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做梦的现象上可以看出头脑需要不断的兴奋。实验材料明确的测定出来，我们睡眠的时间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在做梦，如果人的做梦活动受到阻止，会显出半病理反应。头脑只占人体休息一样。我们可以看到，人渴切的寻求兴奋，回应兴奋；引起兴奋的刺激多得数不完。人与人的不同，只在他们所选取的主要刺激是什么；文化与文化的不同也是如此。意外事件，凶杀案，失火，战争，性，是兴奋刺激的来源；爱与创造性的活动也是；希腊戏剧令人兴奋，罗马杂技场的残酷景观也令人兴奋，不同的是它们以不同的方式令人兴奋。这种不同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人们却很少注意到这一点。讨论这两者的不同，似乎与我们这一节的主题没有直接关系，但它是有意义的，因此我要简略地说一说。
在心理学和神经生理学的用语里，“刺激”一词几乎只是指我这里所要说的“单纯刺激”。如果一个人受到生命的威胁，他的反应是单纯而直接的，几乎是一种反射反应，因为这种反应是来自他神经生理上的组织。其他的生理需要，如饥饿，性也是如此。反应的人“反应”了，但是他并没有做什么——我是说，他的行动没有越过必需的最低度，他只是逃跑，攻击，或者性兴奋起来，他没有主动地活动起来。可以说，在这种反应中，是头脑和整个的生理器官在替他行动。
另外还有一种刺激，刺激人使他主动地活动起来，这我们却常常被忽视。这种启发性的刺激可能是一本小说，一首诗，一个观念，一个风景，一首音乐，或一个所爱的人。这些刺激所产生的都不是单纯反应；而好像是他们邀请你，请你主动地去回应他们，倾心把自己跟他们连接在一起；由于主动的关切起他们，你就在你的对象身上不断的看到、发现到新的层面，你越来越觉醒，越来越心思敏锐。你不再只是一向被动的受格，让刺激在你身上施展作用，按照它的旋律跳舞；现在你由于同世界关连，而展示出你的功能了；你自己变成积极主动的、有生产创造性的人。单纯刺激制造驱使力——就是让人被它驱使；启发性的刺激则产生欲求[努力]——就是使人积极的欲求[努力于]一个目标。
这两种不同的刺激与反应，有非常重要的不同后果。第一种刺激如果反复的次数超过某个界限，就不再被神经系统注记，因而失去了刺激效果。要想刺激继续有效果就要把程度加强，或者把内容改变；就是必需有新颖的成分。
启发性的刺激则有不同的效力。它们并不是“一样的”；由于引起了创造性的反应，它们总是新的，总是在变：被刺激者把生命赋予了刺激者，由于总是在它们之内见到新的层面，因而改变了它们。在刺激者与被刺激者之间存在着交互的关系，而不是机械性的单向关系，刺激—→反应。
这两种刺激的不同，几乎任何人都有经验。你可以一念再念希腊的一出戏剧，或歌德的一首诗，卡夫卡的一篇小说，或爱克哈特的一篇布道词，或派拉西索斯的一篇论文，或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们的只字片语，或斯宾诺莎或马克思的著作，念了又念，永远不会觉得厌倦——当然，这些都是我个人的例子，每个人都可以用他自己的喜好来替代所举出的这些作品；这些刺激永远是活的；它们唤醒读者，使他更加心思敏锐。反过来说，一本廉价小说看第二遍就会厌倦起来，昏昏欲睡。
刺激的不同，在学习上是个关键性的问题。学习如果意味穿透现象的表面，到达它们的根源则确实是一件令人欢欣喜悦的、积极主动的历程，是人性的成长所必需的一个条件。反过来说，如果学习仅指由制约的方式所获得的知识材料，这种学习就是单纯刺激，被刺激者只是为了求取赞誉、安全、成就等等，才去学习。
工业社会中的现代人生活，几乎完全是依这种单纯刺激来运作的。受到刺激的只是性欲、贪婪、虐待症、破坏性、自恋等等驱使力；电影、电视、无线电、报纸、杂志与货物市场，是这些刺激的媒介。总之，广告就是靠刺激社会所制造出来的欲望为生。体重的2％，除心脏和肺脏之外，在睡眠时惟一还在活动的器官，为什么如此？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或者，用神经生理学的话来说，头脑为什么日夜不停地要消耗人体吸入氧气总量的20％呢？这似乎意味，神经原“应当”比身体其他各部细胞保持更活动的状态。为什么？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推想：供给头脑充足的氧气，是与生命攸关的事，因此头脑也就获得了额外的兴奋与活动力。
婴儿也需要刺激，这是由许多研究者证明无误的。斯比兹告诉我们，婴儿如果缺少刺激，就会产生病理结果。哈洛斯等人则证明，如果不让小猴子同它母亲接触，会使小猴子产生严重的心理伤害。谢克特也研究过同样的问题，他所要证明的是社会的刺激是儿童发展的基础。他结论是，“没有适当的社会刺激。儿童在情感关系和社会关系上，在语言上，抽象思维上和内在控制上会有不全的发育。”
实验研究也证明婴儿需要刺激与兴奋。陶伯与科夫勒证明新生婴儿的眼球有反应运动。“吴尔夫与怀特观察到生下来3天到4天的婴儿，眼球会跟着视觉对象做配合性的运动；弗兰兹则观察到，婴儿在生下来几个星期后，眼球固定在复杂的图像上比在简单的图像上要久。”谢克特又说：“当然我们不知道婴儿的主观知觉经验是什么，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他们视觉神经的反应。用一个很疏松的意义，我们可以说婴儿‘比较喜欢’复杂的刺激图像。”在麦克基尔大学所做的视觉剥夺实验证明，若把大部分外在刺激消除，生理上的需要即使都给予满足，并且可以得到高于一般水准的报酬，还是会造成人在知觉上的某些骚乱；受实验的人显得易怒、不宁，情绪上不稳定，以致有许多人在实验开始几个钟头以后，就不肯再做下去，宁可放弃原先议定的报酬。
从日常生活的观察看出来，不论是人还是动物，都需要不得少于某个最低量的兴奋与刺激，这就像不得少于某种最低量的这其间的机转总是一成不变的：单纯刺激——直接和消极性的反应。这种刺激一再变更，就是为了免得它们不再生效。今天让人兴奋的汽车，一两年后就叫人厌倦了，因此，为了追求兴奋，必须换了它。一处熟悉的地方自动就会变得厌倦了，因此必须到更多的地方去，而一次旅程中安排的地方越多越好。在这样一个社会架构里，性对象也需要常常变换，以便制造兴奋。
然而刺激只是因素之一。一个人可能由于恐惧、禁忌、懒惰、消极被动，而没有回应能力，对这样一个人来说，不论多么有启发性的诗，多么有启发性的人都不能发生作用。一项刺激要能启发人，必需那个人是“可触及的”，这并不是说他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而是他需要有人性的反应能力。反过来说，一个活泼泼的人并不需要特别外在的刺激才能启发他；事实上他会自己制造刺激。儿童便是很好的例子。在某个年龄以前（大约5岁）他们是如此有活动性，如此有创造性，以至于他们会自己“制造”刺激。他们用纸片、木片、石头、椅子，反正任何可以到手的东西，来创造一个丰富的世界。但是到了6岁以后，他们就“驯良”起来，没有了自发性，变得被动了，他们变得需要被刺激，而且程度如此之甚，以至于他们完全是被动的，只能“反应”。他们需要精致的玩具，没多久就又厌弃了；总之，他们对待玩具的态度已经和他们的父母对待汽车、衣服、观光地区和情人的态度一样了。
单纯刺激与启发性的刺激还有另一个不同的地方。被单纯刺激所驱使的人，体验到的是松弛——刺激——满足过程；当他“满足”了，他就“够了”。启发性的刺激却没有满足的时候——就是说，这种刺激永远不会叫一个人觉得“够了”；当然，生理上的正常疲劳是不算的。
我相信，以神经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资料为基础，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刺激定律来：越是反射性的刺激，越需要在强度和种类上常常变换；越是启发性的刺激，刺激性维持得越长久，在强度与内容上越不需要更换。
我花了这么大篇幅来写有机体对刺激与兴奋的需要，是因为这种需要是激起破坏性与残忍行为的许多因素之一。由愤怒、残忍或破坏激情来引起兴奋，比用爱和创造性的与积极的兴趣来引起兴奋要容易得多；第一种兴奋不需人做努力，用不着忍耐与格律，用不着学习、专注、忍受挫折，用不着练习批评性的思考，克服自己的自恋与贪婪。如果一个人成长失败，单纯的刺激永远随手即到，要制造也很容易。诸如意外事件，失火，罪恶或战争都可以从报纸杂志上读到，从收音机里听到，可以从电视和电影上看到。自己在心里也可以制造这些东西，他们可以找理由恨别人，毁灭和控制别人。事实上，许多结了婚的人继续生活在一起，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婚姻给了他们机会，让他们可以去恨、吵架、虐待和屈服。他们并非虽然争吵却还在一起，而是因为争吵才在一起。被虐待症患者以受苦与屈服为乐事，根源也就在这种对兴奋的需求。被虐待症患者没有办法回应正常的刺激，正常的刺激不能引起他们的兴奋；如果某种刺激的力量撼住了他们，他们就向那强行发泄在他们身上的刺激投降了。
刺激与厌倦有密切关系；而厌倦往往是激发侵犯与破坏行为的最大原因。如果从理论观点来看，把厌倦放在前一节来讨论比较适合，因为它也构成了一种侵犯；但放在前面又不合实际，因为我们必须先对刺激的问题有相当了解，才能了解厌倦。
就刺激与厌倦来看，我们可以把人分为几种：1．对启发性的刺激能产生创造性的反应的人，这种人是不会厌倦的。2．不断的需要经常变换的、“肤浅的”刺激的人，是慢性的厌倦者，但由于他补偿了他的厌倦，就没有察觉到它。3．一切通常的刺激都没有办法引起兴奋的人，这是病态严重的人；有时他察觉到自己的这种精神状态，有时没有。这种厌倦跟第二种是根本不同的，因为第二种是行为意义上的厌倦，就是说，因为没有足够的刺激，他才厌倦，但他是能够起回应的，他的厌倦能够得到补偿。第三种却不能得到补偿。这一种厌倦是一种动力性的、性格学意义的厌倦，我们可以说那是一种痼疾性沮丧状态。但是，补偿了的和没有补偿的痼疾性厌倦，不是质的不同，只是量的不同。两种人都缺乏创造力；由适当的刺激，第一种人能够治愈病症——但不能治愈病原；第二种人却连病症都无法治愈。
在用词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分别来。“我觉得沮丧”，通常是指精神状态。如果有人说，“我觉得厌倦”，他的意思通常是指外在世界，指它没有向他提供有趣的或令人兴奋的刺激。但是当我们说一个“叫人厌倦的”人，所指的是那个人，是他的性格。我们不会因为他今天没有讲个有趣的故事，就说他叫人厌倦；当我们说他是一个叫人厌倦的人时，意思是说他这个人叫人厌倦。在他里面有什么死掉了，没有了生气，与人断了关系。许多人毫不考虑地会承认自己觉得厌倦，但极少有人承认自己叫人厌倦。
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慢性厌倦——补偿了他的也罢，不能补偿的也罢——虽然到最近才受人注意，却早已构成一个主要精神病理现象。
在我们讨论沮丧性的厌倦以前，先就行为学意义上的厌倦说几句话。有能力对“启发性的刺激”产生回应的人，实际上永远不会厌倦——但是在自导自控的社会中，这种人已经太少了。绝大多数虽然没有患着严重的疾病，却有着比较温和一点的病痛：没有足够的内在创造力。除非供给他们不断变换的、单纯的刺激，他们就会厌倦。
一般人不把慢性的、可以补偿的厌倦看做病理现象，有几个可能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现代工业社会里大部分人都是厌倦的，而大家都害着的病往往就不被人看做是病。再者，“正常的”厌倦往往是自己不察觉的。大部分人都参加许多“活动”，补偿了厌倦，因而使自己没有感觉到厌倦。一天8个小时忙着赚钱维生，等到下班，厌倦将要出现的时候，赶快找一大堆方法来阻止厌倦发作：喝酒，看电视，兜风，宴会，从事性活动，最近还加上服用药品。最后自然的瞌睡来接班了，这一天，只要没有明白的感觉到厌倦，于是就大功告成。我们可以说，现代人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逃避厌倦”。只有我们了解，不能解除的厌倦是何等怕人，才会懂得“逃避厌倦”的冲动，力量多么大。
工人阶级比中上等阶级更感觉到厌倦，从他们跟资方的谈判要求中，可以找到证据。比较高等社会阶层的人，工作上至少总有些创造性，让他们可以施展想像力，智力与规划能力，工人阶级却得不到这种满足。近年来，蓝领阶级的工人除了抱怨薪俸不足，又抱怨工作单调烦人。工业界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有些就采用所谓的“工作的充实”，使工人不止做了一个部门的工作，也让他们计划自己的工作和实行自己的计划，并且因此负起更多责任。这个方向似乎是正确的，但是从现在整个的社会文明来看，它所能发生的效力非常有限。也有人提议，把工作时间尽量缩短，让大家有时间利用闲暇时间去发展自己的才能与兴趣。但是这些人忘了，现代的闲暇时间已经被消费工业所操纵了，基本上它已经和工作一样令人厌倦，尽管人们没有那么清楚的意识到，但事实确是如此。工作是人类用以取代自然生活的方式，它在人类存在状况中已经是基本的部分，因此，除非工作不再是疏离性的工作，休闲时间才可能成为创造性的休闲时间。然而，要使工作不再是疏离性的东西，绝不只是改变工作的性质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与政治的改变——以人的真正需要来改变经济，使它符合人的真正需要，使它役于人，而不再让人做经济的奴隶。
前面所说的两种非沮丧性的厌倦，似乎让我们觉得两者之间的不同只是刺激的性质有别；一种刺激是启发性的，一种不是，可是两种都能解除厌倦。事实上却不这么单纯；由启发性的刺激所克服的厌倦事实上已经结束了，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它根本没有存在过，因为，说得理想一些，有创造性的人是从来不厌倦的，要找适当的刺激也没有困难。反过来看，非创造性的、内在被动性的人，即使外表上不觉厌倦，里面却一直是厌倦的。
为什么？原因似乎在这里：用肤浅的方式来解除厌倦，则他整个人，尤其是他深层的情感、想像力、理性——总之，他基本的功能和心灵的潜能，都没有被触及；它们没有被赋予生机。这些肤浅的解除法就像大堆的食物，却没有一点营养价值。吃这些食物的人，仍旧觉得自己是“空的”，在深层里无动于衷。他用暂时的兴奋、“刺激”、“玩乐”、酒或性来“麻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可是在潜意识里，他仍旧是厌倦的。
有一个业务繁忙的律师，往往每天工作12个多小时，说他被工作所吸引，从不觉得厌倦，有一天却做了这样一个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