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要把心理分析运动的半政治性质说明一下。要为这一节做一个导论，我认为最好的莫过于钟士的弗洛伊德第三卷（名叫“生活”）第一部分的目录。目录的标题如下：从孤立脱出（1901～1906）；国际承认的开始（1906～1909）；国际心理分析协会，反对，不合（1911～1914）委员会；战争的岁月（1914～1919）；重新联合，讨论，进步与不幸；名誉与痛苦；维也纳最后的岁月；伦敦——终止。
如果只看这些标题，你一定会觉得这本书在讲某一个政治运动或宗教运动，讲它的成长与分裂；如果说这竟是某一种治疗学的历史，或心理学学说的历史，你一定大为吃惊，超乎意料。但心理分析学却是一种有征服世界的精神的运动，而且这种精神在心理分析学的早期就具有了。1910年以前，弗洛伊德已经完成了他最重要的发现，写了一书和论文，供维也纳为数不多的医生和心理学家阅读。到这时为止，弗洛伊德的活动跟其他有原创力的科学家们并无不同。但这种活动不能使弗洛伊德感到满足。在1910年至1914年之间，用钟士的话说，“发动了所谓‘心理分析运动’，这并不是一个悦耳的名称，不过，不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这样用它。”这几年，日渐获得的成功与承认产生了很大的欢喜，但那些受到重视的党徒之间的不合却大大地破坏了得来的欢喜。……弗洛伊德为了应付由此而起的问题深感困惑烦恼。然而此处我们只讲那光明的一面，就是新观念的日渐流传，而对弗洛伊德来说，这自然是一件重要的事。
我曾提过，在这个“运动”创立之前不久，弗洛伊德写信给荣格，说他想促使支持他的人去加入“某种更大的组织——一种为实际的观念而行动的组织”。他认为“国际伦理与文化联会”可以作为一个初模，让他和支持他的人更加以组织。但“国际心理分析协会”的想法不久就被国际心理分析学联会取代了，后者定的名为“国际心理分析协会”。
这一个协会的立会精神和一般的科学会社是不同的。它是用一种相当独裁的精神组织起来的。在议会没有召开以前，弗兰兹写信给弗洛伊德说，“心理分析学的情况不适于用民主平等的方式，应当像柏拉图的哲学家之治一样，有一个优异分子的核心[1910年2月5日，给弗洛伊德的信]。”三天以后，弗洛伊德回信说，他早已有同样的想法。弗兰兹对这一个原则还有更进一步的建议。他认为应该成立一个国际协会，各国则成立分会，此外他更认为“任何心理分析者所写的论文或发表的演说，事先都应得到认可。”这当然太过分了，难以接受，但这表现了弗洛伊德与弗兰兹在草创这个运动之初的精神。
第二次会议则把政治会议的特点表现无遗。“弗兰兹的论文宣读之后所引起的讨论是如此激烈，”钟士记述道，“以致必须延到次日。”当弗洛伊德提议把主席和书记的职位给予瑞士籍的分析家，情况就变得更糟了，因为许多年来忠心耿耿的维也纳分析家受到了冷落。
弗洛伊德察觉到要建立一个更广泛的基础是有益处的，而这样的基础是维也纳的犹太人所不能提供的。他必须说服他的维也纳同事，让他们接受这一点。听说他们有几个人正在史提克旅社开抗议会议，他便赶去参加，强烈地请求他们步调一致。他强调周围的恶毒敌意，说明必须要有外来的援助来对抗。然后，他戏剧化地把他的外套抛到后面，启言道：“我的敌人想要看我饿死；他们甚至要把我的外套剥下来。”
这一段话中所寓含的饥饿情绪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此外也可以看出来一个政治领袖的戏剧化的、有点歇斯底里的姿态，以便强迫他的党徒接受他的看法，那就是要使心理分析学变成世界性的运动，而因此就必须把领导权从维也纳的犹太人手中转让到瑞士的非犹太人手中。荣格，可以这么说，要成为这个新宗教中的保罗。但弗洛伊德也采取了其他的政治性步骤来安抚叛乱中的两个领袖。他宣布辞退维也纳协会的主席职位，让亚德勒来担任。此外，新的期刊“年报”是由荣格担任编辑，为了平衡这一点，弗洛伊德也同意由亚德勒和史提克联合编辑“心理分析学中心刊物”。这样他们才安静下来，同意让他担任新期刊的懂事，让荣格担任协会主席。
从这一段记述中我们可以明白的看出，推动着弗洛伊德，弗兰兹等人的，是一种似宗教运动的热情，他们要领导这个运动，举行会议，开秘密会议，攻击和安抚；他们的态度和一般科学家很不一样，因为一般科学家所关心的只是他们的研究问题和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不久以后，弗洛伊德处理他跟伟大的精神病学家布洛勒的冲突时也同样表现了这种政治精神。这一年的年底，弗洛伊德写信给普菲瑟说：“为了布洛勒我感到很苦恼。”我不能说我不计任何代价都要要他，因为毕竟荣格跟我更为亲近，但只要不伤害到我们的原则，我甘愿为布洛勒牺牲任何东西。不幸的是我希望不多。
最初几年是联合一致的，以后意见的不合便开始造成这个运动的分裂。表面上，不合是起于学理上的意见，而实则这只是原因之一，另外便是意见不合者之间的领袖欲，他们各自想成为新支派的首领，而弗洛伊德与他的门徒心中的政治精神和狂热精神也是促成分裂的主要原因。但是不合与分裂的形成，仍旧不只跟弗洛伊德和他的反对者的性格有关，而且跟这个运动本身的结构有关。心理分析运动既是一个为了它的理想而要征服世界的阶级组织，则它运用这些方法是理所当然的。它和其他有侵犯性的宗教运动和政治运动并没有什么不同，这种运动都是以一种教条为中心，而它们的领袖也都是被偶像化了的。
跟荣格的绝裂在政治上所造成的危机和在弗洛伊德的心理上所造成的伤害比任何其他的分裂都严重；为了把心理分析运动紧密的结合起来，便成立了秘密的七人国际委员会（弗洛伊德在内），由这个委员会来监视和影响该运动的进行。这个委员会的不平常性质把心理分析运动的政治精神表现了出来。委员会的计划是由弗兰兹提出。1912年，亚德勒和史提克叛党，同年7月，弗洛伊德说他同荣格的关系也开始紧张；那时弗兰兹就对钟士说“理想的办法是把弗洛伊德亲自彻底分析过的几个人安置在各中心或各国。然而，这个计划殊难实现，因此，我[钟士]就建议，由信得过的少数几个人组成一个小团体就像老侍卫一般卫护着弗洛伊德。这会让弗洛伊德感到只有坚定的一伙朋友才能给他安全感，在以后发生分裂的时候，这么给他一种安慰。”这个建议得到了兰克和亚伯拉罕的热烈附议，而且当即加以讨论，这又是心理分析运动的典型特征。弗兰兹问兰克，他会不会一直对这个运动忠心，又写信给弗洛伊德说，“你必须时时留心钟士，切断他的退路。”
弗洛伊德对这个构想十分热忱，立刻回复钟士的信。
在我们的人中选择最佳的和最可靠的人来组织一个秘密会议，来照顾心理分析学的未来发展，在我去世后保卫它的免受人事和意外事件的妨害，这个想法直接合我心意……我敢说，如果我知道了有这么一个协会存在，照顾着我创造出来的这个东西，我的生与死都会比较容易。首要的是，这个委员会一定要完全秘密，它的存在和活动都是如此。……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心理分析运动的领班都要从一小撮精选的人中出来；我对人虽、失望已极，却仍然会对这些人推心置腹。
一年以后，这个委员会第一次开全体会议，包括钟士，弗兰兹，亚伯拉罕，兰克和萨克斯。为了庆祝这件事，弗洛伊德从他收藏的古董中捡了六枚古代希腊凹纹雕玉出来，送给他们每人一个，他们则把它镶在金戒指上。弗洛伊德自己就长久戴着这么一枚。数年以后艾丁根也获得了这么一枚，这便是萨克斯在他的著作中所说的七指环。
心理分析运动此后的发展便是沿着这个委员会的指示而进行的。弗洛伊德在“心理分析运动史”中便清楚地表露了这个运动的拟似政治精神。他数说这个运动在各国的种种胜利。他表示这个运动在美国的进展令他满意，并且很典型的加了这么一段：“但是，很显然的，正是为了这个原因，那抵抗力最大的古老城市才必然是心理分析之战最终的，最有决定性的战场。”他写他同他的对手之战时也同样表现出这种半政治精神，他说：“[反对心理分析学的]故事是我们这时代学科学的人难以相信的。但我必须马上声明，对于反对心理分析学的人，我绝不会只因为他是反对者，我就加以轻视，除非他是那种卑屑的小人，骗子或投机分子，这种人在战争的时候常常是骑墙派。”接下来弗洛伊德又说到“领袖”是必需的，认为凡是从事心理分析学的人都会有许多的陷阱在伺候，而“如果有教导和劝诫能力的人能够站在权威的地位，则会使他们避免这些陷阱。……应该设有指挥部，其职责是去宣布：‘所有这些无聊的东西跟心理分析学都不相干。’”
国际性的组织建立起来了，在许多国家也有分支组织；什么人有权称自己为心理分析者，有着严格的规定。这是一个奇观，因为在科学的领域中这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现象；这种学说数十年来不能越出它的创始人所作的发现，没有人有权自由地去修改宗师的基本主题。
即使是弗洛伊德的语言也有政治的色彩。他说到1910年的会议时，称它为“纽伦堡议会”，而这个议会“结束了我们的运动的童年期”。当弗洛伊德认为荣格过分地热衷于解释神话，弗洛伊德便警告他，并把这次的警告写信告诉钟士（1911年1月22日）：
我越来越相信他是一个来日之人。他自己的探索把他深深引入神话的境地，这个领域他想要用欲力学说的钥匙把它打开。不论我对这一切是多么同意，我还是要求他适时回到精神官能症的方面来。这里才是我们的祖国，我们必须在这里首先防卫我们的领土，以免任何东西和任何人的侵袭。
其他的领域弗洛伊德称之为心理分析学的殖民地，而不是祖国。这确实是一个立国者或政治领袖的用词。那倾慕马森纳元帅的男孩，要做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政治领袖的少年，那把自己认同为汉尼拔和摩西的成年人，把他创造的作品——心理分析运动——看成了为了一个理想而去解救——和征服——世界的工具。
这个理想又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却并不容易。弗洛伊德和他的追随者都抑制自己，不让自己察觉他们的使命。他们的观念直接看起来并没有准宗教的色彩。那只是一种治疗学的方法，是关于潜意识、抑制、抗阻、转嫁、梦的解释等方面的学说。在表面上看来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构成一个信仰核心。这个信仰的内容却一直是隐藏的。表面上，弗洛伊德否认心理分析学是任何人生观，世界观。“心理分析学，”他说，“在我看起来并不足以创造一个它自己的人生观。它也用不着这样，因为它是科学的一支，也就附属于科学的人生观。然而科学的人生观却用不着用‘人生观’这么高的名目，因为它并没有把一切事物都包括在它的范围之内；它是不完备的，因此也就没有宣布它是广包一切的，也没有说要建立一个人生观的体系。”这样，按弗洛伊德自己的话看来，他声明了心理分析学并没有要表现某一种特别的人生哲学；然而，衡量过各种事实以后，我惟一的结论是，弗洛伊德在意识层面上是如此相信，而且也要求自己这样相信，而实际上他却希望自己创立了一种新的“哲学的——科学的”宗教，但这个愿望他把它抑制下来，因此是无意识的。
然而，这同一个弗洛伊德却在一封给弗兰兹的感人的信中这样写道（1913年3月8日）：“很可能我们这一次真的要被埋葬了；对我们唱葬歌已经唱了那么多次，都是白唱，但这一次很可能不同。这会使我们个人的命运产生很大的改变，但丝毫不能改变那科学的命运。我们拥有真理；我现在和十五年以前一样确实这么相信。”
这真理是什么？这个心理分析学的宗教的核心是什么？是什么教条使它产生出能量来创立和扩展这个运动？
我认为中心教条在“自我与本”中表达得最为明白：“自我的进展是从认知本能[复数]到统御本能[复数]，从服从它们，到禁止它们。超自我——有一部分是起于对本我中的本能反动——在这种成就中做了很大的贡献。心理分析学是一种工具，其目的在逐渐征服本我。”在这里，弗洛伊德表示出一种“宗教的——伦理的”目的，就是用理性来征服热情。这个目的的根源来自基督教的新教，来自启蒙哲学，来自斯宾诺莎，来自理性宗教，但在弗洛伊德的概念中却有着它独特的形式。一直到弗洛伊德之前，人类一直想用理性来统治人的非理性感情，却不知道这非理性的情感是什么，或者说，不知道它们更深的根源是什么。弗洛伊德认为自己在欲力的欲求中，在这些欲求的抑制、升华，症候的形成等的复杂的转机中找到了人类非理性热情的渊源，因此他必然会相信，人类现在第一次可以实现他那古老的梦想了——自我控制，讲求理性。把他跟马克思相提并论，可以这样说：马克思认为自己发现了社会主义科学的基础，他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这跟他所谓的乌托邦的社会主义不同；弗洛伊德则认为他为古老的道德目标的发现奠定了科学基础，因此越过了宗教与哲学所提出的乌托邦道德。由于他信不过一般人，因此这新的科学的道德只能由优异分子来达成，而心理分析学运动则是积极主动的前锋，小而组织优良，要为道德的理想带来胜利。
或许弗洛伊德本可做一个社会主义领袖，或道德文化运动的领袖，或犹太复国运动的领袖；也或许他竟能——因为他不但想要解决人类生存的谜，也对人心广泛的科学感兴趣，再者他开始的职业又是医生，而且他又太敏感，太多疑，不适于做政治领袖。但是，在科学的外观下，他实现了他的旧梦——他成为了摩西，把允诺之地指示给人类，告诉人类用自我来征服本我，并告诉了人类征服之路。