的心在不停地颤栗。不管这个城市多么干净，我们对此一点都不感兴趣，对我们来说，肮脏的旧犹太城，比它周围的新城区现实得多。”这个“肮脏的旧犹太城”其实就是卡夫卡早期生存环境的浓缩，使他感到压抑，憋闷和不安，可以说，布拉格是卡夫卡“存在性不安”的直接见证者，也可以说是这个并不干净的环境，使他的不安和恐惧程度加深。里尔克也是一个孤独的布拉格曾经的居民，他的诗歌多次提到布拉格和他永恒的孤独，一如那首《秋日》里所说的。不管是卡夫卡式的里尔克，还是里尔克似的卡夫卡，都十分敏感于他们所处的环境，常常向朋友提及他们生命摆脱不掉的阴影——布拉格。环境，是关系一个人成长中最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它们对一个人童年的影响。当环境从社会过度到家庭，家庭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影响得好的话，那当然是天大的好事，如果情景不妙，那将是致命的。不幸的是，卡夫卡的家庭环境并不如他的意，他所理解和期待的家庭与现实相差太远，而这恰恰也是他父亲赫尔曼感到恼火的地方，可以说，在微妙复杂的家庭关系中，父子双方都脱不开与对方与生俱来的各种关系，却又彼此敌视，对对方都感到极度失望。
在赫尔曼·卡夫卡苦心经营下，卡夫卡家族的光景也算是相当不错，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中等偏上的富裕人家，甚至可以说，赫尔曼本身就是一个较为成功的资本家，实干家。他家经营的那座妇女用品商店是全家生存的主要来源和重要保证，赫尔曼希望作为家中唯一男性的弗兰茨在成人后能继承自己的衣钵，专一于为家庭的兴盛操持，将卡夫卡家族的财富和光荣传承下去。但自小就敏感多愁，对文学有着极大兴趣的卡夫卡却与他的指望背道而驰。在文学的世界里忧来愁去，或者单纯要靠码字来维持生计，这在赫尔曼的人生哲学中几乎都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也是荒唐的，根本就不切合实际。一个是非生意不谈的中产阶级的资本家，一个是非文学不谈的文学家，两人互相排斥，互不宽容，各行其道，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在卡夫卡还是婴儿的时候，父亲赫尔曼似乎都不在他的世界里来去，他几乎都见不到父亲，父亲那张脸是什么样子，仅仅是一个大致的轮廓，印象模糊。因为是家庭的顶梁柱，赫尔曼风里来雨里去，日夜操劳，殚精竭虑，加之后来事业规模越来越大，这个男人更加忙碌，几乎就成了卡夫卡家族中的一道来去倏忽的影子。因此，在幼嫩的卡夫卡的影音世界里，仅仅就是那道硕大而又模糊的影子和粗野的大嗓门，以及沉重而匆促的脚步声。也许是天生的胆怯，也许是天生的神经过敏，也或许是赫尔曼的家庭表现方式确实不能与上流社会的人士相比，卡夫卡将他幼儿时代所听到看到和感觉到的有关父亲的一切，都当成了一种恐惧（后面有专章论述），一种威胁，少不更事的他，过早地感受到了这个魁梧粗鲁的男人，他的父亲始终以一种不动声色的，但又是毫无客气的方式在威吓着他，这一致命的感受一旦被他确认，并在心中扎下根来，就是终身的“疾病”，这种“疾病”随时随地地折磨着他，并在成长的过程中愈演愈烈，卡夫卡记忆中就是父亲越来越多的粗暴的语言，粗暴的动作，怪异的神态，蔑视的口气，刻薄的言语，使我们这个敏感多愁的主人公根本无法忍受。但赫尔曼才不在乎这些，他是一个极端强硬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男人，是传统到极致的家长制作风的典型，精明又保守，能干但又爱对后辈絮叨他的奋斗史，同时又武断，专横，但又有能耐顾及整个家庭。因此，他是家中的太上皇，他的言行就是真理，是标准，是法律。而卡夫卡毕竟是一个崇尚新鲜事物，认可新时代新人类的年轻人，作家，知识分子。因此，父亲的粗鲁和专制，使卡夫卡感到身心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和摧残，按照卡夫卡自己的说法，父亲早年对他的管制、蔑视和对事业的不支持，几乎毁了他一生，虽然事实上不完全是这样。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让人遗憾却又十分“有趣”的现象，但两人都没感觉到自己的坚持，专制和敏感，其实都是极为病态的，过度了，可当事人却一意孤行，即使到了卡夫卡成人时期，做父亲的依旧维持着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高大、威猛的父亲形象，没有亲切感，没有亲和力，没有宽容心，做儿子的依旧在病态的自尊心驱使下，从事着自己终生追求的伟大的文学事业，也从不肯屈尊站在父亲的角度去想一想，哪怕是一、两次的机会都没有。如果说父子俩性格相似，相近，从而造成互不相让的地步，倒是可以让人理解，可综观卡夫卡的一生及其性格表现，他的血质最多还是来自以神经质的、病态的敏感的、具有正义感可往往又局促不安的、温婉细腻的洛维家的，应该与赫尔曼为代表的卡夫卡家族的习性是互补的，可事实上，两人闹来斗去，甚至已到了针锋相对的地步了呢？其实，卡夫卡隐藏在生命最底层的，最骨子里的性情，多半还是卡夫卡家族的，比如：肯吃苦，倔强，固执，不轻易屈服，容易伤害别人更容易伤害自己等。通常情况下，在一个多子家庭中，老大的性格最接近父亲，却又是在最崇拜父亲的同时，又最容易冒犯、顶撞或最终造父亲的反（有的最终被父亲征服），我们可以把这种基因遗传看成是卡夫卡父子俩矛盾重重的原因之一。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卡夫卡写了一封长达三万五千字左右的信，这就是被文学史家和评论家们津津乐道的卡夫卡的《致父亲》。
我们可以将《致父亲》看成是一封单纯的父子之间的信来阅读，也可以当成是一部自传体文本来读，也可以当成具有文学史意义的文献来读，当然，也可以当成是一份精神分析的报告，或者是婚姻爱情的自我检讨、解剖、省察，也可以当作伦理学、心理学，乃至政治学著作来读。卡夫卡在通过这封超长的信向父亲阐述了自己作为儿子、作为男人的某些理念和态度，也在无意中给后人留下了一份精神遗产，它甚至比单纯的文学作品更具有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
卡夫卡在这封长信中首先对自己的婚姻问题进行了反思，检讨和解剖，但他那三次失败的婚姻，除了他自身性情中的三心二意，花里胡哨等特点之外，在某种程度上与他父亲有关，最主要的是早年父亲横加干涉他的婚姻，并毫无遮拦地表达了对他女友的蔑视和侮辱。一次，父亲在针对卡夫卡的某桩婚事时，这么说道：“她也许随便找了一件衬衣穿上，就像所有的布拉格的犹太女子那样，于是你就决定娶她了。而且越快越好，恨不得过一个星期，明天，今天就要。我真不明白，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又是个城里人，你除了见到谁就马上想娶他，就想不出别的主意来了吗？”显然，这几句话的杀伤力是巨大的，常人姑且难以承受，更何况是一个作家的卡夫卡呢？但仔细分析，父亲的话也不是全无道理。作为一个文人，虽然不至于像流氓地痞那般没素养没档次，但卡夫卡在对待婚姻方面确实也不够成熟，甚至在他父亲看来，不仅很不严肃，甚至不负责任，太随便。众所周知，卡夫卡对妓女是情有独钟的，多情风流是文人的普遍特征，但多情并不意味着就真情勃发，待人实诚，风流并不见得就是风雅，高雅，有品位。但卡夫卡虽然不至于薄情，但他对妓女的态度，也可见其性格和修养之一斑。在他致知己、奥地利犹太作家马克斯·勃罗德的一封信中，他写道：
“……就这样我无可奈何地要去找一个只是友善地抚摸我的人，所以昨天我同一个妓女在旅馆里。她太老了，已经不会产生忧郁之情，她只是感到遗憾（虽然她并不为此惊讶），因为人们对妓女不像对一种情爱关系那样亲切。我没有安慰她，因为她也没有安慰我。”（见《卡夫卡集》中《致马克斯·勃罗德》 第424页 上海远东出版社。这封信写于1908年9月 于布拉格）
我特别注意到了两句话，一个是由于太老，那个妓女已经不可能挤弄出一副忧郁的神情讨得文人卡夫卡的欢心或怜悯，人们对待不再年轻的人，比岁月对待不再年轻的人还要刻薄和残忍，卡夫卡也不例外；第二句就是最末那一句，“我没有安慰她，因为她也没有安慰我。”这句话意味深长，也点出了卡夫卡性格中的另一面，既有赌气似的小孩子性格，也有一个嫖客的寡情，甚至是无耻。一个多多少少与沦落风尘者相染的男子，自然不会在婚姻走得更远，他对爱情和婚姻的理解，自然也有别于常人，这在作为父亲的眼里，这个儿子自然就不被他瞧上眼，认为儿子的任何事业都是不对头的，是与他背道而驰的，他的奚落、侮辱和鄙视，是一个父亲极为正常的管教措施。但这无疑极大地伤害了异常敏感的儿子。这使得父子关系一开始就恶化，无法修缮，只能破破烂烂地，双双往岁月的深处——不同的领域——走去。《致父亲》这封长信的一个特点，就是卡夫卡针对这种伤害带来的长辈与晚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由于在这个地方我一切都失败了，所以我担心我也不能够把这些结婚试图解释清楚。然而我这封信的成败是取决于这的解释之成败的，因为，一方面在这些尝试中集中着我所能支配的所有正面力量，另一方面我描绘成你的教育的副产品的那些因素，如虚弱、缺乏自信、负罪意识，这些因素在我和结婚之间划出了一条警戒线。”
“你这样地看待我，是无法解释的，只有旧的罪孽和你的极深的藐视才可能是原因所在，而这事又一次给了我的内心最深处以打击，而且是沉重的。”
“为什么我没有结婚呢？这里当然像所有地方一样，有种种障碍，但生活就是由越过这些障碍组成的。最重要的是，可惜超脱了具体事例之外的障碍却是：我精神上实际上没有结婚的能力。这一点表现在：从我决心结婚的那一瞬间开始，我就再也无法入睡了，脑袋日夜炽热，生活已不成其为生活，我绝望地东倒西歪。”
“我想进一步做番解释：在我的结婚尝试中，两种似乎是截然相对的因素激烈地在我与你的关系之中碰撞，比其他任何场合都更激烈。结婚当然是对最充分的自我解放和独立的担保。那就我就会有个家庭，这是我心目中人力所及的最高点，也是你多达到的最高点；那样我就与你平等了，一切旧的、新的耻辱及暴政将永远成为历史。……如果我想要在我所处的与你的关系中获得独立，我就必须做某种同你毫无关系的事情；结婚虽是最伟大的事，并赋予人以最可敬的独立性，但它同时也与你有着最密切的关系。所以要想从这里脱身，是某种接近狂想的东西；几乎每一次尝试都会因而受到惩罚。”
“有一种看法认为，对结婚的恐惧心理有时是这么来的：人们害怕自己对父母犯下的罪过，将来会由子女来施还在自己身上。……你这种想法也参与影响了、促成了我的无能力婚姻现象。”
在卡夫卡看来，他对婚姻的要求之所以显得极为疲软，可以说是无能力的婚姻，并使他异常难受，乃至绝望，“是有着其他的原因的。这就是您与孩子们的关系，整个这封信所探讨的也正是这一关系。”只是这种探讨有没有意义，有没有结果，尤其是能否得到父亲的理解、支持和认可，卡夫卡自然是不自信的，对父亲专横野蛮的性格，卡夫卡没有理由自信，而他整个一生中与父亲的交往和对峙中，几乎从没有自信过，他能在想到父亲时不“瑟瑟发抖”，已经是相当的了不起了。因而他的这种欲望和最后下定决心的探讨，对他的婚姻并没有多大的好处，其实他也知道这点，他的有着不大不小的资产的父亲，不可能花费心思和精力来同他讨论婚姻和家庭的，那是一个生意人，资本家，他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大相径庭，这使卡夫卡很不爽，他的婚姻无力感觉也就可想而知，不过，这个同样有着卡夫卡家族血统的文人，并没放弃他的努力和批判。
针对父亲曾经对他和他的女人的侮辱，卡夫卡在信中也提到了：
“你几乎从来没有比这次用言语对我的侮辱更深的了，也从来没有更清楚地表示出你的轻蔑。……今天若从这个角度看，只能使轻蔑的程度显得更甚，但当时开始踏上征途的这个年轻人一开始就陷在那里动不了了，在你眼里，他今天没有增加丝毫经验，而只是减少了20年年华。我为一个姑娘所作的决定在你看来毫无价值。你始终（无意识）地压制着我的决断力，现在却（无意识地）自以为知道它有多少价值了。你对我在其他方面所做的自救尝试一无所知……你这么做给我带来的耻辱，在你眼里是与我通过结婚会给你造成的耻辱不可比拟的。”
这种断然拒绝，毫不客气的羞辱的做法，始终没有停止。一九一九年，卡夫卡喜欢上了鞋匠沃里切克的女儿，打算和她结婚，并将这一想法告诉了父亲，但父亲同样以不可商量的口吻加以拒绝，理由是这姑娘的父亲地位卑微，他赫尔曼的儿子怎么能娶这样一位出身卑微，穷困寒酸的女人为妻呢？这无疑又是本已极不和谐的父子关系裂痕更深。卡夫卡写道：
“两位姑娘虽说都是偶然的选择，但都是选择得非常好的。你竟会相信，我这个胆小的、踌躇的、多疑的人是心血来潮地决定了要结婚的，比如由于被一件女上装迷住而心血来潮；这又一次证明了你对我彻头彻尾的误解。……两位姑娘谁也不曾使我失望，而是我使她们失望。我对她们的看法一如既往，今天仍同当初想要同她们结婚时一样。……以我们现在这种状况看来，结婚算是与我无缘了，它正是你最堪称独领风骚的领域。有时我突法奇想，觉得在打开的世界地图上，你正四脚八叉地躺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