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的时代主题是，佛教必须适应当时面临的形势，必须与巨大的社会变革相适应。“适者生存”是严峻的自然法则，在自然与社会中生存的佛教自不例外。巨赞法师（1908—1984）不但精通佛学，早年参与了诸多社会活动，与社会各界人士有广泛交往，是对这一点有很清楚的认识的佛教代表人物。
巨赞，俗名潘楚桐，江阴澄江贯庄村人。自幼多愁善感，早年就萌生了出家之念。与当时许多青年佛教徒一样，他崇仰着最早提出人间佛教理念的太虚大师，要求追随太虚出家。但那时太虚已不再亲自收徒，于是几经周折，终于在1931年经太虚介绍，他在杭州灵隐寺从却非法师出家，法名传戒，后改名巨赞。巨赞乃现代名僧之一，一生爱国爱教，在大陆备受人们推崇。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由于佛教一时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也由于有些人不了解人民政府的宗教政策，导致佛教界思想混乱，人心萎靡，组织上更是一盘散沙。于是在新的形势下，有近两千年传统的中国佛教向何处去？成为摆在佛教徒面前的重大问题。对此，巨赞毅然本着太虚提出的契理契机原则，参与筹组中国佛教协会，创立《现代佛学》，为在太虚圆寂之后，人间佛教思想在大陆的传承、阐发与恢复、弘扬，作出了特殊贡献。
一、不满现实社会深切关怀人间
巨赞自幼目睹当时社会苦难与黑暗，因而深怀“赤热真诚的正义感”，对劳苦大众充满慈悲与关怀。为了改变现实社会的悲惨状况，他早年受国民革命影响，积极参加社会运动。17岁时，他在江阴师范学校求学，就接受了革命思想。此后，不论在上海大夏大学读书，还是在家乡金童桥小学任校长，他都积极投身革命活动。出家后，除遍阅佛教经论外，又研读先秦诸子、宋明理学典籍，甚至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并且多次亲近有“现代佛教革命领袖”之称的太虚法师，因此虽为出家之人，却始终关怀着社会，关注着“人间”。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危险，各界民众奋起抵抗，以拯救国家危亡。巨赞虽为“方外之人”，却清醒地意识到自己首先是个中国人，因而在国难当头之际，毅然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在流亡各地途中，不顾个人安危，积极宣传和鼓动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运动。有一次巨赞在湖南常德向群众演讲，被国民党警备司令部抓去审问，面对恐吓，巨赞朗声反驳：“出家人不问政治，无党无派，但国土沦丧却是事实，如果贵党抗日，我偌大的中华何至于败在小小的日本之手？我等出家人何至于流离失所？”义正词严，驳得国民党军警哑口无言。抗战中苦难遍野，更加增长了他对于佛法救世的信心。他呼吁佛教界同仁投身抗日：“寄语山林深密处，倾危大厦要君扶。”为此他在中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帮助下，先后发起组织了“南岳佛道救难协会”、“佛教青年服务团”等团体，联合抗日信众，投身救亡运动。由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巨赞遭到当局的通缉，他被迫转移到广西桂林。在桂林期间，巨赞担任广西佛教会秘书长，创办了《狮子吼》月刊，在创刊号上，以醒目的位置刊登了太虚的文章。他还撰写了大量诗文，使《狮》刊成为继《现代僧伽》之后，太虚掀起的佛教革新运动中激进一翼的又一代表刊物。同时，该刊也大力宣扬抗日救国。巨赞频繁地抛头露面，不断出现在社会公众面前，以至有人对他产生误解，认为他作为一个出家人，与他们心目中的佛教似乎应远离凡尘、避世清修的形象背离太远。殊不知巨赞利用各种机会广泛接触社会，是希望借此“深入考察社会上每一个阶层的底蕴”，因为他认为对社会上的形形色色了解得越多，就更足以证明佛理的正确，从而坚定自己彻底改革佛教的心愿。[1]
由此，巨赞始终保持对现实社会的高度关注，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这既是大乘佛法“不离世间觉”的体现，也完全契合太虚所讲人间佛教成佛必先做人的根本精神。实际上，这正是人间佛教思想的体现之一。巨赞从小关注现实社会苦难，青年时代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与人间佛教思想有着天然的契合。
二、从革除明清弊端着手提倡佛教生产化、学术化
人间佛教思想之所以在中国近代得到全面、创造性阐发，与其从革除明清佛教模式的弊端着手有很大关系。由于种种原因，明清以来，寺庙大多弊窦丛生，丛林规范尽失，管理制度混乱，完全复制了宗法社会的家长制，严重制约了佛教在近代的生存发展。对此，巨赞深感痛心，经常思考如何结合社会实际，实现太虚提出的教制改革的问题，并于1944年，撰写成《新佛教概论》一书，系统阐述了他的革新思想体系。这也是他个人对人间佛教思想具有独特理解的体现。
书中体现的巨赞思想相当激进，与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有强烈的全盘否定传统的倾向。在该书中他认为，过去佛教由于和封建主义血肉相连，关系密切，佛教徒的思想行为大多是封建落后的，因此，佛教要想得到弘扬与发展，必须排除佛教中封建的思想与迷信毒素，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必须用科学的历史的观点，重新建构佛学理论，以指导佛教实践。为此巨赞提出佛教改革必须遵循“生产化”和“学术化”两个基本方向。
具体而言，在理论上，要积极发扬中国佛教注重学术研究的优秀传统，倡导僧人进行佛学研究，要深入研究大乘教理，去伪存真，澄清思想，从根本上阐述佛教的博大精深的教理，增进佛教的文化品位，加强佛教徒对于佛教的认识，以正信破除迷信。在实践上，要“无我”破执，发扬大乘菩萨的积极的济世精神，要废除传统的广建坛场、聚众讽诵以作佛事为衣食之资的恶习，革除佛教界存在的追求安逸享受，耽于懒散，脱离民众的弊病，号召佛教徒农禅并重，发扬“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百丈遗风，积极从事日常生产劳动，自食其力。这样可以打破旧时各寺院靠收地租为生的经济关系，帮助佛教徒立足于社会，培养僧众自立自强的精神。只有这样，佛教才能不被社会淘汰，佛法才能发扬光大。
他认为，人是众生六道之中最具有可塑性的一类。人间佛教的本质说到底是为了提升人本身，要求佛教徒走人——菩萨——佛的修行路线，即由凡夫修人间正行（五戒十善），进而发心学修菩萨行愿，由菩萨行愿趣证佛果的同时，更要发菩提心与长远心，普度众生。因此说佛法的弘扬与否，改革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佛教徒的素质。巨赞生逢乱世，耳闻目睹寺庙原有清规渐被封建教条和仪式所腐蚀，僧人素质更是良莠不齐，许多僧众不思济世利生，弘扬佛法，专注自修自了，甚至热衷于赶赴经忏，谋取私利。为此，巨赞提出要改革僧伽制度，改进佛教教育，整顿寺院，积极培养僧才，提高佛教徒素质。
从巨赞的这些设想与倡导中，不难看出太虚思想的诸多影响，诸如农禅并重，提倡正信破迷信等，都是太虚早在20年代就强调的，只是太虚晚年更趋稳重。而对巨赞来说，这些实际上与太虚当时正在着手的“整理佛教”密切呼应。后来赵朴初把发扬注重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也归纳到人间佛教思想体系中去，也分明受到巨赞这一思想影响。
然而，尽管当时巨赞为推行他的设想作了多方面努力，包括与中国共产党人以及社会各界人士进行广泛接触，以谋求支持，但终因时局动荡，机缘未就，不仅未能付诸实践，而且巨赞本人还为此遭受保守势力的谩骂攻击，甚至受到了生命威胁。
三、实践改革主张力倡“现代新佛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