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的宗教信念是什么，政治信念是什么，是一件有趣的事。第一个问题回答起来比较简单，因为他自己在好多作品中都有明白的表示，“一个幻像的未来”中更是清楚。他认为信仰高特实际上是一种固执的愿望表现，就是渴望着有一个完全能保护自己的父亲人物！渴望着被帮助，被拯救，而事实上，人只有靠他自己才能救自己，即或不能救自己，也可以帮助自己，而要救自己或帮助自己，他惟一的办法就是从他幼稚的幻像中觉醒过来，用他自己的力量，理智和技术。
要想描述弗洛伊德的政治态度则比较困难，因为他从来没有把这一方面做过系统的表白。而且他政治态度的本身也比他的宗教态度复杂与矛盾。弗洛伊德有他急进的一面，这是可以明显看出来的。以前我们曾经提过，在学校的时候他跟布朗很要好，他可能深受社会主义观念的影响。当他进大学以前，他计划攻读法律，以便从事政治，这时他一定对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怀着热忱。他对约翰·史都华·米尔一定有过共鸣，因为他把米尔的书译为德文，而到了1910年，他这种理想仍旧存在，因为他那时参加了“国际伦理与文化联系会”。
但是，弗洛伊德虽然在早年有过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倾向，他眼中所看到的人始终未超过19世纪中产阶级那种样子的人。事实上，我们要想对他的整个心理学体系有所了解，就必须先弄清楚，他这个体系是以什么样的社会哲学为基础。
让我们先看一看弗洛伊德的升华概念。
弗洛伊德认为，跟“民众”不同的“优异分子”，由于不去满足本能欲望，由于自我剥夺，而“节省”了精神资本，用来达成文化成就。弗洛伊德从没有把升华完全清楚的解释明白，不过可以看出来，升华和整个秘密，就是19世纪中产阶级神话中资本形成的秘密。——财富是由节省而产生，同样，文化也是由本能的受挫折而产生。
弗洛伊德还接受了19世纪另一种对人的看法，并把这种看法纳入他的心理学学说中去；这种看法就是，人基本上是侵犯性的和竞争性的。在《文明及其不满》这本分析文化的书中，他把这一点表现得最清楚不过：
人类者狼。谁有胆量反对这句话呢？他亲眼所见的，他在历史中所看到的和证据已经太多了。这种残忍的侵犯性通常都是在等待着激发，不然它便转而去从事别的事情，它可以由早年的一些方法来达到目的。当它遇到有利的环境，当心灵中通常在对它发生禁止作用的力量不发生作用的时候，它常常表现出来，而显示出人是野蛮的禽兽，对他来说，善待他的同类是一种陌生的思想。
这种天生具有侵犯性的看法，也使19世纪的人认为人天生具有竞争性。“由于人与人之间原本的敌意，文明社会始面临着分崩解体的威胁。”在经济不平等中所显露的这种敌意只是表面的一层。“取消私产是剥夺了人的侵犯性的一个工具，无疑，是剥夺了一个有力的工具，但绝不是最有力的。”那么，人的竞争性中最强有力的根渊又是什么？那是男性想要不受限制的，无限的接近他们所渴望的一切女性的愿望。最早的是父亲与儿子因母亲而竞争；然后是儿子之间为了一切可接近的女人而互相竞争。“设若个人对物质的权利被取消，在性关系上却仍旧存留着特权，这必然会在其他方面都已平等的男人和女人中造成最强烈的愤恨和敌意。”
在弗洛伊德时代的中产阶级看来，人原本上是孤立的和自足的。由于他需要某些货物，他不得不去市场，去跟一些需要他所卖而又能卖给他所需的人见面，而这种互惠的交易便是社会结力的本质。弗洛伊德在他的欲力学说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念，只不过他用的是心理学词汇，而不是经济学词汇。人基本上是一部机器，由欲力所驱使；欲力造成紧张，紧张产生痛苦，这部机器需要把这种痛苦的紧张减低到某种最低的界限，而这种需要就是这部机器的制衡了。这种紧张的减低，是快乐的本质。为了达到这种满足，男人与妇人互相需要。他们互相从事于他们欲力需求的满足，这便是他们为什么互相感兴趣。然而，基本上他们还是各自孤立的，正像市场上的买主与卖主一样；虽然为了满足本能的欲望他们互相吸引，但他们永远未曾超越他们基本的孤立。在弗洛伊德看来人之所以是一种社会动物，只是由于他们必须互相满足需求，而不是由于他们有一个更基本的需要——需要互相关连。
弗洛伊德的19世纪中产阶级对人的看法还有另一个层面，就是欲力的“经济层面”。在弗洛伊德看来，欲力总是定量的，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去花费它，或者用另一种方式去花费它，但它总是受物质法则所统治的：花费了的就不能再恢复。弗洛伊德的自恋便是以这种看法为基础；他这个概念认为，欲力不是向外发送，就是向自我发送；他的破坏性冲动的概念也是如此；不是指向他人，就是指向自己；而他认为兄弟爱的不可能，更是基于这种看法。在我们前面已经引述过的文字中，他便用（定量）的概念来说明“爱人如己”是一个荒唐的诫命。
我的爱似乎是一种价值的东西，我没有权利不加思索就抛掉。……我爱他甚至是错的；因为所有那些属于我的人都把我的爱视为他们的特权，如果我把一个陌生人放在跟他们平等的地位，对他们来说是不公道的。但是，如果我爱他（用那普遍的爱）只因为他是地球上的一个居民，就像一支昆虫、蚯蚓或草蛇一样，则我怕只有一小点点的爱可以分到他身上，而且从种种理性法则来说，我给他的爱也不可能像我有权为自己保留的爱那么多。
无需赘言，弗洛伊德在这里说到爱的时候，就好像在说财产或资本一样。事实上，他用的论证正是那种不懂社会主义的人用来反对社会主义时所用的论证：如果所有的资本家都把他们的钱分给众人，每个人也不过只能得到一点点。
19世纪的经济学家和一般人，对人性都有一种看法，而这种看法正好可以用来证明当时的资本主义是人类的生存最好的办法，因为它满足了人类天生的欲望。任何时代的意识形态家都会这样做，而且必须这样做，因为要使人接受某种社会秩序，最好使人相信那种秩序是自然的，因此也是必需的，是好的。我在这里想要指明的是，弗洛伊德从没有超出了当时的社会对人的看法。他甚至对当时流行的概念还提供了贡献，因为他使人觉得这些概念是在欲力和欲力的运作中有根深蒂固的根源。在这一方面，弗洛伊德为19世纪的经济体系所提供的支持是当时的经济学家所想像不到的。他的“性欲念的加深和扩大”，弗洛伊德对人的看法只有一处跟当时的传统看法有差别：当时认为正常的那种性抑制，他认为过分了，实际上导致了精神官能症。然而，他的这一点差别并不是在对当时的传统看法起了基本的怀疑，而只是像所有的自由派改革家一样，想在传统的概念架构之中来缓和人的负担。
弗洛伊德在学说上对人性的看法固然跟当时大多数人一样，他在政治态度上也没有什么不同，尤其是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态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是人心的最高的测验，不能把当时人的人心显示出来，也把他的理智、他的现实态度显示出来。可是，“弗洛伊德对宣战的直接反应，”钟士写道：
“是出人意料的。我们本可料想这样一个58岁的和平的博学之士，会像许多人那样，带着恐惧来迎接它。可是不然，他的第一个反应是那种年轻人的热忱，显然是他童年的军事热情的觉醒。柏屈拓德的鲁莽行动他说是‘无畏的行为，使紧张得以松释’，又说是30年来他第一次觉得是奥国人。……他完全被这件事迷住了，不想做任何工作，把时间都用来跟他的弟弟亚历山大讨论当天的事情，就像他自己所说，‘我所有的欲力都给了奥匈帝国。’
很典型的，他把战争的事件跟他的心理分析学运动的战争相比。在给希屈曼的一封信中他说：‘我们战胜了瑞士人，但我怀疑德国人能不能最后获胜，而我们又是否可以坚持到那个时候。我们必须对此抱着强烈的希望。德国人的怒气似乎是这件事情的保证，而奥地利的新生可以期待。’”
钟士把弗洛伊德的战争热忱“解释”为“显然是他童年的军事热情的觉醒，”这是钟士典型的偶像崇拜解释法，也是正统心理分析学的观点。但弗洛伊德的战争热忱中含有政治问题与道德问题。钟士为了报告出弗洛伊德的这项反应，大概觉得有点尴尬，因此接下来说，“然而，这段情绪只延续了两个多星期，弗洛伊德又恢复了正常。”但实际的情形却并不是如此，而钟士的报告也把这种情况透露了出来。他只是从他对奥国的热忱中“恢复了神智”，另外就是从一种也不大合道理的动机中复杂了理智。“奇怪得很，”钟士写道，“弗洛伊德的情感之所以产生相对的改变，是因为他厌恶他那新的祖国在塞尔维亚之战中所表现的无能。”但是，就德国方面来说，他却是好几年以后才恢复神智的，而不是两个星期。一直到1918年，弗洛伊德还在希望德国胜利——尽管在那个时候他似乎已经看到不可能了。只有当战争到了最末期，他才从他的幻像中恢复过来。但是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或许再加上他个人在这件战事中的自我欺骗，可能对弗洛伊德的心智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也发生了理清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早期，弗洛伊德与爱因斯坦就“是否有任何办法可以阻止将来的战争”互相通信讨论时，他说他自己和爱因斯坦是和平主义者，毫无疑问的表明了他对战争的反对。一方面他认为人易于从事战争是因为人有死亡本能，另一方面他则提到，随着文明的进展，破坏性的倾向化，和由于另一场战事所可能造成的毁灭的恐怖，在不久的将来一切战争都将终止，或许不是一个乌托邦的想法。
但在给爱因斯坦的信中他也同时表露出一种很偏于自由主义右翼的政治态度。这个态度他在“一个幻像的未来”中也曾经表白过。他声称，人由于天赋的而不可以改变的不平等而分为领导者与依赖者。后者是大部分人，他们需要一个权威为他们做决定，他们对这个权威多多少少是绝对服从的。惟一的希望是这一批优异分子是由人中的贵族组成，有能力应用头脑，在为真理而战中，无所畏惧。理想当然是“一批把本能生活臣服于理性之独裁的人。”
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弗洛伊德的基本理想，即是要用理性来统御本能，并掺和着一种对一般人的深深的不信任，认为他们没有能力指导自己的命运。这是弗洛伊德生命中悲剧的层面之一：在希特勒得胜的前一年，他对民主绝望了，而认为由有勇气的、自我挫折的少数优异分子来独裁是惟一的希望。这不就是只有经过心理分析的优异分子才能指导与控制懒惰的大众一样的说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