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郑和下西洋不同，求法僧们没有来自国库的强有力的支持，也没有强大的船队作后盾，只是凭着一股舍身殉法的勇气踏上漫长而艰险的旅途。在漫长的求法途中，他们深入细致地学习了各国的文化，广泛考察了各地的历史地理和风土人情，留下许多极有价值的著作。其中，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新罗僧慧超的《往五天竺国传》，日本真人元开的《唐大和尚上东征传》、圆仁的《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记》等著作先后被翻译成日文、法文、英文等多种文字，是研究亚洲地区佛教与社会状况的宝贵资料，也是研究中西交通的重要著作。巡礼佛地的唐僧留学印度多年，深人地了解五天竺的政治经济状况和风土人情，得到了南亚、东南亚一带许多国君的礼敬，与各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大大促进了各国间的政治交往和文化交流。
求法僧的航海活动不仅加深了中国人对南亚和东南亚一带的了解，而且对中外交通的发展和航海业的进一步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公元1405年，在义净留学印度的几百年后，著名的航海家郑和奉帝王命令，率领明朝庞大的船队开始伟大的远航，他们沿着唐代海上求法僧的足迹前进，南下到达了东南亚、南亚一带，又继续航行，到达波斯湾和非洲的东海岸进行访问和贸易，创造了震惊世界的航海壮举。
原载于《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四、唐代僧侣的游方与文化
在佛教鼎盛的唐代，中国的山川河流、番地边塞，无不有游僧的足迹。公元702年，武则天令万善寺尼妙胜于五台出设斋供养，从四方拥锡而来的僧人多达上万。唐代的许多高僧如玄奘、法藏、澄观、湛然、神秀、慧能、道宣等，都曾裂裳裹足访师于千里之外。为了弘扬佛法，玄奘、义净与鉴真等人舍身忘死，或东渡沧溟传律于东邻，或西跨大漠求法于五天竺，足迹到达了亚洲的许多地区。唐代佛教充满了勃勃生机，宗派林立，此消彼长，兴衰更迭。这一阶段成为中国古代佛教最兴盛的时期。西游僧人怀着对宗教的极度热忱，涉流沙至印度瞻仰圣迹，传播佛学，给中国古代文化注入了新的养分。许多高僧博学百家之长，在医学、史学、文学、天文学、目录学等许多方面获得巨大成就。
唐代僧侣的游方与佛教发展
游方活动曾极大地影响了唐代佛教的发展。
佛教的发展与佛典的翻译是并行的。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国的佛教经典多自西域转译或由来华的天竺僧人传译，意义混淆，漏洞百出，给佛教的发展造成了很大障碍。高僧玄奘广拜名师，刻苦钻研，“每慨古贤之得本行本，鱼鲁致乖；痛先匠之闻疑传疑，豕亥斯惑。窃惟音乐树下必存金石之响，五天竺之内想具百篇之义。遂发愤忘食，履险若夷，轻万死以涉葱，河，重一言而之奈苑”［唐］彦立等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序，中华书局，1983年版。。唐沙门步玄奘之后尘，也纷纷西行以寻访知识，遍求善本。太州沙门玄照，齐州道希、师鞭，并州道方、道生，京兆末底僧诃，长安玄会，洛阳智弘，益州明远、义朗，义玄，荆州道琳，襄阳灵运等人行程几万里前往印度，掀起了一股西天求法的热潮。同时，印度的高僧金刚智、菩提流志、佛陀波利、善无畏、那提，般若等闻支那佛法崇盛，也锡指东方，远涉流沙来到中国。中国佛教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僧人的西游直接导致了翻译僧的活跃，引起了新译的产生。唐代历代帝王经常组织译场翻译，成绩颇为可观。译场的译主多为印度来华高僧和唐朝前期西游高僧，其中以玄奘成就最高。玄奘曾在印度广为游历，享誉于印度各国。回国后系统地对印度佛学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前后所译佛经达95部之多。由于他精通梵文，所译精确异常，开辟了译经史上的新纪元。另一位西游僧义净也译了50多部，以补玄奘之不足。此外，梵僧不空又翻译了不少密宗的经典。高僧赞宁高度评价了玄奘等人在译经史上的地位，称唐以前高僧法显等人“多善一方，罕闻通解。唯奘三藏究西土之音训瞻诸学之川源。如从佛闻曲尽其意，次则义净躬游彼刹，妙达《毗尼》，改律苑之妄迷注密言之引合。遂得受持有验流布无疑矣”《大宋僧史略》。。大量梵典的翻译，校正了从前翻译上的许多错误，为解决遗留几百年的疑难问题提供了丰富完整而可信的资料。印度佛学的源流发展被全面系统地介绍到中国，给当时混乱的佛学界注入了活力，为唐前期各宗派的成立和佛教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不仅如此，西游求法活动本身对教界冲击也很大。玄奘到达长安时，全城居民倾城出迎，盛况空前。唐太宗非常敬重法师的人品与学识，常召奘师入内殿长谈。太宗在看了玄奘所译《瑜珈论》后叹道：“朕观佛经譬如瞻天俯海，莫测高深。……其儒道九流之典比之，犹瀅之池方溟海耳。而世云三教齐致，此妄谈也。”［唐］彦立等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6、卷5，中华书局，1983年版。应玄奘奏请，太宗诏京城及天下各州各度五人。佛教经隋末大乱，原本受到很大破坏，但经玄奘等人的努力，又重新兴盛起来。
西游僧人的东述促进了佛教宗派的成立。魏晋南北朝以后，佛教书籍虽不断出现“成实宗”“摄论宗”“涅槃宗”等说法，但皆无完整的教义。时至唐初，随着对佛教教义总结概括的完成，有系统的理论和规仪的宗派才逐渐形成。僧徒们周游讲席，精研教义，融汇前人之说而成一家之言，佛教进入了全面开花结果的阶段。唐太宗、唐高宗统治时期，法相宗盛极一时，其创立者玄奘的门徒多达三千。与此同时，法藏广泛求学，吸收了玄奘新译的一些理论，创立了华严宗。净土说法早已在流传，但至唐代高僧善导撰写了《观无量寿经疏》《转经行道原往净土法事赞》等重要著作后，方完备地形成了宗义行规。律宗也建立完备。隋末唐初高僧智首撰《四分律疏》，其得意门生道宣发扬师说，并跋涉山川至四方广泛求学，终于融通百家而开宗阐化。密宗也是在唐代形成的。玄宗时，“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相继从印度来到唐朝，带来了不少密宗经典，并于两京大弘密宗，密宗至此形成完备并风行于天下。
此后，僧侣们参学于各宗大师，不断有后起之秀创立新说，脱颖而出。唐初法相宗达于极盛，玄宗时密宗大盛于两京地区。天台宗一向弘法于东南一角，无法与北方宗派相抗衡，但至湛然重振教门，声势大震。华严宗也由清凉澄观再度振兴。澄观广泛地到各地游历，先学相部律，又从昙一学南山律学，再从金陵玄壁学三论。后又至钱瑭天竺寺听法铣讲《华严经》，至牛头慧宗、洛阳无名和北宗慧云咨决禅理。澄观的思想中掺有禅宗、天台宗等派的内容，体现了诸宗融合的倾向。禅宗在北方佛教兴盛之时，也在南方不断发展自己的势力。慧能及其弟子怀让、行思、再传弟子希迁、道一等传法于南方各地，使长江以南整个地区在其影响之下，其他的宗派无法与之相抗衡。总之，整个唐代，各地僧人负笈奔走，博采众说而后成一家之言。不断有僧人开辟新的固地，使佛教的发展到达了最鼎盛时期。
唐代僧侣游方与唐代文化的发展
佛教虽以解脱为本，讲究佛教教义的举习，同时也很注重博采众家之说。唐代高僧游学四方，遍学印度五明，博取儒释道三教，对唐代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伟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