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反映着整个人类种族，他是人类种族的特殊一员。他是“他”，同时也是“大家”。他具有自己的种种独特性，在此意义上说，他是独一无二的。同时，他又表现了人类种族的一切特征。人的个体人格取决于人人共有的人类存在的种种特性。所以，在讨论人格之前，必须先讨论人的境遇。
人的存在与动物的存在相区别的首要因素是否定性的：这就是人在适应外在世界的过程中相对缺乏本能的调节。动物适应环境的模式是一成不变的；如果动物的本能平衡不能有效地应付变化着的环境，这类动物就会绝种。动物能通过在自体中改变自己来顺应变化着的环境条件，而不是去全面地改变环境条件。靠这种方式，动物和谐地生活着。这并不是说动物界没有斗争，而是说，动物的遗传性平衡使它成为它的世界的一个固定不变的组成部分。动物要么顺应环境，要么就绝种。
动物生存完全固定不变的本能平衡越少，大脑就越发达，因而生存能力也越强。人诞生在那本能的顺应能力已退化到最低限度的进化点上。但人的诞生也带来了许多与动物截然不同的新特性：人能意识到自己是独立的整体，有回忆往昔、设想未来的能力，会使用符号来标记客体和活动，还具有超越自身种种感官的局限而无限飞升的想像力，具有认识和理解世界的理性。人是一切动物中最无能为力的，但这种生物上的弱点恰是人的力量的基础，是人发展自己独特的人类特性的大前提。
自我意识、理性和想像力破坏了“和谐”这种物的生存特征。它们的产生使人变得与“众”不同，成了宇宙中的畸形儿。它既是自然的一部分，遵循着生理规律而无法改变这些规律，同时他又超越了自然的其他限定；他无“家”可归，同时又被维系在它与一切生物共有的家庭之中；在一个偶然的时刻和地方，他被抛进这个世界，又偶然地被迫离开这个世界。由于意识到自己，人认识他的软弱无力和他生存的局限。他亲眼目睹自己的完结：死亡。他无法摆脱自己生存的两重性：人不可能摆脱精神的纠缠，尽管他想超脱出来；人也不可能摆脱身体的束缚，只要他活着——他的身体使他渴望生活。
理性既是人的福慧又是人的苦恼，它迫使人去解决那无法解决的两重性矛盾，永世不得解脱。正是在这个方面，人的生存与其他一切生物完全不同；人处于一种无法改变也无法避免的失衡状态之中。人的生活不可能重复自己族类他人的方式，人必须过自己的生活。人是惟一能感到苦恼、感到不满、感到被逐出乐园的动物。人是惟一意识到自己的生存问题的动物，对他来说，自己的生存是他无法逃避而必须加以解决的大事。他不可能退回到人类以前的那种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状态；他必须优先发展自己的理性，使自己成为自然和自身的主人。
理性的诞生在人的身上造成了两重性，这迫使人永世不息地去寻求新的解脱。人类历史的动力是内在固有的理性存在，它促使人发展自己，并通过它去创造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世界，只有在这个世界里，他才感到是在自己和同伴的家里。人所达到的每一个阶段都给他带来不满和困惑，而这极度的困惑又驱使人去探寻新答案。在人身上并没有天生的“进步冲动”；正是植根于人的生存中的矛盾使他采取了如今他所过的这种生存方式。由于失去了乐园，失去了与自然的统一，人成了永恒的流浪者（奥德赛、俄底浦斯、亚伯拉罕、浮士德）；他被迫前进，不倦地致力于填充自己知识的空白，从不知变为知。他必须向自己说明自身，说明自己生存的意义。他被驱策着去克服这一内在的分裂；他渴望“绝对”，渴望另一种和谐，一种能消除使他与自然、与同伴、与自身分裂的祸根的和谐，并为此而殚精竭虑、苦恼万分。
这种人性的分裂导致我所说的存在的两重性，因为它们深植于人的生存之中。这些两重性是人无法消除的矛盾。人只能以各种方式（如人的性格和文化）来反抗它。
最基本存在的二重性是生与死。我们必然会死亡，这种事实对人来说是不可更改的。人意识到这种事实，这种意识极为深刻地影响了人的生存。但死亡毕竟是生存的对立面，是与生的体验格格不入、水火难容。对死亡的种种认识仍然不能改变这种事实：死亡绝不是生存有意义的一部分，但对人来说，却不得不接受死亡；因而，凡是与我们生存有关的东西，都变得毫无意义。斯宾诺莎曾说：“人们把得到的一切都奉献给自己的生存，智者只考虑生存而不管死亡。”人老想用些意识形态的东西来否定这种两重性，比如，基督教的灵魂不死说就提出永恒的灵魂，以此来否定人的生存以死亡告终这种悲剧性事实。
人无法逃避的死亡还导致另一种两重性：每个人都是整个人类种种潜能的承受者，但人生存的短暂历程不允许人将其充分实现，即使在极顺利的环境也是如此。只有当个体的生存历程与人类的生存历程合二为一，个体才能参与历史行程中的人类发展。人的生存在族类进化行程中的某一偶然的时刻诞生和消亡，而与个体全面实现自己的种种潜能的要求产生了悲剧性的冲突。这一个体能够实现的潜能与个体实际上实现的潜能之间存在抵触，至少使人具有暗淡的观念。在此，意识形态又想虚设死后生存的完善来调和或消除这种矛盾，有的提出个体自身历史周期是人类最高的无以复加的成就。还有的人认为，生存的意义并不在于将它充分地加以展开，而是在于履行社会义务和社会责任；个体的发展、自由和幸福都是次要的，与国家的福利相比则不值一提，甚至不惜设想一种永恒的力量，凌驾于个体之上。
人是孤独的，同时又处于一种关系中。人之所以孤独是由于他是独特的存在，他与其他任何人都不相同，并意识到自己的自我是独立的存在。当他依据自己的理性力量独立地去判断或作出抉择时，他不得不是孤独的。但他又无法忍受自己的孤独，无法忍受与他人的分离。他的幸福就依赖于他与自己的同伴共同感受到的一致性，以及与自己的前辈和后代共同感受到的一致性。
在个体和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历史矛盾与存在的两重性完全不同。历史的矛盾并不是人类生存的必然部分，它是人为的，并且能够得到解决，既可在矛盾产生之际予以解决，也可在人类历史的后一阶段予以解决。当今的历史矛盾是，一方面用于物质满足的技术手段高度发展，另一方面又没有能力把这些技术手段专门用来保障人民的和平与幸福。这种矛盾是可以解决的；它不是带有必然性的矛盾，只是由于人们缺乏勇气和明智。古希腊的奴隶制也许是相对说来无法解决矛盾的一个实例，它的解决只有在以后的历史阶段，人口平等的物质基础建立起来以后，才有可能达到。
存在与历史的两重性的区别很重要，因为将这两种两重性混而不分的现象极为普遍。那些对维护历史的矛盾感兴趣的人，总是哀于证明这些矛盾是存在的两重性造成的，由此而坚持认为历史的两重性无法改变。他们企图使人相信：从未有过的就不可能有，并企图让人顺从地承受自己的悲剧性命运。但这种混淆两类矛盾的做法并不足以阻止人们去解决这些矛盾。一旦面临矛盾，人就不甘处于被动的地位，这恰是人类精神的本质特征之一。这种积极性就在于以解决矛盾为目标的运动之中。人类的各种进步都应归功于它。如果要人在行动上不表现出他的种种矛盾意识，就必须从根本上否定这些矛盾。为了和谐和完成这一否定，矛盾在个体生活中成了合理化的功能，在社会生活中成了意识形态（即社会性合理化）的功能。然而，如果人的思想只满足于理性的回答，满足于真理，这些意识形态就会失效。可是，把社会上大多数人共有的种种思想当作真理来接受，这也是人的诸种特性之一。一旦舆论或权威提出了一种四平八稳的意识形态，人的心灵就安然了，尽管他自己本身并没有整个的平息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