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认为历史和诗是完全对立的，历史与时间之关系正如地理与空间之关系。前者和后者一样，也只是真正意义之下的一种科学，两者的题材都不是普遍性的真理，都只是个别事物。那些希望知道某些事情而不必从事真正科学所需要的遣用理性的人，总喜欢研究历史；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情形比过去更为普遍，因为每年都有无数的历史著作问世。在历史著作中所看到的只是同样事物的重复出现，无法看到其他东西，正如我们转动万花筒时，所看到的只是形状不同的同样东西一样，所以，虽然我没有继续责难，可是，我在这方面是没有兴趣的。许多人想把历史看作哲学的一部分，其实是想把历史和哲学相混，他们认为历史可以代替哲学，我反对这种看法，我觉得这是可笑而荒谬的。人们往往偏爱历史的原因，可以从平常所看到的社交谈话中得到解释，通常的原因是这样的，即某人描述某种事情，另一人又描述别的事情，在这种情形之下，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东西。同样，在历史上，我们也看到人们是为个别事物本身缘故而专心于个别事物的。
另一方面，既然动物学可以考虑到种类问题，那么，历史也可以视为动物学的延续，而在人类的情形下，由于人有个性，所以我们也必须认识个体以及影响个体的个别。历史在本质上的不完整性就是这个事实的直接结果，因为个体和是数不清的和无穷的。对历史的研究而言，你所知道的东西决不会减少尚须知道者的总量。对一切真正科学而言，至少可以想像一种完整的知识。——当中国和印度的历史打开在我们眼前时，所显示的内容的无穷性，将会使我们了解这门科目的荒谬，也会使那些期望这种知识的人明白，人类必须在其中发现，在个案中发现法则，在人类活动的知识中发现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但不要从无限的观点去看事实。
在上面所说的历史本质上的不完整性以外，我们还要认识一个事实，就是那掌管史诗和历史的女神克莱欧染上说谎的毛病，正如娼妓染上梅毒一样。我认为历史上所描述的事件和人物与实际比起来，多少有点像书籍前面对作者的描画与作者本人相比的情形，就是说，只是约略相似，有时候甚至根本不相似。
报纸是历史的秒针。可是，不但这种秒针的金属比其他两种指针低一等，而且也走得不准确。报纸中“社论”好像时代剧的合唱歌。无论从哪方面看，“夸大”对新闻写作的重要性正如对戏剧写作的重要性一样，因为目的在尽量制造事端。所以，为了他们职业的缘故，一切报纸作家都是大惊小怪者，这是他们使别人对自己发生兴趣的方法。可是，实际上，他们所做的，就像小狗一样，只要任何东西动一动，就会大声吠起来。所以，我们不必太注意他们的惊慌，我们要了解，报纸是放大镜，只有这种放大镜才尽量把东西放大，因为报纸往往捕风捉影。
正如每个人都具有一定的面相可以借此对他作一暂时的评断，同样，每个时代也具有同样特别的面相。每个时代的时代精神都像吹过万物的强烈东风一样。你可以在一切完成的东西中发现时代精神的痕迹，也可以在一切思想和作品、音乐和绘画、种种流行的艺术中发现时代精神的痕迹，它在一切东西和一切人物身上留下迹象，所以，一个时代所习用的毫无意义的惯用语也必定是一种没有曲调的音乐和没有目的的形式。因此，一个时代的精神也给予自身一种外在的面相。这种时代精神的基层部分往往表现在建筑方面：建筑形式之后，接着来的首先是装潢、器皿、家具和各种用具，最后会影响到衣着以及头发和胡子的样子。
五
如果你要评断天才的价值，不应拿他作品中错误的地方或比较差一点的作品作标准，应该拿他杰出的作品作标准。因为，即使在智慧领域内，人性中也有着固有的弱点和荒诞之处，甚至最有天才的人也往往无法完全避免地。所以，甚至在最伟大人物的作品中，也可以指出许多严重的错误，使天才与众不同的因素以及评断天才的标准，是在时机和心境成熟时天才所能达到的成就，而这种成就是才能平凡的人永远无法达到的。
在智慧的价值方面最大的不幸是要等待那些只能产生拙劣作品的人们去赞扬优秀的作品；其实，这种不幸早已存在于下述的普遍事实中，即优秀作品需要接受人类判断力的评定，而这种判断力却是大多数人所不具备的，正如阉割的人没有生孩子的能力一样。
大多数人所缺乏的就是这种辨别的能力即判断力。他们不知道如何辨别真假，如何辨别精华和糟粕，如何辨别黄金和铜锡，他们感觉不出平凡大众和英才俊杰之间的极大距离。结果便产生下述古诗中所描述的情形：
伟大人物命中注定只在死后为人所知。
在各种科学中，这种缺乏辨别能力的现象，也是同样的明显。任何一种科学上的理论，一旦获得了普遍的相信以后，便会继续公然藐视真理好几百年。例如，经过一百年之后，哥白尼的地动说还没有取代多乐美的天动说。培根、笛卡儿、洛克很慢也很迟才获得人们的信任。牛顿的情形也是一样，只要你看看莱布尼兹和克拉克谈话中对牛顿万有引力说所表现的憎恶和嘲笑，就可以朋了这一点。在《原理》一书问世后，牛顿几乎还活了40年，可是，当他死的时候，他的理论只为英国人所承认，而且还是部分地被承认，据伏尔泰在解释牛顿理论的序言中告诉我们，在英国以外，相信牛顿理论的人还不到20人。另一方面，在我们这个时代，牛顿有关颜色方面的荒谬理论，虽然在歌德关于颜色的理论问世40年后的今天，却仍然为人所相信。虽然休谟很早便开始出版作品，而且他的写作风格也彻底大众化，可是在他59岁以前却一直不为人们注意。虽然康德终生著述教学，然而60岁后才成名。——诚然，艺术家和诗人比思想家的处境好一点，因为艺术家和诗人的读者大众至少比思想家的读者多100倍，然而，莫扎特和贝多芬在世时，人们重视过他们吗？或但丁、莎士比亚在世时，人们重视过他们吗？如果莎士比亚同时代的人对他的价值有任何认识的话，在那个绘画艺术非常发达的时代里，无论如何会给我们留下他的最可靠的画像，然而，实际上我们所得到的，只是一些完全不可靠的图像，一幅拙劣雕像，甚至一幅更坏的基石半身像。如果同时代的人重视他的价值，今天我们也会拥有他的无数原稿而不致只有两件法律上的签名。每个葡萄牙人都以他们惟一的诗人卡莫恩斯为荣，可是，他却靠施舍为生，每天晚上，一位他从印度带回的黑小孩到街上替他把施舍品取回来。
正如阳光必须用眼睛去看它才会照耀，音乐必须用耳朵去听它才会感到美妙一样，艺术和科学中杰作的价值也必须有识者来欣赏它。只有这种人才具有魔法可以激发杰作中禁闭的幽灵而使其现身出来。在这方面，无论他多么想欺骗自己，然而平庸的人面对着它好像面对着一个自己无法打开的魔盒一样，或像面对着一件自己不能演奏、只能发出断续噪音的乐器一样。一部优美的作品需要感觉力锐敏的人欣赏它，一部有思想的作品则需要一个有思想的人去阅读它，这样，才能真是真正存在而有生命。
伟大人物和他们生活的短暂时期有关，正如巨大建筑物和它们坐落的小块地方有关一样，你无法完全看到他们的巍峨伟大，因为你站得离他们太近了。
六
当你们看到世界上有这么多教学机构以及拥满了老师和学生时，可能认为人类专心致力于追求智慧和见识。但事实不然。老师们教学生是为了赚钱，他们所追求的不是智慧，而是智慧的表面，并且要表现自己有智慧；学生们求学，也不是为获得知识和见识，而是求学之后，可以把知识和见识当作闲谈的资料，还可以装腔作势一番。每隔30年，都会产生新的一代，他们一无所知，却想一口吞下人类几千年来累积的知识，然后，自以为知道得比过去所有的加起来还要多。因此，他们上大学，去搜求书籍，尤其是搜求最近出版的书籍，因为最近出版的书籍是属于他们同时代的东西。一切都快速，一切都新奇！像他们自己一样的新奇。然后，这一代带着他们自己的信念一齐消逝了。
各个时代的各种学者和博学的人，通常都是广求见闻而非寻求见识。他们认为对一切事物都有所见闻是一种光荣——他们没有想到，见闻只是达到见识的工具，本身的价值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价值。当我看到这些见闻广博的人知道的东西那么多时，有时对自己说：这种人思想的东西多么少呀！因为他们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读书上了。
博学与天才相比，正如植物标本簿和那不断更新、永远充满青春、永不变化的植物界相比，再没有比注释家的博学和古代作家的童真之间更大的差别。
业余爱好者！——这是那些为收入而专门从事艺术或科学的工作者，对那些爱好乐趣而从事者的贬义语。这种贬义是用他们世俗的看法，即认为除非为需要、饥饿或其他贪欲所驱使，否则，没有人会重视一件事情的。一般人都具有同样的展望，因此也具有同样的看法，这就是人们普遍尊重“专业者”而不信任业余爱好者的缘故。其实，业余爱好者以事情本身为目的，而专业者却以之为手段；而只有直接对事情本身有兴趣爱好而从事者，才会全心全意去从事最伟大的东西，往往出自于业余爱好者而非出自于专门从业者。
不再把拉丁文当作普遍性学术语言，以本国方言文学代替拉丁语文，这是欧洲科学和文学事业方面真正的不幸，因为通过拉丁语文的媒介，欧洲普遍性的学术沟通才会存在。在整个欧洲，能够思想和有判断能力的人已经够少了，如果他们之间的沟通由于语言的障碍而断绝和瓦解的话，他们的有利效果就大大地减少了。可是，除了这个大大的不利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更为不利之处：古典语言很快就不会为人学习了。在法国，甚至在德国，忽视古典语言之风早已达到极点。早在19世纪30年代，《法典》被译成德文，这件事明显地表示，人们已经开始忽视一切学问，就是说，野蛮不开化的现象已经出现了。现在，希腊语文甚至拉丁语文作者的作品，已经用德文注释出版了。（不管人们怎样说）造成这种现象的真正原因是编者不再知道如何用拉丁文写作，而我们年轻的一代人也非常高兴跟着他们走向懒怠、无知和野蛮不开化的道路。
比这种现象更应加以指责的做法是，在学术性著作中，尤其是在学术性刊物中，甚至那些由学术机构出版的书刊，从希腊文作家甚至从拉丁文作家引来的话，竟然用德语译文引述出来。难道你们是为裁缝和补鞋匠而写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