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可以靠自己的行动来消除历史的两重性，尽管人们可以采取种种方式来反抗它。人们用四平八稳起镇静作用的意识形态来抚慰自己的心灵，靠无休止地追逐快乐或拼命劳作来逃避内心的不安，甚至打算放弃自己的自由，把自己变成某种外在于他的权威力量的工具，进而泯灭了他的自我。但他仍然无法摆脱苦恼、焦虑和不安。在这种境遇之中，惟一的出路是：正视真理，认识到自己生存的孤独，以及世界对人的命运的漠不关心，认识到没有任何外在于人自身的力量能解决人自己的问题。人必须对自己负责，必须承认，只有靠自己力量才能使自己的生存有意义。生存的意义并没有定论：追寻这种定论就会有碍于对生存意义的求索。恰恰是这种生存意义的非确定性成了激励人去拓展自己的力量，过生产性的生活，人才能使自己的生存富有价值意义；他也会懂得，只有一直处于警觉行动和奋斗的生存状态之中，才能摆脱人存在法则的局限、充分发展人的力量，在努力中立于不败之地。人不要回避困惑、惊奇，由此而不断解决新问题。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情境、认识到植根于人存在中的两重性，认识到自己所具有的拓展人的力量能力，他才能完成如下任务：成为自在自为的人，并通过充分实现人潜在的诸能力——理性、爱、生产性劳作——而达到幸福。
在讨论了植根于人的生存之中存在的两重性以后，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看看本文开头所提出的对人的境遇的探讨应先于对人的人格探讨这一命题。这一命题更为精确的含义是说：心理学必须以人生存的人类学哲学概念为基础。
人的行为最显著的特征是人所表现出来的无限激情和强烈奋求的精神。弗洛伊德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领会到这一点，并力图从他那一时代机械自然主义的思想对此作出解释。弗洛伊德认为，激情并不是自我保存本能和性本能（用他后期所用的术语说即爱欲本能和死亡本能）的表现，它仅仅是生物本能冲动的更为直接更为复杂的展示罢了。尽管弗洛伊德解释得十分出色，但仍不能令人信服，因为他否认了这种事实：人奋求的激情有很大一部分是无法用本能驱力来解释的。即使在人的饥渴和性冲动完全满足以后，“人”还是不感到满足。与动物不同，人最感兴趣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一切还只是开始。人们为了权利、为了爱或为了毁灭而忘我奋斗，为了宗教、为了政治或为了人道主义理想而拼命冒险，这些奋求精神正是人生存特性的组成部分和特征。的确，“人并不仅仅为了面包过活”。
与弗洛伊德的机械自然主义解释相反，我认为，人有一种内在固有的宗教式的需要，对比不能用人的自然存在来解释，而只能用某种超越人自身、某种得超越生物的力量的东西来解释。在此我不必作更进一步的说明，因为只有充分理解了人的境遇以后才能解释这种现象。
人生存的不和谐境遇促发了人大大超越自身动物性成分的种种需求。这些需求驱策着人急迫地去恢复自身与自然宁静之间的统一和平衡。在力求恢复这种统一和平衡时，人首先要想到的是建构一个涵括一切的精神世界观，它是一个人们解答自己处于何处以及自己应该做什么这类问题的参照系统。可是，这样的思想体系还远远不够。除非人是一个脱离了血肉之躯的智者，才能靠一个包罗万象的思想体系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但人是一个既有血肉之躯又有精神心智的统一体，因而他不仅是在思想上反映出自己生存的两重性。他不得不力求保持自己存在的各方面统一一致，以求得新的平衡。所以，任何令人满意的思想体系都不能仅仅包含精神的各种因素，而且还应包含人在种种奋求的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和感觉。人献身于某一目的、某一理想或上帝一类的超越人自身的力量，恰是人追求生命过程完善的表现。
人的追求生存方向和献身于外在目的的需要，在内容和形式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诸如万物有灵论和图腾教这一类原始体系，它们把自然物或达祖当作人探求意义的结果；诸如佛教之类的无神论体系，尽管它们最原始的形式中并没有上帝的概念，通常仍被称为宗教。还有斯多葛一类的哲学体系和其他各种神教宗教体系，它们总是根据上帝的思想来解答人对意义的探求。在讨论上述种种思想体系时，我们遇到了术语上的麻烦。我们可以把它们都称之为宗教性的体系，而事实上从历史的观点说，“宗教性”一词并不就等于有神论思想，也并不就等于以上帝为中心概念的思想体系，而且我们不能简单化地用我们语言中的一个词去囊括无神论思想和有神论思想共有的特性——即：这些思想体系都力图对人探求的意义作出回答，对人企图感性地把握住自己的存在这种愿望作出回答。由于找不到更适当的词，我只得把这些思想体系称为“生存方向和献身的结构体”。
然而，我想强调的是，还有另一种形式和内容的奋求，它们与上述宗教的和哲学的思想体系一样，深深植根于人的追求生存方向和献身于外在目的的需要之中。让我们来看看在我们这个时代所遵奉的是些什么：在我们这个文明之国，数百万人献身于争夺成就和功名。我们过去见到至今仍然见到，在其他文明之国，无数征服和统治的独裁思想的拥护者们狂热的献身精神。我们感到吃惊的是，这些激情往往比自我保存的内驱力还要强烈得多。以前我们并不理解这些奋求目的的世俗内容，把它们解释为性的或其他类似的生物冲动的结果。但是，人们追求世俗目的时所具有的强烈激情和狂热，与我们在宗教中看到的激情和狂热不相上下，这种种世俗性的生存方向和献身目的只是在内容上不同，而不是要求得到解答的需要不同，这一点不是很明显吗？在我们这个文明之国，表面现象尤为感人，因为大多数人都“信奉”一种神教，而实际上他们献身的却是比任何基督教派都更接近图腾主义和偶像崇拜的思想体系。
但我们须进一步说明的是：对这些文化模式化的世俗性奋求的“宗教”性质的了解，是开启神经症和非理性奋求之谜的钥匙。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神经症和非理性的奋求看作是对人的探求生存方向和献身的目的的结果——个性化的结果。他的体验受到自己“对家庭的恋情结”的制约，在行动上不能独立，实际上他就是一个原始祖先的崇拜者。而他与其他数以百万计的崇拜者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他的思想体系是个人的而不是文化模式化了的。弗洛伊德认识到宗教与神经官能症的联系，并且把宗教解释为神经官能症的一种形态。而我们的结论是：神经官能症是宗教的一种独特的形态，其特征最为突出的是个性化、非模式化。在关于人的动机的一般性问题上，我们的结论是：对生存方向和献身目的的思想体系的需要是人人共有的，但满足这种需要的各种思想体系的个别内容却是不同的。这些区别是价值意义上的区别。成熟的、生产性的、有理性的人只会选择能使他成为成熟的、生产性的、理性的人的思想体系。这种人一旦在发展过程中受到阻碍，必然会返回到原始的非理性的思想体系中，这些思想体系只会助长他的依赖性和非理性。结果，他就停留在人类最优秀的代表们早在几千年以前就超越了的水准上。
弄清了对生存方向献身理想的需要是人的存在的本能之一，我们就不难理解这种需要所具有的强度。确实，在人身上没有任何动力之源能有它这样大的力量了。人在选择具有生存“理想”或不具有生存“理想”上是没有自由的，这一点天生已定，但他有自由选择不同的生存“理想”，有自由去选择献身于膜拜权威和毁灭还是献身于理性和爱。每个人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为某种超越肉体满足的东西而奋力以求。他们信奉的理想各不相同。人的心灵最为充分也是最富魔力般的展示并不是肉体上的表现，而是“理想主义”的表现，是他的精神表现。因此，认为具有某种理想和宗教情感本身就有价值，这种相对主义的观点是危险而有害的。我们必须懂得，任何理想，包括以世俗的意识形态表现出来的理想，都是人需要的表现。我们必须充分重视这些理想的真实性，充分估计到它们有助于拓展力量的程度，充分估计到它们现实地解答人追寻世界的平衡与和谐的需要程度。我再说一遍：要理解人的动机必须首先理解人的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