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培育僧材的办学理想，将化约落实为研究方向的具体规划，除了充实佛教三藏教典的研习与佛教现代思维的训练之外，更以学院的课程特色与师生过去社会运动与学术研究的成果为基础，发展有主题特性的研究方向。如环绕“人间佛教”为主轴的相关议题，如护生议题（含环境保护、生态保育及动物权等）、戒律议题与女性议题等。而在学院图书数据中心的馆藏上，除了佛学三藏教典及思想义理等经典、专著、论文的收藏之外，也将配合此诸主题，而搜集相关数据。他们已以有限的办学资源，初步发展成有特色的专门图书信息中心。
三、人间佛教的社会关怀活动
昭慧法师在当代台湾之所以广受关注，除了继承和发展印顺人间佛教思想外，更重要的是她作为一个宗教家，怀着大乘佛法普度众生的慈悲胸怀，凭借那种基于信仰的力量而张扬起来的理性精神和呈现出的意志品格，积极投身社会关怀活动，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作为一个宗教家，一个比丘尼，一个印顺“人间佛教”思想的积极追随者，昭慧爱教护教的赤胆忠心与无私无畏是令人钦佩的。昭慧始终把维护出家人（尤其是比丘尼）的平等地位作为自己分内职责，只要遇见任何辱慢僧尼的言行，昭慧总要挺身而出，“不平则鸣”。1988年，昭慧在“中国佛教会”秘书长了中长老支持下，在中佛会名义下组织成立了“青年委员会护教组”，并任组长。当时她和性广等人，“竟然就着一叠存证信函、几个信封、邮票，再加上一支电话和一台传真机”，同社会上各种辱慢僧尼的言行进行了严正交涉。如“思凡”事件[51]在当时社会引起极大反响，昭慧等人通过不断努力和抗争，终于使对方作出让步，通过这一事件不仅使“佛教经常受虐的局势改观了，僧尼在台湾的正面形象也逐渐大过负面的刻板印象了”。而台湾媒体也因此改变了对佛教动辄戏谑的态度。[52]这一切为谋取佛教和佛教徒在台湾社会的平等地位奠定了基础。此后在涉及佛教利益的重大事件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昭慧仿佛护法使者的身影。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观音像事件[53]、佛诞放假运动[54]等。
昭慧另一个广受关注的举动是为了谋求佛教内部的男女平等而掀起的“废除八敬法”运动。所谓“八敬法”是指佛教产生与流转过程中形成的针对比丘尼制定的八条戒律。经印顺导师研究，认为“八敬法不是别的，是比丘尼僧属于比丘僧的约法（八章），说明了比丘尼在佛教中的地位；也就是比丘尼承认比丘僧的优越领导权”[55]。其中“犯尊法，于两众行半月摩那堙”是违反“尊法”的罚则，另七条中有四项规定是各部律一致的，包括：“一、于两众中受具足；二、半月从比丘僧请教诫，问布萨；三、不得无比丘住处住；四、安居已，于两众行自恣。”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由于一般比丘尼知识水准低、过于重感情、组织能力差，要她们接受比丘僧的教育与监护。而另三条：“一、受具百岁，应迎礼新受具比丘；二、不得呵骂比丘；三、不得说比丘罪。”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在一定程度把当时印度社会男尊女卑的思想带入佛门，是真正“世俗化”的，也违背了佛教“众生平等”的基本教义。为此，2001年3月，在台北“中央研究院”举办第二届“人间佛教、薪火相传”学术研讨会时，昭慧公开宣读《废除八敬法宣言》，并联合僧俗两众，当场撕毁“八敬法”条文，要求废除对出家修行的女众带有歧视性质的所谓“八敬法”。这一惊世骇俗的举动，立即在台湾各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时间，学界、教界知名人士纷纷撰文，对“八敬法是否是佛制？是否应该废除”等问题发表见解，甚至一度还惊动了已九十多岁高龄的印顺导师。此事虽然至今尚无定论，但昭慧为争得比丘尼的平等地位而表现出来的巨大勇气和胆略足以震古烁今。
更加引起人们关注的是，昭慧作为一个出家人，一改传统山林佛教隐世清修、但求自了的消极做法，发扬“人间佛教”人世关怀、普度众生的慈悲胸怀，走向人间、走入社会，积极从事社会活动，为伸张正义，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作出自己的努力。
昭慧认为，台湾在民主化过程中，很多苦难的发生，并非慈善救济就能解决的，因为许多苦难源自政策或是法律的不周乃至错误，这时必须要有社会运动团体，成立NGO（非政府组织），用NGO的力量来监督议会问政与官僚施政……并且要求他们变更不当的法律与政策。[56]而“人间佛教”既然以“建设人间净土，救度苦难有情”作为职志，面对弱势群体与苦难生灵以及遭到严重破坏的生态环境，如果明知道这是源自错误的法律与政策，“人间佛教”的奉行者又怎能置身事外？许多苦难来自罪恶，但一般佛教中人往往只想挽救苦难，不愿从根源切断罪恶，作为“人间佛教”思想的追随者必须正视这一现实问题，以更积极的态度面对政教关系，积极投身社会运动。为此，昭慧始终保持对社会的高度关注，对苦难众生的高度关注，她甚至在众生平等的理念下，把护生的目光投向那些孤独无助的弱小动物。1992年，台湾民间曾经掀起一种名为“挫鱼”的残忍运动，即用无饵钓钩，将池鱼戳得遍体鳞伤，惨不忍睹。一时间挫鱼业大兴，台湾到处可见挫鱼场和挫鱼客。昭慧为此联合各宗教、艺文界和媒体的有识之士，发起“反挫鱼”运动，获得极大响应，迫使当时行政院长郝柏村下令严格取缔挫鱼业，使这一风潮始告平息。通过这一事件，昭慧认识到人们对生命（尤其是动物生命）的不尊重乃至肆意凌虐由来已久，绝非一次运动可以全面改进，要有有识之士成立专门组织，有计划地长期宣传教育，把“爱护生灵、珍惜生命”的观念深植人心。为此昭慧发起、得到台北延平扶轮社及社会热心人士的响应，成立了“关怀生命协会”，由昭慧担任理事长。该会基于众生平等的信念，以关怀动物为关怀生命的起点，以提倡动物权、为动物争取福利，保育野生动物与维护生态平衡为宗旨。希望通过立法、教育及各项适时行动，以拯救动物免于囚禁、虐待、遗弃、伤害、残杀或灭种的悲惨命运。该会成立后，为保护动物做了大量的工作，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从而也唤醒了人们尊重生命、爱护生命的意识。从早年关怀生命协会的创立到近年“反赌博合法化”等等，到处可以见到昭慧法师作为其中坚人物挺立，作为公众人物发表其基于佛教立场的睿见。
尽管人们对昭慧的所作所为见仁见智，褒贬不一，但昭慧作为印顺法师最积极和忠实的追随者，她对于人间佛教思想的大力弘扬，她在新佛教伦理学上的卓越建树，以及她秉着佛在人间、普度众生的信念而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做法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四、性广法师及其“人间佛教禅法”自菩提达摩（？—535）来华，禅法在汉地的传授弘扬已有1400余年历史。如追溯东汉末安世高来华传授禅数，那更有1800余年历史，禅法——可喻为历经千年沧桑考验的虬松之干，其枝叶更是茂密昌盛，覆盖大半中华。其间，禅法修定求解脱的主干——内在精神未变，其外在形态适应汉地自然环境、社会与时代的需求，则至少已三次抖去残叶，长出新枝：其一即为达摩来华，化偏于小乘的禅数为大乘禅法，初创禅宗。其二为六祖慧能重心悟的禅法大行与《坛经》的问世，禅法与汉人的深入体验结合起来，禅宗的修行自此有了独创的经典可遵循。其三或可称《百丈清规》的创立，自此禅门制度确立，保障了禅法在汉地的绵延。可见，禅法一向古老而常新。
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的变迁之中，人间佛教理念的提倡正契理契机，但仅有理念而欠修证，或者修证跟不上，则难免落“唱高调”之讥，更严重者则会削弱僧团凝聚力。对此，海峡彼岸已有前车之鉴。海峡两岸佛教同仰佛陀，人民同出于中华文化血脉，大体同构同根。因此，无论中国台湾佛教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还是其教训与经验，对大陆都有一定借鉴意义。而古老而常新的禅法如何与人间佛教理念相辅相成，也曾是大陆面对的问题。
早在1993年，针对人间佛教的提倡重各项社会事业，而轻忽修行的偏向，中国台湾的佛教学者已经提出了质疑。[57]参禅正是人间佛教主要的修持途径之一，现代人间佛教理念的首创者太虚就曾由参禅阅藏而开悟。但其实重事业轻修行这一问题，在那时众多的太虚弟子后来的人生抉择中已隐约浮现，有个别太虚弟子后来之所以回俗，虽然有被当时的历史环境所逼迫的客观因素，但也不能说与缺乏修证体验无关。但当时这一问题还被其他更为紧迫的问题所掩盖。至20世纪90年代，这一问题刚提出，就引起了人间佛教的提倡者重视。
人间佛教的提倡，目的之一是为了现代人的宗教需求，包括修证需求得到满足。因而首先，[58]释圣严在其有关禅学著作中，已结合他“透过自己的经验，将释迦世尊以来的诸种锻炼身心的方法，加以层次化及合理化，使得有心学习的人，不论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以及资禀的厚薄，均能获得利益”[59]。这一“层次化及合理化”的禅法无疑更容易被现代人接纳。圣严法师的做法在法鼓山各道场、分会得到了推广。释星云则早在1986年通过电视台播出《星云禅话》，1987年已出版该书，而且流通量与影响都很大，对学习者的修证也有助，但就其内容看，大多是禅门公案的现代解说；就其主要旨向看，应为星云大师通俗弘法的一方面，当然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如作为佛光山系对上述问题的自觉回应，则应数佛光山禅净法堂编写的《佛光禅入门》，此书宗旨“为了让参禅者在‘行门’上能有次第、有方法地修习，在‘解门’上能有系统、有正确地认知”[60]。就其内容看，则呼吸禅（初级）、慈悲禅（中级）、般若禅（高级）等无不囊括，较能适应现代人多层次的修证需求。从渊源而论，法鼓山与佛光山系都主要承传发扬了太虚的人间佛教判教体系。2001年由法界出版社出版的释性广《人间佛教禅法及其当代实践》及其激起的反响，则代表了直接继承释印顺人间佛教判教体系的教团业已唤起的修行自觉。当然，印顺也是太虚理念的继承者，但在判教方面与太虚有异。
由太虚首倡的“人间佛教”思想已雄居当代中国佛教思潮的主流，释印顺作为当代最负盛名的佛学思想家，其思想处于台湾佛教界的领先地位。自然，对印顺佛学思想的各种指责和质疑也时有发生，其中有的观点就认为印顺长于理性思辨而轻于实践修证，如台湾著名佛教史学家江灿腾在高度评价印顺佛学思想的同时亦指出：“（印顺）固然对治了传统中国佛教常有的重经忏法会，喜神密神通的流弊现象，但是同时也削弱了宗教体验的成分。”[61]这一观点就其对激进的反拨而论有其合理性，就其实质而论则因缺乏亲证，未必洞见深处。
释性广（1962一）则因注重修证，通过印顺人间佛教理论及其修证思想的践行，确实体验到了印顺思想的深处。性广，台湾嘉义人，曾获玄奘人文社会学院宗教学硕士，现任台湾关怀生命协会理事长，佛教弘誓学院院长。早年深喜禅修，并师从释昭慧学习印顺著作，她结合自己禅修体验，撰写出版了《人间佛教禅法及其当代实践》一书。该书初稿乃其硕士论文，江灿腾系论文指导老师之一。江灿腾在该书序中，从创新角度看，甚至把该书誉为当代台湾第一位“人间佛教禅法”思想体系建立者。性广法师目前还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并在大学授课。教学之余，也常至台湾各地，特别是到佛教慈济基金会的道场交流与传授禅法。
性广的禅学理论源于印顺倡导的“人间佛教”思想。在性广看来，印顺能以深厚的佛学学养和知识理性为准绳，综观古今佛教的演化，辨明其演化各阶段的损失得益，由此提出的人间佛教思想主张，兼顾时代需要和社会关怀，完全能终生服膺。因此性广自觉“是师承印顺导师的思想系统的”[62]。性广提出“人间佛教禅法”的目的之一，就是想用禅观的体会去验证以印顺导师的深刻智慧所洞见的佛法要领的正确性。
有人认为，印顺特有的慈和宽厚、清静淡泊的生命特质，固然使他能穷一生之力深究佛法，取得丰硕成果，但也使他缺少营造强大势力的主观愿望，无法构成开宗立派的祖师气势，甚至被讥讽为“思想的巨人、行动的侏儒”。因此性广在师承印顺“人间佛教”禅学见解的基础上，试图建构一个较具系统性和时代新意的当代“人间佛教禅法”，以回应对印顺思想“重思辨轻修持”的质疑，这一禅法体系并不是纯由心证或别出心裁，而是秉承佛法契理（回归佛法本质）与契机（回应时代因缘）原则的，其宗旨是要修行者效法佛陀发心修学的同时，要走人人间悲悯众生苦难，即以出世之心广行利生之事，从世间事业中行菩萨行，乃至直入解脱。
佛教作为一种哲学，更是一种宗教，它除了像其它哲学拥有严谨的理论外，更注重从实际的修证中达到信仰境界的圆成。印顺说：“从宗教的本质来说，各宗各派的成立，都是建立在由修行而证得的某种体验……这不但限于禅、净这些注重修行的派别，就是台、贤等注重教理开展的大德，也都是从修证而建立起他们的理论……这就是所谓‘从禅出教’。这种‘从禅出教’的精神，才能发挥宗教的真正伟大的力量，所建立起来的理论，也才具有生生不息的真实性。”[63]因此性广在学习继承印顺“人间佛教”思想的同时，提倡“人间佛教禅法”。应该说佛教的闻思学行，是不能略去修证不谈的。当年释迦牟尼成佛前就在菩提树下入定，方才证得无上佛法。而佛陀教导的三增上学戒、定、慧中，除戒学是规定佛徒的外在行为规范外，定学和慧学都涉及修证，因此除非不学佛法，乃至于不行菩萨道，否则绝对会涉及修证问题，而禅修乃修证的主要途径之一。因此提出“人间佛教禅法”是完全必要的。而“人间佛教禅法”的修持则是建立在人间佛教思想的见地与愿行上的，即：起步发心，就要发菩提心，或增上心，而非厌离心。菩萨行人修禅，不是为了自利，而是为了培养堪能性，以利种种利他事业。[64]
性广提出的“人间佛教禅法”，一方面继承印顺思想，要求对中国佛教传统修持法“刮垢磨光”，另一方面实际上也借鉴了南传佛教禅法，但意在“重光禅观古学”，包括达摩禅。其着眼点主要在：
1．扫除传统禅修知见的迷障。传统禅法在中国历经千年演变，许多后人对其内容妄作添加，随意附会，致使佛法本意被弄得面目全非。因此人间佛教禅法的建构应努力重光禅观古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