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记录与对个人的研究显示出，有益于人成长的因素如下：有自由，有启发性的刺激，没有剥削性的控制，又要有“以人为中心”的生产方式；与此相反的条件便不利于人的成长。再者，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这些条件不是一个或两个就足以生效，而是要构成一个整个的体系。这意思是说，只有诸种有利的条件结合在一起，构成合宜的社会土壤，才能使人有最充分发展的可能性——当然，个人的发展在每个阶段也各有不同的条件。
人成长所需的最佳社会条件，并没有被社会科学家们当做最关心的问题，这是一个奇特的现象，但并不难看出其中的原因——因为除了少数例外，社会科学家只是当前社会体系的卫护者，而不是批评者。社会科学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所研究出的结果对社会的运行往往不会发生什么效力，这一点和自然科学不同，因为自然科学家研究出成果，会立即在自然科学界产生影响。可是，社会科学家如果得出错误的结论，和对社会问题的肤浅处理办法，却对现行社会有用，因为它会变成巩固意识形态的“水门汀”，而真理却往往会威胁到现行社会状态。再者，要想正确地研究社会条件，还会遭遇到一个困难，就是人们往往认为“人们所，欲望的东西就是有益于他们的东西”。可是我们忘了，人们的欲望常常害了他们，欲望往往是功能失调的征候，也往往是由他人示意而产生，或由两种因素掺合而生。比如说，尽管现在许多人服用药品，可是每个人都知道这是有害无益的。我们现在整个的经济体系是建立在这个事实上：货物市场能够从盈利的目的上满足人的哪些欲望，就刺激人们这些欲望，让他们需求这些货物。经济体系既然如此，要对这些欲望做批评分析，指出它们的不合理，便显然不会受人欢迎了。
不过，这并不是全部的原因。我们必须问：为什么大多数人不运用他们的理性，去识别什么是他们作为一个人的真正旨趣？难道只因为他们被洗了脑，或被强迫去服从他们的社会经济？再者，为什么许多当领袖的人也没有认识到，他们所领导的社会体系，并无益于人类的最高旨趣？如果我们像启蒙时期的哲学家一样，认为这都是由于人的贪婪与狡猾，就不能透人问题核心。马克思在历史发展理论中曾证明，人虽然想改变和改善社会条件，可是这个企图却总是受到环境的物质因素所限制，诸如社会生态学上的条件、气候、科技、地理位置与文明传统。
我们已经说过，原始狩猎者采集者与早期的农民，他们的生活环境有较佳的平衡，因此有助于产生建设性的热情，而比较不容易产生破坏性的热情。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人改变了，并且转过来他又改变了他的环境。人在智力上与科技上日趋进步，可是这种进步却创造出某些处境，有助于害生性格症候群的发展。本书在讨论早期猎人——采集者到“城市革命”的社会转变时，会大略把这种发展做过叙述。为了使人变成哲学家与学者，为了建筑像埃及金字塔一类的艺术品——简单地说，为了创造文化，人必须有闲暇，而某些人要有闲暇，就必须有些人来做奴隶，就必需战争，必需征服领土。就是为了某些方面——尤其是智力、艺术与科学的成长，人必须创造出使人残废的环境，使人另一些方面的生命受到阻碍，尤其是以情感方面为甚。这是因为生产力还没有冗分发展，不足以使科技与文明的进步和自由共存，不足以使每个人都自然发展，不受残伤。物质条件有它们自己的规律，单单只是人的愿望并不足以改变这些规律。其实，如果这个世界在创造之初，就是天堂，使人不受到物质现实的顽梗限制，则人的理性实足以创造适合的环境，让他既有足够的食粮，又有自由的可能性，因此使他的成长不受阻碍。但是，用圣经神话的用词来说，人却从天堂被赶了出来，再也不能回去。他受到诅咒，要在自己和自然界的冲突之间过日子。这个世界并不是为他而设的；他被抛到世界里，而只有他自己的活动与理性，才能创造一个有助于他的充分发展的世界，这才是人类的家。他的统治者们，虽然往往是一些邪恶的人，往往依自己的妄想行事，未能执行历史的任务，但本意仍是历史必然发展的执行人。只有到了这样的时期，非理性与个人的邪恶才会变成决定历史的因素：外在的条件已经能够使人类进步，可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性格却日趋败坏，因此阻碍了人类进步。
然而，历史上也总是常常有一些理想主义者，他们清楚地看出人类社会与个人进化的目标。但他们的“乌托邦”并不是“乌托邦式的”，因为他们所看到的并不是不能实现的白日梦；它们并不是存在的“乌有之乡”，而是存在在“非此时之时”，或者说得更正确一些，并非存在于这些理想者写这些理想的时候。马克思社会主义，尽管到现在还没有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实现，但他并不以为自己的社会主义是乌托邦，因为他认为现在历史的进化已经达到了这一点，它的物质条件已足以实现社会主义。
大部分人都认可一个说法：本能是不合理的（非理性的），因为它们公然抗拒逻辑思想。这个说法正确吗？再者，性格根源的种种热情（激情）可以分类为合理的或不合理的吗？
习俗上的用法，“理性”和“合理的”只用在思想程序上，“合理的”思想是遵从逻辑定律的思想，不被情感和病理因素所影响。但是，“合理的”和“不合理的”有时也用来形容行动与情感。比如，一个国家如果缺少训练有素的工人，而没有受过训练的工人则十分多，这时若花昂贵的代价去购买节省劳力的机器，经济学家就可以称这种行为是不合理的。世界上每年花1800亿美元用在军备上（超级强国占此数的80％），经济学家会说它不合理，因为这些钱所制造的东西，在平时一无用处。心理学家也可以说某种神经官能病症是不合理的，比如说，强迫性的清洗行为，或无端的焦虑等等，这些病症之所以不合理，是因为它们是心灵功能失调的结果，而且会骚扰到正常的功能。
我的看法是这样，思想、情感或行为，凡是能够促进整体的合宜的功能与成长的，就可以叫做合理的，凡是会削弱或破坏整体的，就叫做不合理的。很显然，只有对一个体系做实验分析，才能看出它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
把合理与否的概念用到本能（官能驱使力）上，不可避免地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本能是合理的。从达尔文的观点来看，本能的功用正是适当的维持生命，确保个体与种族的生存。动物的行为是合理的，因为它们几乎完全由本能来决定，而人如果主要由本能来决定，他的行为也会合理。他的觅食，防卫侵犯（或逃走），他的性欲等等，若是由官能刺激而来，不会造成不合理的行为。人的非理性（不合理）不是由于他有本能，而是由于本能不足。
性格根源的热情，合理不合理呢？从我们的标准来看，有的合理，有的不合理。促进生命的热情是合理的，因为它们促进有机体的成长与健康生活；阻碍生命的热情是不合理的，因为同成长与健康生活相抵触。有一个黑格尔式的观念需在这里澄清：一个人所以变成破坏性的和残忍的人，是因为他缺乏更进一步成长的环境条件。在他所处的环境之下，他没有办法做得更好了。从人的可能性来说，他的那些激情是不合理的，然而从他所生活的特殊历史结构来看，他的激情是合理的。历史上的历程也可以采用相似的说词。古代的“百万机”，现代的帝国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都可以说是合理的，因为在那样的环境之下，这是历史发展惟一的可能产品。这当然是辩护者的说词。但他们的辩护者若有效，必须证明历史上那个阶段没有其他可能性可供选择，但我却相信实际上是有的。我的看法是，如果真正没有其他可能性，而阻碍生命的激情是为了适应那时的社会现实，我们可以认为那些激情是合理的，但从人成长的可能性来说，这些激情是不合理的。
我们必须再重复，害生的激情跟利生的热情同样可以成为人类的存在需求的答案；它们都是深为人性的。要实现利生的热情，必须有实际的条件，如果这些条件缺乏，就会发展出害生性的激情。“破坏的人”，可以说是邪恶的，因为他的破坏性是邪恶的；但他仍旧是人。他不可能退回动物的存在状态，再受动物的本能所推动；他不能改变他的头脑结构。他是一个存在上的败笔，因为依照他存在的可能性，他本不应发展成这个样子，可是他却失败了。不管怎么说，成长受到阻碍，而变成邪恶的人，同充分的成长，而变成创造性的人，同是人类实有的可能性；他究竟变成什么样的人，主要是看有益于成长的社会条件存在还是不存在。
不过我们必须要加一句：人并不是环境下无助的东西。环境因素固然促进或阻碍人的某些特征，并给人的行为立下疆界，但人的理性与意志，在他发展的历程中，是力量巨大的因素；个人如此，社会也是如此。不是历史制造人，而是人在历史过程中创造自己。惟有教条式的思想及心智的懒散，才会把人的发展简化为“不是这样就是那样”，因而妨碍了人对自己的真正了解。
为了生存，人必须满足身体的需要，而他的本能向着对他的生存有益的方面去推动他。如果人的行为大部分都是本能决定，在生活上他就不会有什么特殊的问题，只要有充足的粮食，他就可以做一只“心满意足的牛”。但人只满足官能的需求却不能快乐，而且也不能使他的心智保持清醒。再者，他的问题也不是先满足生理需要，后有余力，再发展那些“奢侈的”性格根源的热情。因为热情是由他存在之初就有的，而力量往往比官能驱使力还大。
当我们察看个人与群体行为时，发现食色的满足只构成人类动机的一小部分。人大部分的动机是他合理的与不合理的热情：对于爱、关切、团结、自由与真理的追求，对于控制、屈服与破坏的欲求；自恋，妒忌与野心。这些热情策动他，使他兴奋；它们不仅是他的梦境中的材料，而且是一切宗教、神话、戏剧与艺术的材料——总之，一切使生活有意义，使生活值得活下去的东西，莫不是这些热情所构成。人被这些热情所推动，不惜冒性命之险。如果这些热情所求取的目标遭到失败，他们会自杀；但是性方面不满足，他们却不会自杀，甚至于饿肚子也不会使他们自杀。可是，驱策他们的不论是恨还是爱，人性的热情力量一样庞大。
这几乎是无可置疑的。但若问为什么会这样，就比较难答。
第一种假定性的答案，可能只有神经生理学家们能够证明其对错。这种假定是这样的：头脑需要不断的兴奋，这在前面已经讨论过，由此我们可以想像，它必需种种热情的存在，因为只有这些东西才能供给不断的兴奋。
另一种假说是本书中已经提过的，即是人类存在处境的独特性。我们已经说过，人觉察到他自己，他的无能与孤独，因此，如果他活得像是一个被动的“东西”，他便没办法忍受。当然，历来大部分思想家、戏剧家与小说家都很明白这一点。我们能否想像，伊底帕斯这出戏，只在述说伊底帕斯对他母亲的性欲所受到的挫折？而莎士比亚写哈孟雷特也只在表现主角的性欲挫折？然而古典心理分析家们却正是这样想，而其他一些现代的还原主义者们也持这样的想法。
人的本能驱使力是必需的，但却琐屑；人的热情把他的力量熔铸为一，去追求属于神圣领域的目标。琐屑的体系是为了“谋生”；神圣的领域却是超乎肉体生存的领域——是在这个领域中，人赌他的命运，往往赌自己的性命；在这个领域，人见到他最深的动机，就是那些使生命值得活下去的动机。
为了超越生活的琐屑，人被驱使着去寻求冒险，要去窥看甚至越过人类存在处境的界限。这造成了伟大的美德和滔天的罪恶，造成了创造行为与破坏行为，这些都是如此吸引人，让人兴奋。凡有勇气走向边界，而不屈服于恐惧及疑虑的，就是英雄；他要使他的生命有些意义，他要尽他的可能，走到边界，越远越好。
在此我们再做一个重要的澄清。人们生活在社会里，这社会向他提供现成的生活模式，告诉他，这样生活会使生命有意义。比如说，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人们所受的劝告是：要事业成功，做一个“赚取面包的人”，养家，做好公民，消耗货物，消耗享乐——这样就过得有意义。但是，这些暗示虽然对大部分人产生表面的效力，他们却没有真正地感到生命有意义，他们心里也没有一个中心。这种暗示越来越捉襟见肘，而且越来越不生效。今日这种事已经在大幅度发生——这可以从一些事实看出来：服用药品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对什么事都不再感到真诚的兴趣，智性与艺术的创造越来越低落，而暴力与破坏则越来越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