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大陆，净慧法师既是近代禅宗大师虚云的亲承弟子，又对太虚人间佛教理论把握得较为深切，对赵朴初相关理念的阐述也相当准确到位。他的人间佛教思想在继承佛教根本与中国佛教优良传统的同时，也富含禅宗特色与创意。
净慧（1933一），俗姓黄，名建东。湖北黄岗（今新州）人。因家贫，仅一岁半就被卖给本县江集仙姑庙，幸得仁善、仁德二尼师心怀慈悲，精心抚养，并取小名“如意”。1940年正值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岁月，他八岁。因颇见聪颖，尼师们就省吃俭用，送他到附近私塾就读。这是当时贫苦农家子女想都不敢想的。1948年，仁德尼师又安排他到武昌普度寺，投宗樵和尚剃度，取法名净慧，号宗道，后随师诵习经文仪轨，并在寺办小学继续学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迁住武汉正觉寺、三佛寺等处。当时人民政府提倡僧尼要生产自养，净慧法师也随众投入生产劳动。他勤勤恳恳学习技术，在三佛寺毛巾厂的生产成绩出众，曾多次获“生产能手”称号。同时，在师公大鑫的亲自教诲下，他晨诵晚课，潜心佛经，旁及文史，道业也颇有长进。1951年初，听说虚云大师将在广东云门大觉寺启建戒坛，净慧不胜欣喜，一因自己已出家三年有余，当受戒以完法身；二是虚云乃禅门一代泰斗，如得受其法泽，道业可期。故即南下云门，全国各地闻讯赶来者亦甚众。他在大觉寺住下的第二天，承虚云之意，寺方给每位欲受戒的戒子就分下一亩荒地、一把锄头、六七斤花生种，大家一起开荒种地，上了农禅并重的第一课。同年4月初，遭遇了震惊佛教界的“云门事变”。7月，虚老抱病为各地戒子授三坛大戒。净慧法师经历了考验，也幸在云门复兴后第一次受具足戒的戒子之列。自此他在乳源参禅躬耕不辍，并于1954、1955年两次应虚云之召，前往江西云居山真如寺领受开示参学。第一次从云居山下山后，还朝拜了庐山东林寺、安徽九华山、南岳衡山，并参拜了明真法师。第二次则受命司第三引礼师之职，协助云居山传戒。1956年，中国佛学院首届招生。他被选拔赴京求学，录取入当时水准最高的本科，得以受太虚弟子法尊、正果、尘空、茗山等法师耳提面命，并从巨赞、明真、观空、义方法师、周叔迦、王恩洋、虞愚、林子青、高观如居士等一代名师受教。1959年虚云圆寂后，在十分艰难的情形下，他辑编了《虚云和尚法汇续编》，于1962年付诸流通。1963年，他蒙受了不公待遇，离开了中国佛学院，被下放到北京郊区的一农场。自1965年至1979年的十五年间，他辗转于广东、湖北农村服劳，但仍参禅研读佛典、自学古汉语不懈。1979年回到北京，参与了中国佛教协会工作。1981年起，先后任中国佛教协会会刊《法音》主编，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副会长，河北省佛教协会会长等职。他主持了河北临济寺的修复与柏林寺的重建，创办了佛慈安养院、河北禅学研究所、河北省佛学院以及在全国影响很大的《禅》杂志、《中国禅学》等。在此基础上，连续举办了14届生活禅夏令营，吸引与培养了大批人才。他著有《净慧说禅》、《心经浅释》、《佛教的社会责任》等，主编了包括《佛法在世间》在内的《法音文库》等丛书。
一、继承虚云和太虚思想
净慧法师首先继承了虚云大师的禅学思想，强调了虚云大师顺应时代潮流一面。[1]他认为，早在清末民初，佛教界就面临着如何迎接现代思潮的挑战的大问题。在这一问题面前，当时有两种倾向：一种是以仁山、太虚等为代表的激进派，另一种是以濮一乘等为代表的保守派。“虚云老和尚在这个挑战面前，似乎倾向于保守派，但对激进派也有所妥协。他是择善而从。激进派对佛教有利的（主张）他也能接受。他是以传统为主，同时也接受了当时激进派的某些做法，比如说创办佛学院。他在鼓山、南华寺等地，都创办了佛学院，并且他还邀请了当时激进派里边最有名的大醒法师去讲课。”[2]而大醒是太虚门下四大弟子中最激进的一位。也可以说，净慧是虚云门下最能顺应时代潮流的弟子之一。他把虚云大师的禅学思想概括为：
1．基本保存了明、清以来佛教丛林里的一套规矩。
2．兼容并蓄长老大德接引学人的方式方法，灵活应用。
3．禅戒结合，恢复与坚持以戒律为主、清规为辅的体制。
4．对传统佛教中一切有利于摄受大众的法事活动如水陆法会等，也有选择地继承下来。
5．常年坚持打禅七。打七的时候，每晚进堂讲开示。
6．以参“念佛的是谁”话头为主，甚为猛烈锐利。
7．在自力的基础上，以弥勒净土的他力，补晚年力衰的不足。[3]
净慧提倡的“生活禅”，全面继承了虚云大师的这些思想与方法。但必须指出，正如他自己所揭露：在1958年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反右”席卷全国的激流中，“出现指向老人之‘大字报’或‘意见书”[4]。净慧自己当时仅25岁，也被卷入了激流。就当时背景而言，一般人都很难避免，何况年轻人。但就从严要求自己而言，这也可说未能经受住历史的严峻考验。但净慧很快就觉察到这一过错，并冒着被扣许多帽子的风险，偷偷辑编《虚云和尚法汇续编》。这是最深切的忏悔。他对虚云大师的圆寂，也以此表达了不是常人所能体验到的沉痛。
净慧法脉出于虚云嫡传，但他跟许多青年僧人一样，同时也仰慕着太虚。净慧早年就认为，太虚最早提出的人间佛教思想“对社会主义不但无害而且有利”，并因此也遭到了批判。云开雾散之后，他终于能全面公开地抒发学习太虚人间佛教思想的体会：太虚“是20世纪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总结继承了两千年来中国佛教各宗各派的思想，剖析了佛教在历史的积淀中形成的种种流弊，在东西新旧文化急剧的冲击中，陶古铸今，架构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以人生佛教为特征的太虚佛学思想体系”。
他认为：“人间佛教思想具有重视人生和以人为中心两方面的意义，突出地体现了佛法济世利人的积极精神，是全部佛法的精髓之所在。”“把握了中国佛教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他引用太虚的话说：“人间改善，后世胜进，生死解脱，法界圆明”，“是四重为全部佛法所包容之目的。然以言终极，惟法界圆明之佛果始为究竟，亦可谓此乃全部佛教之真正目的，前三层皆为达此目的之方便也”。“法界圆明”也可以说是个人的慧解脱与理想社会的统一。“人生佛教”“特重于人生改善而直接法界圆明”，但也融摄着生死解脱与后世胜进（如往生净土）。而人生的改善，首先是生活合理化，行为道德化。[5]净慧强调的太虚思想与现代人的宗教需求基本相应，即在终极关怀的悬照之下，现世与来世都要，以及宗教的伦理化、合理化。同时，也坚持了大乘佛教菩萨行的特色。
净慧法师还认为：“坚持走人间佛教道路，将佛法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是中国佛教的唯一出路。离开了这个基本方向，佛教必将在日趋激烈的中外文化大碰撞中被无情地淘汰。”[6]可惜许多人对此仍缺乏认识或认识不清。
二、发挥赵朴初人间佛教理念
净慧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会刊《法音》主编，乃是接受了赵朴初领导的中国佛协第四届理事会的委任。这一届中国佛协的领导成员之间是团结的，并一心一意地致力于中国佛教的恢复。1983年12月，在中国佛协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确立了提倡人间佛教思想的主张后，在净慧的推动下，《法音》积极地宣传人间佛教思想，并将其列为办刊宗旨，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结合时代需求，阐述与发挥赵朴初的人间佛教理念。净慧作为当时《法音》主编，还主编了《法音文库》丛书，丛书中很重要的一种就是《佛法在世间》，该书汇集了正果法师、茗山法师以及郭元兴、方兴、游有维等居士的阐扬赵朴初的人间佛教理念的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
不但如此，他自己还亲自写文章发表讲话，进行独到地阐述发挥。他认为，现代社会的经济活动、政治结构、文化氛围和过去相比，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与上述变化相适应，今天应着重发扬人本的佛教、社会的佛教、世界的佛教的精神，充实、丰富人间佛教的内涵。太虚融贯了“佛法真胜义”，“高扬‘人间佛教’的理论，成就了中国佛教现代化的大事因缘”。我们“应该继承太虚大师的思想，完成他的未竟志业”。[7]
他认为：“佛教作为一种传统的信仰模式、传统的文化因素，不庸讳言，它的某些方面同现代人的根机、现代人的生活有一定距离。”“这是一种现实。在这种现实面前，一些负有振衰起敝历史使命的佛门领袖，过去的如太虚大师等，现在的如赵朴初居士等，都以他们高度的智慧，从一大藏教、万千法门中抉择出人间佛教的积极进取思想，以适应现代人类的根机，给现代追求佛法、弘扬佛法的人点燃了一盏智慧的明灯。”他还引用了赵朴初在《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报告中的话，针对某些地方戒律的松弛，强调“我们提倡人间佛教”，“必须以戒为基础，以戒为师”。“戒律的存亡，实为佛教法身慧命之所系。那种以为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可以不必重视对戒律的修学的看法，显然是对佛法的精神缺乏正确理解的一种表现。”这些表明，净慧对寺院的真实情况很了解。他指出：“必须旗帜鲜明地宣传和实行人间佛教以戒为师的思想。”[8]这一阐发虽含在人间佛教理念之中，但又是当时其他法师的阐述未顾及或强调得很不够的。首先端正思想，然后采取措施，才能逐步解决这一重大隐患。而对此，净慧法师早就有言在先。赵朴初坚持汉传佛教僧人的“僧装、素食、独身”传统，净慧也坚决地拥护。他说：“抛弃了这三条，中国佛教就名存实亡了。”这主要着眼于国际影响。他还认为，“穿僧服有利于保持出家人的僧相，有利于众生种福田”[9]。但对其他两条的必要性并未作出阐述。总的来说，净慧强调的是“立”，是僧团的建设。
总之，净慧以为：“赵朴老提倡‘人间佛教’，强调佛教要以社会人生为本位”，要与社会相适应，“高扬大乘菩萨精神，目的就是要重新把佛教拉回到现实生活当中”。[10]他与赵朴初在中国佛教协会共事近二十年，这一理解应有依据。
三、把人间佛教理念落实于禅门当下
在修行观方面，净慧法师实际上兼取了虚云和太虚两位大师的思想，并使之融为一体，代表了佛教中国化的卓越代表——禅宗的人间化趋向。他首倡的“生活禅”，是人间佛教禅宗化的体现。
他指出：“在现时代弘扬佛法，首先要大力地宣传人间佛教，将佛教与现实生活融为一体。现实生活始终是佛教生存和发展的土壤。我一直提倡‘生活禅’，并提出‘觉悟人生，奉献人生’的口号，并将之展开为：在尽责中求满足，在义务中求心安，在奉献中求幸福，在无我中求进取，在生活中透禅机，在保任中证解脱；将信仰落实于生活，将修行落实于当下，将佛法融化于世间，将个人融合于大众等修行理念。这些理念比较全面地提示了人间佛教的内涵。”[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