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日本侵略战火烧到了湖南，巨赞法师发起成立“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昌明到罗汉寺后，也义不容辞地参加了该会组织的“抗日僧伽救护队”，上抗日前线救护伤病员。1943年12月，太虚应邀至桂林弘法。当时昌明在祝圣寺弘化社，闻讯再次赶去得以亲近太虚。不料这已是最后一次见面了。随着抗战胜利，太虚先至南京，后回上海于玉佛寺圆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昌明回到家乡，任枝江弥陀寺住持。1954年，听说虚云大师在江西云居山真如寺恢弘百丈家风，昌明不辞迢迢，远赴请益。1956年，他被请至汉口，任护国寺监院。不久移驻汉阳归元寺。翌年，被中国佛学院研究部录取，得以进一步深造。但随着一个个政治运动浪潮卷来，中国佛学院已难以为继。1960年，昌明法师不得不卒业，回武汉任归元寺监院。
“文革”初期，各地佛教寺院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归元寺作为当时武汉地区首刹，亦首当其冲。“红卫兵”到归元寺查抄所谓封建主义黑材料，说什么这是封建思想根据地。昌明法师巧妙地与之周旋，他用大纸写上“反封园”大字，贴在“归元禅寺”匾额上，使他们难以动手，把寺匾保护下来。又作“种种随顺劝导”，使这些被极“左”思潮鼓动起来的狂热青少年的行为“得以节制”。[32]1967年闻名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后，多个所谓“兵团”、“造反司令部”先后强行占据归元寺，并在寺内开设工厂。昌明法师只能把大雄宝殿、罗汉堂、藏经楼等主殿从里向外反锁，用东西顶住门，在外面贴上封条。但这些措施后来也不顶用了。1968年4月6日，法师感到形势已失去控制，冒着巨大风险与压力，上书周恩来总理，说明归元寺及其所保存的文物的危急状况。当时，大多数寺院僧人已被扫地出门，仅存者也多噤若寒蝉，周总理本人也面临着林彪、“四人帮”的攻击，危险可想而知。但庆幸的是，不到半月，周总理就亲笔批复保护归元寺，造反派不得不在解放军武汉警备司令部的命令下，撤出归元寺。这一名寺在“翠微公园”的名义下得以留存，而且基本完好，在全国罕见。消息传出，周边有些寺院也得以减轻了压力。这些都得归功于昌明法师的大智大勇。
周恩来虽于1976年逝世，但因有周总理的亲笔批示在，1979年归元寺即得以恢复原名，列入首批对外开放的寺院。当年11月，昌明法师荣任该寺住持。他是经历“浩劫”后第一位升座的方丈，这是恢复由僧人自主管理寺院的第一步，标志着中国寺院管理体制的重大转折。昌明法师后又接任湖北黄梅五祖寺、武昌宝通寺住持，兼武汉市佛教协会会长、湖北省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协常务理事、中国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副主席，湖北省人大常委、武汉市政协常委等职。
五、恢复太虚创办的武昌佛学院
太虚于1922年创办了武昌佛学院，被称为佛教的“黄埔”，新佛教运动的发源地。当年培养的佛教人才济济，惜因日本侵华战火烧到武汉地区，于1938年停办。抗战胜利后，曾一度拟恢复武昌佛学院，先期恢复世界佛学苑图书馆（武院后期别称），由太虚弟子苇舫主持。[33]但1947年3月太虚圆寂，随后大江南北又陷入战火，武院恢复未果。
20世纪80年代，佛教在全国逐步恢复发展，但因“文革”浩劫，也面临着严重青黄不接的人才断层问题。1992年1月，中国佛协会长赵朴初呼吁：“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事情，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34]就湖北省而言，许多寺院得到恢复、重建，经政府宗教管理部门批准的合法佛教活动场所更多，但是僧才奇缺，“许多大小寺庙长期空闲（笔者按：不是空着，而是由居士或不懂佛教的村民管理），无僧人或无住持”[35]。迫切需要高素质管理者。
昌明法师对太虚的人间佛教思想深为崇仰，对太虚办武昌佛学院的教育思想也有所了解。他作为湖北省佛协会长，对培养湖北的佛教人才也负有责任。在当地政府民族宗教局的支持下，经过他与其他高僧大德的多年努力，湖北省和武汉市佛协的具体筹备，1994年，武昌佛学院终于得以恢复重建。新院址设于洪山宝通寺。昌明法师在复校典礼上讲话说：新生的武昌佛学院要继承“武昌佛学院创始人太虚佛学思想的正信精华：学佛必须先学做人，成佛必须先成人。我们办学宗旨就是培育僧才，振兴佛教”[36]。
发扬人间佛教思想是武昌佛学院的办学宗旨与理论基础，昌明法师曾多次强调，湖北省佛协秘书长万松亭先生也一再重申。他们把太虚人间佛教的人世思想具体化至当代，理解为就是学生的学习要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要爱国爱教，利国利民，为国家的富强作贡献。这倒与赵朴初对人间佛教思想的阐发很接近。因此，学校既开设多门佛学课程，也为了适应社会和建设的需要，开设古汉语、历史、地理、政治、书法、体育、财会等课程。此外，每周还有一次专题讲座。从课程设置看，相当于国内中级佛学院。
继承太虚的八宗平等思想与“中华佛化之特质在乎禅宗”思想，[37]昌明法师在修行上以禅为主，博取各宗之长。为适应当时广大信众，特别是老年信众的要求，主张“禅净并重”[38]。因而，恢复重建的武院佛学课程安排有禅宗经典、净土经典、律学纲要、丛林生活制度、唯识学等。
应当承认，昌明法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的只能是太虚的人间佛教思想与办学精神。
沧海桑田，原武昌佛学院遗址已不可能恢复了，太虚当年在武院积累的丰富图书资料也早散佚。五十年后，曾在原武院任教的教师也早已星散逝去。在物质条件与师资方面，昌明法师可以说一切从头开始。校舍与教室等均由他住持（后由道根法师接任）的宝通寺提供。太虚曾任院长，20世纪80年代最早恢复的闽南佛学院以及四川自贡佛学院等院校、浙江三门多宝寺等寺庙、港台佛教界以及新加坡隆根法师等原武院学生，都捐赠了图书资料。恢复初期的武院专职教师人数不多，但其中也有原武昌佛学院的毕业生现身说法，使当年武院的精神风貌得以重现。新武院充分利用武汉作为华中地区文化教育中心的优势，聘请了十几位兼职教师，有来自中学的，也有来自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名校的。昌明法师还敢于启用年轻的有学识的僧人任教，如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的首届毕业生乘实法师就承担了律学和佛教概论两门重要课程。这也仿佛太虚当年在武院。
与闽南佛学院相比，较晚恢复的武院规模较小，与内地大多数佛学院一样，学生主要来自湖北各地寺院或佛协的介绍推荐。但其教学秩序相当整肃，教学质量有保证。首先，昌明法师要求寺院的法事活动不能冲淡教学。道根法师吩咐职事，一切佛事活动要避免安排在教学时间内。其次，严格执行教学计划，每学期授课17周，周学时约36课时。其三，专职教师认真负责，有的带病坚持上课，有的甚至患病临终前还不忘上课。其四，请专家、名师兼职或开讲座，如华中师范大学彭端淑教授讲《印度佛教史》，武汉大学吕有祥教授讲《三论宗概要》、《佛学辩证法》，武汉音乐学院周耘教授讲《佛教音乐》。古汉语专家童勉之、香港圣一法师等，都曾来开讲座。[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